本报讯（记者邓之湄）何谓“现代性”？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可能给出不同的定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就是工具理性的产生；女权主义者则将“现代性”等同于女性地位的显著提高。在西方，对于现代性产生的解释，也一直有着内因论和外因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美国当前最受欢迎的“加州学派”，就是外因论的坚强阵地；而赵鼎新，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则属于内因论的支持者。

　　“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是现代性诞生的两个核心因素。”赵鼎新于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一场讲座中，围绕国家、商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深入阐释了他对“现代性”及其诞生过程的理解。

　　作为现代性诞生的第一个核心因素，民族国家的形成要从民族主义的产生说起。在赵鼎新看来，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生经历了从封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到民族化战争的四个阶段。当战争从贵族和有钱人的“游戏”，演变为必须通过一个更强有力的力量来组织的高成本活动时，国家的力量渐渐壮大并最终成为主导。在这一过程中，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因共同抵抗外侮的需要而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降低战争组织成本，也有意在民众中宣扬和强化这种认同感。由此，民族主义日益滋长起来。

　　“不过，由于欧洲封建时代的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相对强大，欧洲的民族国家最终表现为一种弱专制、强协调的有机国家形式。”赵鼎新说。

　　至于现代性诞生的第二个核心因素——“工业资本主义”，其产生过程可能更为复杂。赵鼎新着重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何获取其合法地位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在漫长的“前现代”历史阶段，被视为资本主义思想精髓的“工具理性”一直处于社会思想的边缘。直到18世纪前后，商人逐渐获得了社会中的“强制性权力”。依靠这种强制性权力，蕴含着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价值逐渐得以“价值化”、“正义化”、“合法化”，并最终走到了社会意识形态舞台的中央。

　　当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因素都在欧洲同时具备的时候，现代社会就开始在这个大陆上生长起来。

　　不过，或许仍有人会问：“为什么是欧洲？”

　　对于这个问题，赵鼎新有他自己的答案。“西罗马帝国垮台后，由王室、教会、贵族、商人这四者所组成的精英群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始终达不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如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精英群体的内斗对于已经成型的精英政治结构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赵鼎新认为，正是欧洲在前现代阶段一直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才为现代性在欧洲的率先萌芽提供了可能。

　　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办，马研院国外部负责人冯颜利研究员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