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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约克大学人类学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田野


2017年09月08日 08:27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9月8日总第407期     作者:邓之湄

  本报讯  (记者邓之湄)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快速发展,研究对象和领域不断拓展。人类学也不例外。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学科从哲学基础、核心观念到基本方法、研究范式等,都存在着再思考与再探索的可能。

  以“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田野:挑战与机遇”为主题,8月28—30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约克大学人类学国际研讨会,集合国内外该领域众多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

  “文化”能否被“解读”?

  格尔茨是人类学重要分支——解释人类学(或称解读人类学)的标志性人物。1973年,格尔茨发表了《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以下简称《浓描》)一文,记录了他对20世纪社会科学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思考的结果,其所揭示的问题给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来者们留下诸多困惑。

  围绕这篇20世纪社会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华认为,格尔茨试图给原本含义混淆的“文化”一词做出更精确的定义,但最终坠入“文化黑洞”,以虚无主义告终。同时,解释人类学所秉持的“解读法”,以追求特殊性为己任——这与以揭示普遍性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之间存在逻辑性的对立,可谓方法与目的南辕北辙。

  “格尔茨求索历程中,文化黑洞和西方哲学传统(解读法等)构成了解读人类学遭遇彻骨之寒的双重根源。”蔡华如是说。

  然而,批判归批判,在大多数人类学者眼中,格尔茨的勇气、敏锐和学术造诣依然令人赞叹,精诚动人。“继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之后,解读人类学构成20世纪社会科学史上最后一个波普尔式试错的经典案例,是一个里程碑。”蔡华说。

  民族志价值何在?

  由格尔茨引发的思考不止于此。在《浓描》中,格尔茨将民族志视为小说的同类,认为其不具有客观性。随后,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也以一篇代表性文献掷出“民族志者不可能真正认识异文化”的观点,从而在全球人类学界引发了近30年时断时续的讨论。

  民族志,作为一种公认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其价值究竟何在?

  众所周知,民族志的主要特征包括:长时段地沉入田野,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完成从“客位”向“主位”再向“客位”视角的转变,“细致入微地认识”并“井井有条地描写”研究对象的制度、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后果等,最终实现对异文化/他者的理解——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难以言表的魅力和极大的挑战性。

  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凯利认为,民族志作为定性研究的有力工具,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上的参考和借鉴,尤其在比较研究方面,民族志可以从微观层面提供更为细致的经验视角。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副教授让·米歇尔·蒙迪森对此深有感受。他从该学科的研究经验出发,认为民族志方法为国际关系学拓展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传统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实践以理性、客观、科学为特征。而民族志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方面,都完全异于国际关系学所坚守的信条。”在蒙迪森看来,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作为一种“解放性实践”,有助于打破国际关系学在国际政治问题研究领域的方法学“垄断”。

  对于蔡华而言,民族志绝不是“游记”或“文学文本”的同义词。为民族志的科学性正名,不仅事关人类学的根基,更关乎整个社会科学。

  虽然一如克利福德所指出的,民族志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不可能不对研究者对异文化的认识产生干扰。但蔡华认为,通过当代人类学理论、方法严格的专业训练和深入持久的田野工作,这些干扰能够被排除。“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整个社会科学活动并非徒劳。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它是支撑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基础。”

  全球化时代,面对急剧变化的人类社会和学术田野,约克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卡洛塔·麦卡利斯特看到了民族志应用于变迁的社会情境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她指出,在相对封闭和传统的社会进行田野工作,较之于在开放性和现代化的社会开展田野工作,民族志工作者所面临的田野工作伦理和方法的挑战存在很大差异,这值得关注和更多探讨。

  仪式有何意义?

  在少数民族和传统社会的田野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现代工业社会中从未见过、在经验层面难以理解的仪式。事实上,仪式一直是人类学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

  受语言学、符号学的影响,西方学界曾一度兴起对仪式话语的“述行解读”,即将其作为独立的文本进行研究。然而,随着学科的发展,后来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人类学对于仪式的交流和表达功能的过度强调,晚近的一些仪式研究逐渐从研究“作为词语的行动”,走向研究“作为行动的词语”。

  依循这个思路,来自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晋考察了位于川滇边境的纳人(摩梭人)族群。他发现,纳人达巴(负责该族群仪式和占卜的专家)在“木卡布”仪式中的唱诵,有着高度结构化、意义不透明等特点。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唱诵的功能并不在于使人理解进而产生精神上的“象征效用”,而是作为推动仪式行动的“引擎”,构成了达巴仪式过程的核心。

  对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反思和突破不止于此。以往研究一般认为,仪式治疗具有心理安慰作用。但在关于海南美孚黎仪式治疗的研究中,人类学者观察到,这里的人们经常为不在场的患者或患病的婴幼儿进行仪式治疗,心理安慰说似乎难以对此做出解释。

  在详细考察了美孚黎的疾病观念和仪式治疗的文化逻辑后,来自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刘宏涛认为,由于这一族群从文化上将病因归结为人的结构性构成不完整或不纯洁,认为失序的文化世界是身体不适或家庭不幸的根本原因。所以,其仪式治疗是通过“结构性重聚”或“结构性排异”从文化观念上完成对患病个体结构构成的矫正。也就是说,他们矫正的是失序的文化世界,并不关心仪式活动本身是否具有心理安慰作用。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传统“仪式”正逐渐淡出现代社会生活,但关于“仪式”的讨论和解读,从未淡出人类学的视野。

  作为一名对云南花腰傣持续跟踪研究十年的人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吴乔从花腰傣寻找“社头”、祭祀“月亮姑娘”等仪式中看到了更多。

  “人类学家关注那些看似边缘的对象,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异文化环境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从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化中抽离出来,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观照自身的文化,摒弃那些曾以为理所当然的绝对观念,认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一些更为普遍的东西。”吴乔说。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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