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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影响城乡人力资本配置


2015年08月21日 09:35    来 源:社科院专刊总第309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春燕

  近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顺利结项。针对过去30年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该课题考察了跨区县人口流动对城乡及地区间人力资本均衡发展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课题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牛建林,请她谈谈相关研究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课题在以往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研究的基础上,有何新的发现?

  牛建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收集和利用最新的关于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的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乡城人口流动以及相应返乡现象对教育和健康资本的配置效应及其对这些人力资本增量的附加效应。我们发现,过去30年来,我国人口流动对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在城乡及地区间的配置状况和发展特征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配置效应而言,人口流动通过对流动者教育状况和健康特征的选择性,影响着城乡及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但相应选择性特征也随着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着重要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刚提到人口流动对流动者的教育状况具有选择性,具体有怎样的表现?

  牛建林: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本的乡—城转移特征显示,20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男性最早开始流向城镇,流动过程对教育资本的选择性较强。随着人口流动现象不断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和不同学历的青壮年女性先后加入流动队伍,流动过程对教育资本的选择性出现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地区各学历的劳动年龄人口流动的可能性普遍提高、加入流动队伍的时间总体上提早,流动对教育资本的选择性进一步降低。

  这些结论表明,各时期乡城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和重组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农村地区教育资本较高的劳动者在乡城人力资本转移中展现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吸引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近年来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止升为降的背景下,教育资本的高低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镇转移已不存在明显的影响,教育资本较高者的转移优势更多地表现为转移时间和市场竞争力方面。这些实证研究结论意味着,目前乡城劳动力流动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短期内转移劳动力数量的维持或增加已不能带来转移劳动力教育资本的相应提高;各时期农村地区向城镇转移教育资本的特征,经历了一个正向选择性较强到选择性不断下降的发展过程,这与工业化、城镇化理论中较高教育资本者率先实现城镇化的一般发展轨迹相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乡城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和重组产生了直接作用,那么这对于教育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是否有影响?

  牛建林:有的,与教育资本在城乡间的转移特征相对应,过去30年间,我国乡城人口流动也促成了教育资本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研究表明,尽管迄今为止远距离——跨越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人口流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教育资本的转移却呈现与规模特征不同的地区模式。现阶段,高水平的教育资本更倾向于在省内转移,相应特征对女性尤为显著。由此可见,乡城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本的配置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将优质教育资本保留在省内。随着地区发展格局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教育资本的转移也在发生着重要的调整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返乡潮”现象的不断发展,返乡过程对教育资本的转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返乡潮”并未导致较高教育资本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但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等技能资本的流动者回流的可能性更大,相应特征随时间呈不断增强趋势。这些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城乡及地区间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不同的现实;另一方面,教育资本在地区间的转移特征及其潜在变化趋势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人口流动对流动者的健康选择是怎样的?

  牛建林:与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本的配置效应相类似,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流出”与“返回”过程中均存在着明显的健康选择效应。平均而言,在我们研究考察的时期范围内,乡城流动者的自评健康状况与体测健康指标在不同程度上优于农村非流动者,流动者自报的急性和慢性病症发生的可能性更低,体测结果中存在亚健康状况的可能性也更低。这些健康差异主要源于“流出”和“返乡”两个环节对健康特征选择的综合效应:一方面,在“流出”过程中,受流动成本、风险以及预期收益状况的影响,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更不可能进入流动群体,即流出过程对健康资本具有正向选择性;另一方面,在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流动者往往会及早结束流动过程,即返乡(主要是被动返乡)过程对健康资本具有一定的负向选择性。综合这些选择效应,乡城人口流动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城乡之间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的转移效应。这种转移和配置效应在客观上警示着,促进城乡及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地区的多部门合作,尽可能地降低由于历史时期遗留的制度障碍、社会保障政策的地区分割等因素而导致的健康资本的额外损耗;改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健康资本与流动现象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除了上述配置效应以外,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发展变化还存在直接的附加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直接的附加效应是什么?

  牛建林:我们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现象对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具有重要的影响。伴随着农村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就业机会、劳动回报率以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差距和对比以一种显性化、直观的方式展示在农村社会中,不断冲击着农村社会关于教育投资的认识和理念。受此影响,不少新进入或即将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提前结束教育经历;这些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初中)辍学的农村青少年,更有可能加入外出务工的流动队伍。在一定意义上,乡城人口流动现象改变了一些农村社区关于教育投资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氛围,对这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客观不利影响。

  此外,过去30年来,乡城人口流动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户籍制度以及城乡社会经济分割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是,乡城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融入性普遍较差,其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存在较为突出的健康风险。这些因素对流动者健康资本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额外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在考察时期内,乡城流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流动者健康资本的损耗。这些直接附加效应与上述配置效应共同作用,对城乡及地区间人力资本均衡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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