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邓之湄）近日，“中日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与田野调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室、《民族研究》编辑部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党委书记张昌东，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民族社会研究部部长韩敏出席会议并致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创新与研究趋势、亚洲视野中的社会与民族文化变迁、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人类学的田野与实践等议题展开研讨。

　　深入田野 凝视世界

　　“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是一个人的马拉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说。

　　田野作业是每一个人类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经历，似乎唯有做过田野调查，才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人类学者。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特别客座研究员末成道男，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在中国、韩国、越南等地的民族聚居区开展田野调查，对田野工作的方法颇有心得。“田野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回访、调查者的参与程度都会给调查内容及之后的分析带来重要影响。”他比较了长期逗留调查与短期多次调查的优劣，发现相比于前者的显在优势，后者“可选范围较大、实施难度较小、每次离开都可获得宽广的视野、易于对长期变化进行观察”等好处，往往容易被忽视。

　　像末成道男这样，到海外对异域民族进行研究，在国外人类学者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中国人类学者来说，“走出国门”去“凝视世界”，却是近年才逐渐兴起的课题。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凝视世界的欲望和冲动，只是过去由于历史环境因素，这种欲望和冲动被压抑了。如今重新拾起自信，中国人正在经历从单向被注视，到对世界注视，再到与世界相视的过程。”高丙中表示。

　　这些年，巴西、日本、印度等国的人类学者和美国的拉美裔学者都在倡导“世界人类学群”的概念，即区别于“单数的人类学”的“复数的人类学”。专家认为，这种新的话语超越了原来基于中心—边缘关系的知识话语，使得共同体关系获得再结构化的机会。

　　“中国人类学积极参与其中，既受益于整个结构的改变，同时也推动着这个结构更快地向‘美美与共’的方向转变。”高丙中说。

　　注重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研究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国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国内有着丰富的民族研究对象和资源。其中，对不同民族关系及民族融合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生”与“熟”的族群分类观，自上古先秦时期就开始存在于汉文化当中。“近代以来，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文明观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族群‘生/熟’论最终被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理念所取代。”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周星表示。

　　尽管自古就有“生/熟”族群分类观，但汉族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从未停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蒙地开垦对于蒙汉经济文化交融的影响。他认为，蒙地开垦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通婚圈拓宽，汉语言文化向蒙古族地区渗透，以及蒙汉风俗习惯相互交融。从蒙汉融合的过程中，他还发现，蒙古游牧社会发生变迁的内在机制始终较弱，它每一次大的变迁几乎都来源于游牧社会系统的外在力量推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中方学者，以及来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多所知名高校的日方学者共40多人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