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作为一名有着30余年党龄的退休知识分子，回顾自己加入党组织的经历，我百感交集。

　　1954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奔赴工作第一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离校前，我向党组织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是在1954年“七一”前夕。以后，每年“七一”我都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或提交入党申请书，次数已记不清了，但有几次仍记忆犹新。

　　1960年6月，根据组织安排，我到云南省独龙江一带做独龙语调查。那是我第一次到该地区搜集材料。从区里前往调查点的路上，我们沿江边小路行走，路况越来越差。到了下午，上游倾泻下来的洪水越来越大，淹没了道路，一直没到我们腰部以上，我们不得不把材料顶在头上前行。万幸的是，洪水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到达调查点后，我又一次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其中写道：“如果我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而捐躯，望党组织能追认我为共产党员。”

　　1970年3月，我到干校参加劳动，决心在这里好好锤炼思想，在困难面前从未退缩。8月红薯丰收，为了节约粮食，我们顿顿吃红薯。不久我的胃病发作，由于认识不足拖延了病情，直到半个多月后才确诊为消化道出血，住进了县医院。那时医疗条件很差，我住院几天后血色素仍不断下降，最后与县里献血队联系，输了400毫升鲜血，病情才稳定下来。回到北京后，我的病情仍时好时坏，又经历了10多次消化道出血。1975年12月，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1976年1月上旬出院，我仅仅休息了3个月，又于4月初赴西藏做“三巴”调查。调查途中多次遇险，如在墨脱患了恶性疟疾，行军途中昏倒在雅鲁藏布江边，门巴族民兵把我背到区上，这才救了我一命。

　　1986年，我终于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入党历程很漫长，从第一次提交入党申请到正式被党组织接纳，我整整接受了32年的考验。这期间不管做任何工作，我始终把党员标准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早已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为自己标定了前进方向。

　　入党当年，我晋升了正高职称，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感召下，我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调查研究当中。我先后主编了《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方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中国的语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等；受国家民委委托，主持修订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个人出版图书30多种，发表文章300多篇。最近整理书稿时，我清理出一大箱“红本本”，包括各种各样的结业证书、聘书、荣誉证书、获奖证书。家人说：“这是荣誉，应该珍惜。”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单位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帮助，更得益于党组织的亲切关怀。现在的我已是耄耋之年，仍忍着病痛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工作，想为自己钟爱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再尽一份力，也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一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