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8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史学）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古中国制度·礼仪与精神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廖凡、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主旨演讲环节，陈苏镇讲解了汉儒对“王者”的角色期待和建构的三阶段过程。韩建华报告了采用多学科合作方法发掘血渭一号墓的过程，确定了该墓墓主人是吐谷浑王，重新认识了青海道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仓本尚德讨论了道宣思想背景中重要的四种“三宝”理论，并对道宣相关著作进行解读。金锡佑对杜预思想的形成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杜恕《体论》对杜预诠释《左传》的方法影响颇深。宋馨考察了北魏平城时期开始的北朝单棺双人葬俗的墓葬特点，认为采取这种葬俗之人可能与军人武士身份有关。
大会按照论文主题划分为“编户齐民与国家治理”“考古与都城”“礼制史”“政治制度史”“宗教信仰史”和“物质文化·知识史”六个组，组织论文作者进行内容汇报、观点交流。
编户齐民与国家治理。杨振红、尚宇昌对里耶秦简“更名方”等简牍材料进行研究，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乘舆”改为皇帝专用称谓受到了战国后期盛行的“大一统”天下观、国家观的直接影响。侯旭东借助《曹全碑》提示的籍贯信息，利用两汉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曹氏生活的效谷县的历史进行了重建和还原，并对当地儒学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索。张荣强从吏户是否存在、吏户是否单独有户籍、吏户的义务身份地位等角度出发，对魏晋时期的吏户与吏籍问题进行了探讨。严耀中考察了中古时期“职田”的性质和演变脉络，并对职分田的共同特质和所有形式进行了研究。柿沼阳平认为下毛野虫麻吕对策文的典据是《汉书·食货志》及鲁褒《钱神论》，并对《钱神论》在东亚的传播情况进行考察。胡鸿对2009年洛阳出土的25方西晋时期的官奴婢砖铭进行了录文整理和格式分析，讨论了砖铭中反映的奴婢族属问题。徐畅辨析了汉、吴简牍中“长沙太守（兼）中部督邮书掾”称谓的制度史内涵，回顾了东汉、三国吴初不同时段内长沙郡的督邮制度。聂溦萌对刘宋太子监国有司仪注进行释读、定性，对六朝尚书省的政务运作情况进行了分析。
考古与都城。刘涛介绍了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核心区的考古工作新进展。张学锋介绍了六朝佛寺空间研究的背景，并以建初寺为例，对宋元以后南京地方志书、明清私人撰述以及六朝和唐代文献中所记的寺址问题进行了考证。陈力认为在二十八星宿系统基础上，春秋末至战国产生了一种与黄老思想关系很深的重视天极、帝星即“北”方位的天文学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秦咸阳城至汉魏诸多都城的建造。小野响通过分析《咸宁仪注》中所记匈奴南单于在元会仪礼中的地位，认为与匈奴民众相脱离的匈奴单于在西晋时已失去了夷狄君长的地位。夏炎认为敦煌石刻《常定政事楼厅记》《建常定楼记》两篇文章的性质与传世唐人所作“楼记”文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文实质上属于“借事颂德”类的石刻文本。戴卫红研究了新罗出土冠、冠饰与中国、百济官品冠服制之关系。刘凯认为北魏“浇人”可能源于拓跋旧俗，其背景是公元535年前后的全球性气候异常。
礼制史。金珍佑探讨了汉代到魏晋时期孝的转变。苏铉淑对梁武帝和隋文帝举行佛教塔像礼仪的过程进行分析，并揭示其教化民众的性质。郭善兵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爆发前后的国家礼制应对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制度虽有诸多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减轻了灾情的祸害程度。顾涛认为，相较于《大唐开元礼》，《礼典》在项目裁制、仪注归并、增补自注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蕴含了汉唐礼制由郊五畤到郊泰畤再到京城南郊转型的主动脉。赵永磊对北周蜡祭的构建理路进行分析，认为北周蜡祭反映出其天下观以九州为基本范畴，折射出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念。牛敬飞认为，东晋郊祀礼发展出自身特色，成为汉魏与南朝郊祀礼之间的重要枢纽。杨英认为西晋《新礼》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确立了与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起到了重建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效果。
政治制度史。汤勤福对秦汉至唐宋的邻里关系分时段进行了考察，认为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与礼仪教化和士大夫重视与否密不可分。徐冲认为，魏晋“碑禁”制度的针对对象是“私立”而非“薄葬”，作为纪念装置的石碑，适用标准比东汉后期大幅提升。姚潇鸫对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给亲信”概念进行考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给亲信”的目的不是给予“护卫之吏”，而在于增加官员的俸禄。孙正军就唐代前期正史官制书写叙述模式出现的从“官职为纲”转向“官署为纲”的变化着眼，认为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时人对官、官制认识的变化。张达志认为，景云二十四都督只是借用遣使的都督之名，却并未开府的非实体性都督府。李猛认为宋齐开始的以皇弟皇子府高阶参军兼中书通事舍人的制度具有散阶化趋势。王安泰对东晋南朝境外州、归附州出现与演变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进行了分析。
宗教信仰史。南恺时分析了何承天与友人的“达性论”论争，认为何承天对佛教有情众生说的批判，代表了儒家对佛教平等观的回应。章义和认为疑伪经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是不同文化相摄相融的体现，更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产物。刘屹认为刻经事业是迥异于印度佛教传统的一种中国佛教自创的信仰实践，雕版印刷佛经对于石刻佛经事业的最终走向可能有着巨大的冲击作用。孙英刚认为月光童子转世于中土为转轮王的预言，是转轮王信仰根据中土政治要求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新说法。姜望来认为，道生与法显之论争，是外来佛教在中土发展日趋深入、佛经在中土不断译出的过程中，经典研讨与义理创新既相互依存促进又存在矛盾的复杂关系的体现。孙齐对河北宣雾山石窟的调查情况进行回顾，对其中造像记的时代、地域特征进行分析，对石窟的开凿史进行了研究。吕博认为，树立升仙太子碑一事与其他行为都证明了武则天晚年存有不死幻想，其由佛至道的信仰更替也预示着武周政局的转向。陈志远认为，中唐至北宋的律疏模拟儒家丧服体制，构建了僧团内部为师父服丧的制度。
物质文化和知识史。阿部幸信对南朝陵墓神门石兽像的阴阳表现进行了分析。孔旭荣分析了公元三世纪社会动荡雅乐受到破坏，文人接受由西域传来的乐器的过程。池田恭哉对“分型同气”典故的形成、后世用法及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尚永琪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经典文献进行了梳理。仇鹿鸣论述了后唐灭梁后二朝正统性认同转变的过程。林昌丈考察了汉魏六朝“濑”“滩”使用空间的变化过程，并关注了南北地域间文化接触、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于溯对《乔玄碑》进行考察，认为汉碑时见创意的根本原因是其制作并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陈爽从敦煌绘本长卷P.2683的物质形态观察入手，对其源自顾野王《符瑞图》的推断提出了若干新的佐证。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62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会议。
（李浩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