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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稳经济增长仍靠投资


2014年04月30日 09:16    来 源: 光明网北京4月29日     作者:记者李瑞英

   光明网北京4月29日电(记者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报告)》(李扬主编 ,李平、李雪松、张平副主编 )发布会,2014年4月29日在北京举行。会上,专家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左右,增速比上年稳中略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提出,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2014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提出,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产业结构优化,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效益趋稳;物价保持稳定,资金流动偏紧;外需弱势复苏,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受制于产能过剩、债务风险等问题,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虽然依就稳定增长,但仍然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导因素,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将进一步减少。当前各项稳增长措施需要温和持续,过度的刺激性政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各项宏观调控可以适当放宽经济增速的下限,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以便为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留出空间。

  李扬副院长认为,从美国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远未逝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的治本之策,是对行之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他说,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告诉我们:依靠投资来主导经济增长,很容易助长唯GDP倾向,恶化国民收入分配,忽略环境资源约束,造成生态破坏,并形成产能过剩。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增加投资来稳定经济,那么,能否高度警惕并认真防止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投资弊端,关乎政策的成败。于是,认真研究“投什么”、“谁来投”、“怎样投”的问题,便成为政策的关键。换言之,沿用传统的工具来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是这种工具自身首先需要深度改革。

  李扬副院长在谈“投什么”问题时指出,就投资领域而言,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其一,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应当认识到,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不仅增加了当期投资,而且对长期拉动消费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的远期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和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改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促进农民工进城定居,充分释放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在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健康服务业这一新兴服务业所蕴涵的巨大需求。该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其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从外部增加此类投资的常规路径固然可循,但更应该考虑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内在地调动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避免无形损耗可能带来的损失,应允许它们以更大幅度加速折旧。与基于预计可使用年限的平均折旧法(所谓直线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递减折旧法)能更快地摊销应折旧金额,使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使用期内尽快得到补偿,加快设备投资的现金回流,更有利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其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特别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频现的新形势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能为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的问题提供治本路径。从目前来看,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都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李扬副院长分析“谁来投”时说,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他指出,在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是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和实践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对上述领域的全面渗透,这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基于这些实践,经济理论对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有了新的概括,从而为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开拓了可行的空间。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应尽快改革投融资体制,着力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向社会资本让渡部分所有权或经营权,进而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

  关于“如何投”?李扬副院长强调,不能贷款,要用资本去投。他指出,“如何投”有两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一是债务依存度过高。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据首位。一般而言,随着传统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中介活动快速发展和金融脱媒趋势加速,债务性融资比重将逐步下降,股权性融资相应上升。中国的情况则不然。金融的脱媒并没有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那样,导致股权融资比重上升,多数情况下,只是改变了间接融资的路径。通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中国的间接融资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为分散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需要认真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优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为此,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性投资比重。二是资金成本上升。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资金价格上行的态势凸显。从资金供给侧看,在货币信贷存量较高、社会融资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部分空转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应对以监管套利为主要目的的同业业务的无序扩张,根本手段是进一步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对银行体系的信贷额度控制和贷款投向管制(改用各种监管指标的管理);应尽快改革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分业监管格局,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通过体制内外资金成本的收敛来缩小利率双轨制带来的息差交易空间。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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