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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举办“近思”系列讲座第七场

学者阐释中西哲学中的“生生”


2017年10月13日 08:50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10月13日总第411期     作者:毛竹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举办“近思”系列讲座第七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应邀作题为“论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的讲座。

  吴飞讲座主题的背景源自其对复旦大学教授丁耘的《生生与造作——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以下简称《生生与造作》)一文的回应与探讨。

  海德格尔曾把他对西方哲学“另一开端”的探寻,追溯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源初境遇,也即源初意义上的“phusis”(自然)上。在《生生与造作》一文中,丁耘借用海德格尔的惯用语,将西方哲学的第一开端称作一种“机巧”(Machenschaft),它蕴含着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科学三分法之中的“poesis”(制作)和“techne”(技艺)两个层面,丁耘将后两者统称为“造作”。沿着牟宗三先生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研究道路,丁耘试图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中的“生生”与古希腊哲学中“phusis”的含义之间具有近似之处,从而阐明“中国古典思想之精义,在于以生生摄生成”。因此丁耘试图以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生生”之义理,“重构亚氏哲学、并进而回到儒家义理学的传统,开辟哲学的新道路”。

  吴飞在讲座中简要总结了丁耘在《生生与造作》一文中的核心观点,认为探讨与回应丁耘观点首先需要区分三个层面,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阐释,以及丁耘本人对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但困难在于丁耘对这三个层面问题的讨论往往是重叠在一起的。吴飞表示,丁耘的文章仍然有意犹未尽之处,丁文的首要问题在于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和目的因合一的角度就可以诠释“生生”、摆脱“制造”的架构。吴飞认为,无论是强调以动力因统摄目的因,还是相反,都无法摆脱笼罩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制造”框架。吴飞进而指出,丁文的题目虽是《生生与造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丁文之中几乎没有正面谈及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生生”问题。

  随后,吴飞分别从亚里士多德通过“生”的大量例子来谈自然物的四因,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生生”的阐发两个角度,进一步澄清了中西哲学开端之处对于“生生”问题的理解。

  “正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取像于技艺制造开始了西方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则取像于自然生生开始了中国的哲学思考。这两种取像都是哲学的开端,或者说前哲学的观念,无法证明哪种正确或错误。但二者都成为伟大哲学体系的开端命题,因而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模式和特别观念,同时也面对一些共同的源初生活体验和问题。”吴飞认为,总的来说,尽管丁耘所援引的基于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生生”与“造作”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阐释力,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直接用于解释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阴阳”与“生生”之模式。

  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用“生生”模式来重新解释现代文明中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生活现象,既吸纳“制造”模式的成果,又克服其问题,从而为人类文明找到另外一条生生不息的思路?这正是吴飞在讲座中试图探讨与解决的理论问题。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三联书店、武汉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及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毛竹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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