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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考古展现生动的播州社会史


2018年05月11日 09:25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8年5月11日总第437期     作者:杨阳 社考

  本报讯  (记者杨阳  通讯员社考)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4讲,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以“盛世华庭——杨粲墓石刻及其反映的播州社会”为主题,介绍了贵州土司制度及土司考古的最新研究进展。

  周必素说,近年来,贵州省文物部门着力推进土司考古,在工作中,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贯穿聚落考古学理念,旨在摸清遗存的先后及共时关系,全面认知土司遗存的文化形态与交流以及土司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

  据了解,土司制度由南宋时期的羁縻之治转化而来,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族群首领担任,有与中央职官体系对应的职级,对中央履行一定义务,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有其兵、世掌其民。

  唐末,“南诏之乱”使杨氏家族有了进驻播州、世袭罔替的机会。文献记载,876年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开始了杨氏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至此,杨氏作为地方政权统领播州725年,历27代30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发现来看,播州杨氏的族属以汉族为主流,西南少数民族特征较少。

  贵州省文物部门针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发现播州杨氏土司13世杨粲墓,并于1957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又发现了高坪、新蒲、雷水堰、赵家坝等杨氏土司墓地。截至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司治、关屯、土司墓地等遗存100余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周必素表示,播州杨氏土司墓有附祖、附夫而葬,并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浓郁的风水堪舆观念。大量的墓葬材料为全面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杨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石室墓,石室内多有雕刻,出土遗物有金银器、四神像、陶俑、碑刻、铜鼓等。如杨价墓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及兵器,应与杨价的战功有关,墓葬出土器物与时代吻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铜鼓在杨粲墓内的出现,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杨粲墓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比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的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周必素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以及西南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杨粲墓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

  周必素表示,唐宋以来四川地区佛教密宗的盛行,特别是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浓郁的造像之风,亦是西南地区石室墓雕刻盛行的直接诱因,宋墓雕刻的盛衰与大足石刻保持着步调的高度一致。杨粲墓中大量的雕刻、四神像、腰坑,体现出播州儒释道并重的宗教信仰。

  此外,雕刻空间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和墓主坐像、进贡图等题材的独特性,刻画出杨粲这一地方“土皇帝”的“理政”场景,折射出宋代中央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土官制度的松散管理及赋予的相对自主权。这些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讲座结束后,大家就明神宗发起的平播战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土司墓地附祖、附夫而葬原则的规律性,墓葬选址及杨价墓选择土坑木椁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讨。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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