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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碚: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


2016年05月05日 08:55    来 源:《经济日报》     作者:金 碚

  提要 实施总需求调控与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体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两种基本对策方式。深刻理解市场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逻辑,才能有效实施基于客观经济规律的对策方案,恰当使用可行的政策工具,既能应对短期矛盾,保持平稳增长;又能着眼长期目标,实现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将一个学术性意涵很强的概念引入政策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理论是经济学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经济学各学派间最具争议的学术立场之一。基于对供求关系基本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基本供求关系现实的判断,中央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并未否定总需求管理的必要,而是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就当前经济政策的抉择和操作而言,深刻理解供求关系的理论逻辑和实施条件,把握好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两手并用”,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有效结果。

  当前为什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朴素意义上说,供给就是出售,需求则是购买。供给方为产品卖方,需求方为产品买方。供给方持有产品,需求方持有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中,产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和复杂化、系统化。从总体上观察,产品方和货币方都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体系,经济学可以将这复杂系统大致归类描述为有其供给侧和需求则。供给侧为产品侧,需求侧就是货币侧。前者是生产和提供产品的所有活动,即实体经济体系;后者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即货币经济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实体经济产出品,即主要是金银等贵金属。因此古典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马克思则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总之,那时货币体系的主体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货币不是由实体经济生产出来,而是由货币当局(通常是政府)和金融体系“创造”出来的,甚至被通俗地说成是由货币当局“印”出来的,过去叫“铸币”,现在叫“发行”。实际上,除了占少数的“基础货币”由货币当局供给之外,流通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是由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储蓄—放贷活动所“创造”的,是信用关系的产物。于是,所谓“货币”演化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复合系统,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虚拟”性,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创新”发展。这样,甚至连经济学家都难以准确定义货币和精确计量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因而对货币的统计不仅有M0、M1,还有M2、M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2015年统计公报,到2015年12月末,全国流通中货币(M0)余额6.32万亿元,狭义货币(M1)余额40.10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达139.23万亿元。如果需要,还可以统计M3、M4,以致更加广义的具有交易媒介功能或能够发挥“流动性”功能的“准货币”“类货币”等。

  由于存在这样的供求对应关系,所谓宏观经济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同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间的均衡。据此可以设想,通过调控货币流通总量(流动性)来对产品产生即经济增长进行调控:当增长缓慢(失业率高)时扩大流动性(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加速;当经济过热时收缩流动性(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给经济降温。这就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干预政策的基本原理,通常也称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由于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已经失去了同(贵金属)生产的联系,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或流动性主要是由金融体系的信用活动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创造的,所以主要表现为“债务”量,特别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额。于是,从需求侧着力的经济刺激,即扩张货币,总是表现为形成更多的债务。所以如果长期实行需求刺激政策,无节制的债务扩张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良债务和不良贷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积累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现实。

  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联手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量化宽松”。其实质都是扩张货币,加速债务增长(扩大政府债务、金融机构债务、企业债务,也叫加“杠杆”),也就是以加大流动性来“创造”需求,力图遏制“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这样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经济调控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能适可而止,就必然导致供给方“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因为与其对应的则是大量增长的债务而不是有效需求。于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债务,特别是银行不良贷款,却越积越多。

  在此情况下,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继续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就意味着不良债务与过剩产能及库存的不断轮番增加,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经济策略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就是必然选择。即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简政放权,激活供给,轻装前进。

  推进供给侧改革应有科学思维

  当前,中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紧迫目标,一是“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中,“稳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希望不再采取刺激性政策来扩张生产规模,而是要从实体经济深处激活新的增长动力,着力于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含义则是希望逐步摆脱资源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主张以更高质量的供给机制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科学认识的是,所谓“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经济学描述复杂经济现实所定义的概念,而任何经济学概念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地对应于客观现实的,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并无绝对的界限。所以可以看到,同一类经济行为(现象)往往都会具有供需的双重含义。以通常认为是需求“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为例,对短期(本期)来说“投资”是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而对长期(下期)来说“投资”是供给,决定了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其实,无论是需求侧对策还是供给侧对策,都得运用投资手段,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短期目标(应对经济波动),后者主要着眼于长期目标(实现创新升级)。

  所谓“消费”也是如此。经济学定义的消费需求只是购买产品的瞬间,一旦支付了货币完成了购买进入实际消费过程,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就都成为供给,即劳动力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所以,在经济学的供求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从一方面看,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因为人们只能消费能够生产出的产品;但从另一方面看,消费(需求)也决定生产(供给),因为如果不能适合买方的需求,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是过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着眼于消费购买行为:有人买就好;供给政策主要着眼于实际消费过程:用得好才好。

  在实施具体经济对策时,供给侧与需求侧更是难解难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是着眼和着力于实体经济,但也离不开货币经济。实际上,每一个供给行为(出售)都表现为对应的需求行为(购买),实体经济得以货币金融为血液。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是需要从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方面着手。实体经济的改革必须有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发挥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改革也难以有效推进。

  更重要的是,实施经济对策绝不可忽视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关注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而整个过程的每一时间段,都是不能略过的“短期”:长期是由短期组成的。如果短期过不去,也就达不到所期望的长期目标。所以,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如果不能稳住一定的增长率,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支撑条件。反过来,如果不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一味进行短期需求扩张也难以避免“硬着陆”和金融风险。

  可见,在以交换为基本关系的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行为和现象都是双面性的和对立统一的。有买就有卖,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债务就有债权,有供给就有需求。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增长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时代。需要开拓更大的经济策略运作空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调控密切相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将体现在供给系统对于需求变化的更高弹性,即灵活反应能力。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本质上就是因供给弹性缺乏而无法实现市场出清,是供需关系矛盾的凸显。

  以适当的需求调控为供给侧改革铺垫必要景气条件

  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能动地实现的,而不可能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政策运作来实现。但企业所处的经营情景往往是:当宏观经济景气度很高时,由于“赚钱容易”,所以虽有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但往往缺乏转型和创新动力;而当宏观经济景气度很低时,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拼力“活下去”是当务之急,所以尽管深切感受到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但却恰恰缺乏财务能力。而如果整个宏观经济处于衰退紧缩状态,大多数企业感觉调整升级力不从心,则所期望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所以,经济政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种让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的经济环境。这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政策安排:第一,采取适当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稳住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保持在一定的增长率区间,避免“硬着陆”,从而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第二,加快改革,扩大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和繁琐管制对经济活力的约束,最大限度增强生产和生活的便利性。只要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更便利,即使不考虑其可以产生的供给侧效应,仅就其产生的需求效应,也可以在短期内较快改善经济景气状况。第三,对严重失衡而必须进行强力调整的结构性“淤结”,例如严重过剩的产能、库存等,采取“外科手术”式方式进行处置,当然,政府也应采取一定的援助方式,以减少“手术”过程的“疼痛感”。

  总之,当前,确有必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也必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可能单兵突进的。就经济管控和干预政策而言,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者搭配的“组合拳”。更何况,如前所述,需求与供给之间本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尤其是在实际政策操作中,任何政策举措都会产生需求侧与供给侧两方面的效应。这就如同使用剪刀,无论操作过程是左把使力还是右把使力,其效应都是双方着力的结果。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过程而言,保持一定的宏观经济景气度是其必要的实施条件。所以,政府在强调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出台一定的宏观需求调控政策,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并不令人吃惊。当然,必须密切关注政策效应,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铺垫必要景气条件的适度宽松政策同强烈经济刺激政策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韩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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