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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


2013年09月09日 14: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冯昭奎简介

  冯昭奎,1940年8月出生,男,汉族,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1965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副所长。目前兼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学术专长为日本经济与科技问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独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200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2.《日本经济》第二版,独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该书第一版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

  3.《新工业文明》,独著,中信出版社,1991年

  4.《日本的零售业》,独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经济科技纵横谈》,独著,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

  6.《日本高技术发展问题》,学苑出版社,1989年

  7.《扶桑杂话——观察与思考》,独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8.《电子风云录》,独著,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

  9.《对话:北京与东京》,独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

  10.《对日新思维能实现吗——提倡对华新思维》(日文),独著,日本侨报社,2004年

  11.《日本的新技术革命》,合著,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

  12.《日本的经济体制》,合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13.《日本经济的活力》,合著,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

  14.《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

  15.《中日流通业比较》,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6.《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7.《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胡锦涛对日政策》(日文),合著,日本侨报社,2004年

  19.《中日关系问题报告》,合著,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

  20.《中日关系报告》,合著,时事出版社,2007年

  21.《当代日本报告》,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2.《国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合著,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年

  23.《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

  24.《问题、对策、机制》,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

  25.《中日流通比较研究》,合著,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

  26.《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合著,鹭江出版社,1995年

  27.《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8.《跨世纪的思考——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合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29.《21世纪初世界与中国》,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30.《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与摘报》1984年第121期(发全国县团级文件)

  论文

  1.《高技术与日本国家战略》,《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5月

  2.《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日本学刊》2009年5月

  3.《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前因后果》,《日本学刊》2011年2月

  4.《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2月

  5.《气候问题的辩证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4月

  6.《日本的土地流转问题》,《经济-社会史评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7.《质量问题不能仅靠市场机制解决》,《中国质量万里行》2010年5月

  8.《日本的政权交替与中日关系》(日文),《转换期日中关系论的最前线》,[日]三和书籍,2011年

  9.《哥本哈根会议与“鸠山倡议”》,《日本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0.《日本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日本经济蓝皮书》(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学 术 自 传

  从工程师到社科研究者的人生之路

  序 言

  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5届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微电子研究所工作。然而,我在从清华大学毕业18年之后,却在1983年6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改行搞日本研究,从一名工程师转变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研究人员。在本文中,我先说说一个理工科大学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跨度”地转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充满“偶然”的过程,然后说说自己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经历。

  一、“偶然”改变人生

  毕业后参加“四清”,参加三线建设,下放三年,然后回原单位,在“文革”的纷扰中断断续续地做些技术工作,升任工程师。70年代末到日本一家大学的电子研究所留学两年,再回原单位。这就是我改行前的简历。

  我怎么会在人到中年之时忽然从自然科技领域一下子“大跨度”地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呢?其原因可以说纯粹是出于偶然,而且是“多重的偶然”,而所有这些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个“偶然”说来话长。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随着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指示的落实,高教部决定于1978年9月1日举行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这个决定早在1978年初就下发各个单位。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以申请出国留学的事儿,十分高兴和兴奋,早早地开始准备预定要在9月1日举行的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当时,我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里懵懂,毫不关心。

  我从中学到大学,总共学了十年俄语,而当时的留学考试考的是英、日等西方国家语言,尽管我在大学五年级选修第二外语时学了一点英语,但因为主要科目学习极为繁忙,根本没把学外语放在心上,几乎可以说只记得ABC到WYZ那些字母了。但是,从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工作角色后,感到英文对从事技术工作很重要,就开始自学英语。1969年我所在单位的知识分子(当时通称“臭老九”)统统下放到军垦农场,我不得不中断了英语自学,但又有些不甘心,就带了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每当政治学习时间,人人都捧着红宝书念,我总是将宝书捧得很高,为的是避免被人发现我一心二用,一边读语录,一边利用英文语录“反求”中文词汇。到了晚上熄灯以后,虽然几十人睡一排大通铺,我也能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学,还得时时注意军人连长有没有进来查房。1972年下放结束,从军垦农场回到工作单位,我有了更多自由时间,经常到研究所的图书馆去看进口的英文科技期刊,我发现进口期刊的一些彩页往往被人用墨笔涂成“大黑脸”,开始以为有人恶搞,后来才知道那是图书馆为了防止“精神污染”,安排了专职人员对刚到的进口期刊进行“身体检查”,每当发现有穿得稍稍暴露的大美人儿,就毫不留情地将整个彩页涂黑,当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一位“老女人”管理员,以免男性职员有“先睹为快”、心慈手软之嫌。

  除借助词典阅读英文期刊外,我还就结合英语学习为《计算机世界》报翻译一些资料。当时,无论翻译多少字儿都是没有稿费的,但看到自己翻译的文章得到发表,而且在译文最后的括号里署有自己名字,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到了1978年8月下旬,我爱人(现在该称“老伴”)对我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我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我有个脾气就是非不得已是不会主动找领导的),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人事部门,在报名期限已过的情况下,给我补报上去了。

  第二个“偶然”可以长话短说。这就是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通知说,原定于9月1日举行的外语考试延期到9月15日举行。这使我在金秋季节有了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半个月时间用来复习英语语法,我肯定会考不及格的。

  第三个“偶然”发生在考试那天。我的一位邻居兼同事尽管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都学的是英语,而且从1978年年初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复习。与他相比,我在学校里基本上只学过俄语,而且迎接这场考试也是临阵磨枪,只花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复习,因而觉得自己在英语水平上低人一头,没法跟他比。就在出发去考场之前,我跟他在院子里聊天,突然他甩出几句流利的English,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我一赌气说:“算了,凭咱这水平还去考什么英语?不去了!”于是,他一个人急匆匆地赶赴考场,我目送他走之后独自在院子里徘徊。周围邻居得知此事后,就都来劝我说:“去吧,去吧,准备了一阵子,别白费了!”几个哥们儿推推搡搡地把我送往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那时,我们有6家住在由一间大教室隔成的六间平房,共用一个院子,各家门户都是那种“壮小伙儿一脚就能踹开”的破木门,只要天气不很冷,下班后大家经常在院子里坐坐,在“少车时代”常可见到的晴明的月色和繁星之下闲聊神侃,到了雨季还要团结起来共同“筑坝”、“抗洪”,以防雨水灌进地势低洼的“共同的家园”。在清华过惯了集体生活的我,在邻里之间生活的很愉快,然而,这样亲近的邻里关系在当今大家都住着如同“水泥森林”般的高层公寓的时代,似乎已成为历史。

  我们的住处位于北京西郊(现在由于城区扩大,早已不算郊区了),离位于虎坊桥附近的考场很远,乘公交车需一个多小时(那时还根本没有“打的”的概念),加之郊区的公共汽车间隔时间很长,兴许三四十分钟也不来车,因此,几个人从院子出来,我心里就想:“你们推我去考场也没用,反正是赶不上考试时间了。”不料,他们刚刚送我到车站,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正好吱呀吱呀地缓缓驶抵车站,这可真是碰巧。以后回想起来,正是这及时驶来的公共汽车为我争取到的二、三十分钟,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第四个“偶然”发生在考试结果公布以后。真可谓“歪打正着”,偏偏我那没一点儿自信的英语,居然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笔试67分,口试“5减”(最高分的低档)。按照高教部的规定,笔试超过70分者可以不经为时一年的培训直接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不够70分,但是口试成绩勉强达到最高分,因此人事部门通知我可以列入不经培训直接出国的档次。这下子可把我惹急了,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要去欧美留学,去那么远又那么陌生的地方,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胆。

  得知我拒绝出国,人事部门犯了难,因为在那次考试中,不少人笔试仅得二三十分,口试仅得一二分,由于考试合格人数不够,人事部门担心完不成出国人数指标。于是,大礼拜天的,我被请到人事干部的家里,经他一再动员说服,双方终于达成妥协:让我改去日本留学,其理由是,日本离得近,“一衣带水”,去了之后如果实在不习惯可以立马回国。此外,人事干部还加上一句话说,日本人都会讲英语,还说这是高教部掌握的情况。

  其实,高教部说“日本人都会讲英语”并不属实,实际上普通日本人都不会讲英语,即便是日本的一般科技人员,那英语讲得之蹩脚也会让英美人听了哭笑不得。这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国人对外国的情况了解太少。后来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武吉次朗说,他在80年代前期陪同中国某省副省长到日本考察超级市场,那位高干看见顾客自由地随手将陈列商品放进篮子里,就向日方提问说:“日本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了?”因为教科书告诉人们,进入共产主义就可以“各取所需”了,那位副省长只看见顾客可以随便将商品放进篮子里,却没有注意到顾客最后还要在收款台付钱,于是误认为日本已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连这么高级的干部都对外国不了解,就可见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对陌生的外部世界产生一种“畏惧”心理也不足为怪了。

  我十分勉强地同意去日本后,就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在业余时间里通过收音机自学日语。那时,出国之路是很漫长的。像我这样“不经培训即可直接出国”的那批人,为了联系日方接待单位和办理各种出国手续,前前后后也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至于那批接受培训的人,有的可能两三年也出不了国。1981年深秋我留学归国之后,就碰到78年一起参加考试的同事,说是“您都回来了,我们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出国呢。”

  记得1978年9月,我们这批已经不算年轻的准备出国的“留学生”都到北京外语学院集中,参加出国前培训,去欧美的和去日本的分开进行。负责培训赴日留学生的领导请来了在日本常驻多年的记者刘德有先生给我们介绍日本情况。在三天培训中,我记得有一条很古怪的“要求”就是,到了日本之后,无论是乘地铁还是乘公共汽车,眼睛都不要“平视”坐在对面座位上的日本人,特别是不要看异性日本人(因为大多数参加培训的留学生都是男的,因此所谓“异性日本人”当然是指日本女人)。但是,乘坐地铁或电车,也不能总是在座位上取抬头仰视姿态(这种姿势显然会被别人觉得你“有毛病”),因此,我到日本后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场合,都取“低头俯视”的姿势,不是读书就是看报。其实,利用坐公交车时间读书看报也是很多日本人的习惯。

  第五个“偶然” 发生在我结束两年留学生活之后。

  我联系的日方单位是位于滨松市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工学研究所,在安藤隆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电子摄像器件的研究,主要工作是做实验;每周还在安藤老师的指导下举行讨论会。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毕业后又是文革,又是去农村,在工作单位没怎么扎扎实实地做过研究工作,大约荒废了将近十年岁月,稍微可圈可点的工作就是到贵州搞“三线建设”,我独立承担了半导体生产线某个环节的厂房的工艺设计,但由于三线建设的很多工程下马,那个设计成果也成了一堆废纸。

  由于我在毕业后基本上没有从事与我所学的半导体理论紧密对口的真正的研究,所以非常害怕自己无法适应在静冈大学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当时,曾听说和我们一起参加培训、去了美国的一名留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担心回国后无法向国家交待,竟然在异国他乡偷偷地上吊自杀了)。然而,由于在清华大学经历了多次实习、特别是六年级毕业设计的实践,使我锻炼了较强的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加上来到日本以后自己比较刻苦,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因而我的工作基本上能让安藤教官满意(后来安藤老师和我的研究成果联名发表在美国IEEE学刊上,并在日本的电视学会全国大会上做了发表)。至于每周的讨论会,安藤经常让大家“轮读”(即轮流阅读并讨论,这是日本科技人员喜爱的一种集体学习方式)他所遴选的美国等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参加者是安藤研究班的研究生。多亏在清华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半导体理论基础,我在讨论会上居然可以应付自如,有时还能帮老师解答同学的一些问题。

  在我留学生活的第二年,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来到我所在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研究所访问,那位胖乎乎的主任了解到我在那里的学习情况后,表示欢迎我回国后到他那里工作。他的鼓励,更使我增强了不负国家对我们留学生所寄托的厚望,运用自己在日本学到手的知识报效祖国的决心。1981年秋我结束留学回到原单位,很快发现我在日本学的那一套,回到原单位用不上, 于是要求调到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去,以便使我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得以发挥作用。但当时“人才流动”还没有放开,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回到原派出单位,即使所学专业与原单位不对口,也不能随便调动,你再苦苦恳求也没用。为此,我只好在原单位慢慢“熬”着,接受一些从国外引进设备的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渐渐地,我对资料翻译工作发生了很大兴趣。在业余,我利用在日本的见闻和所搜集的资料写些介绍最新科技进展的科普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解放军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报刊上“转着圈儿地发表”(主要文章收录我的第一本书——1985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电子风云录》)。

  我写这些科普文章似乎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因为清华大学长达六年的教育培养了我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清华的老师总是想方设法地收集最新科技理论教给我们(他们讲授的很多内容都因为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只好自己编写临时教材),培养了我对高精尖技术的敏锐的嗅觉,就像无线电的天线在空中捕捉电波信号那样,清华的教育也让我的头脑就像长了一根专门捕捉最新科技信息的“天线”。

  到了1983年, “人才流动”不再是“禁区”,我开始萌生“跳槽”的念头。恰在这时,国家科委的胡局长和李局长从报纸上读到我发表的科普文章,十分欣赏,他们决意要调我到国家科委,我的同事们则估摸那就是调去给领导充当“笔杆子”。记得有一次胡局长(后来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党委书记)召见我的时候,还摇头晃脑地背诵了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软件的崛起”一文的头一段,说“写得真好”,动员我赶紧应聘到科委去。我回单位与同事们商量,大家都说你这个书虫不适合去领导机关工作,更不适合当官。我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对国家科委的盛情邀请不做反应,谁知科委领导越催越紧,说要直接通过我所在单位的上级单位的第一把手立即调我,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另找出路,“走为上计”。恰好,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国专利局也在“招兵买马”,我想象那里的工作就是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正好与我的兴趣符合,因为当时已进入中年的我,忽然感到自己既适合、也有兴趣做些技术资料的翻译、整理、分析工作,期待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与人无涉地查查资料,做做笔记、追踪国外最新科技发展,写写报告,于是就急急忙忙到专利局应聘,他们让我填写了申请表,叫我在原单位等待答复。

  等了一个多月,专利局的答复未见踪影。恰好在那年初夏,我来到花团锦簇的中山公园,参加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我因为在该杂志发表过几篇科普文章,也应邀参加。在会上碰到了一位笑眯眯的老头儿,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名叫何倩,在与何先生聊天之中,我初次得知(活了四十多岁才得知)居然有一个不必每天上班的单位。何倩先生对我说,日本研究所正需要人,你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比较了解,就到日本所来吧。在我想象当中,这又是一个可以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的好去处。我的理想就是但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能让我安安静静地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就行,至于什么理工科和文科“隔行如隔山”的区别,在我脑子里都不是重要的。于是,我马上给日本所写了信,表示愿意去该所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个礼拜,日本研究所管人事的史华女士回复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欢迎我去该所工作,并亲自来到我原单位办理调职手续。经过大约十来天,所有调职手续均已搞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收到中国国家专利局的来信,在办完一系列调动工作手续,准备去日本所上班、心中还在疑惑“自己这一步是不是跨得太大了”的时候,国家专利局的回音也来了,也是“热烈欢迎”,我曾向往的工作机会竟然因为十来天的时间差而失之交臂,由于去日本所的事儿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再反悔想去专利局已经来不及了,有朋友逗我说,你进日本所纯粹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就这十来天之差,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而且,包括这次“偶然”在内的5次“偶然”的链条只要缺一环,就不可能发生我从自然科技领域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生转折,而由于有了我的这个人生转折,对国家来说,就是使千百万国家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的名单上,少了一个工程师或专利审查员,多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

  二、不平静的日本研究之路

  1983年6月的一天我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报到。

  日本所位于地安门东大街(现名张自忠路)3号,从大院拐进东院,只见绿树掩映的甬道,阳光斑驳的小楼。据说这里是昔日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段祺瑞执政府、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开枪镇压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学生游行队伍,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地。来到此地我立即想起中学语文课的一篇课文、鲁迅先生所写的《记念刘和珍君》,仿佛觉得那射杀刘和珍和她的同学们的机关枪就架在大门口正前方那座二层小楼的回廊里。

  调到日本研究所之后,与自己“出身”迥异的文科同事打交道,最初确实感到有些不适应,特别是感到与占研究人员半数以上的日语专业出身的同事相比,自己的日语水平太差,只要一听到同事们哇啦哇啦说日语,我就心里发慌。入所3个月后,我被调到经济研究室,又感到需要急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之后,则感到需要急补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总之,中年改行弃工从文让我活得很累。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日本研究领域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研究中日关系。

  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

  为了尽快进入作为日本研究者的角色,我利用自己在清华大学打下的科技知识基础,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我的第一个课题。在进日本所不久,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又被其他刊物转载,该报告还获得了院里的奖励。1984年上半年我去日本考察了5个月,在访日期间,东京大学的林周二教授等日本学者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亲切的指导,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回国后,在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一季度,与经济室的同事们一起搞《新技术革命专刊》(共出了40期),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乃至媒体界征得了5000多订户,我写了其中的十几期。198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与摘报》121期转发了我在《专刊》中写的一篇报告“‘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并加上一段按语(胡启立同志的批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同志写的赴日考察观感,有情况有观点,生动流畅,开动脑筋。遵照中央领导同志意见,摘要刊登。此件可翻印发至县、团级。” 我在那篇报告中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小国”,却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许多技术领域实现了对欧美的赶超。可以说,正是缺乏自然资源的压力,促使他们更加注意开发头脑资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拿日本与某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充分说明那种能够把缺乏资源的压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的机制,远比自然资源本身更宝贵。

  在当时全国洋溢着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气氛下,随着这篇报告转发至全国县团级文件后,全国有八九家报刊来函要求转载,还有多个省市的干部、学者来我所经济室访问。与此同时,我在《专刊》中写的部分报告被摘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世界知识》、《现代化》、日本的《朝日新闻》、《日经产业新闻》、《中国研究》等报章杂志,达30多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8篇。

  上述这些成果的取得,成为我于1983年6月从一名工程师改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良好开端,因为在一年多前调入日本所时,我曾担心自己从自然科技领域跳槽到社会科学领域,会不习惯不适应甚至有过自卑感。

  然而,参加了《新技术革命专刊》活动后,我开始有了自信,感到作为一个“出身于”自然科技专业的人,也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所作为,因为当时从政府到学界到媒体,人们普遍认为无论对国家发展还是对国际关系而言,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界,都十分重视科技因素的重要性;围绕很多重大国内国际问题,总是十分重视推动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的“学际研究”,甚至强调“尚若缺乏现代科技知识,是研究不好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乃至国家战略的”,这种背景使中年改行的本人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然而,我能在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一季度在《专刊》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更与我在1984年1月下旬至6月下旬赴日考察的收获分不开的:给予我亲切指导和帮助的日本学者、令我大开眼界的参观访问活动以及整个日本社会尊重科学技术、没有因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陷入骄傲、浮躁、奢华,依然是“拜技主义”文化压倒“拜金主义”文化的社会氛围(据了解在日本那种尊重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和氛围至今未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搞“日本的新技术革命”专刊的经历还使我开始认识到无论对国家发展还是对国际关系,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不少重大问题研究需要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需要利用这两大科学领域的知识、方法和经验的结合;一个“出身于”自然科技专业的人也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所作为,而且恰恰因为是出身理工科而不是文科,或许可望在文科出身研究人员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领域起到一种“补缺”作用。

  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经验

  进日本所当初我被分配到社会文化研究室,9月上旬所里又将我调到经济室,从此我就是经济研究室的一员了。

  在经济室有几位老同志,如刘丕坤、王琮林、李公卓、戴有振等,在年轻同志中,胡欣欣、张淑英等都学过有关经济学的专门知识,我感到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同时克服自卑感。听说王琮林先生是能用熟练的日语给日本学界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照我自己,对《资本论》第一篇“商品与货币”读了几遍也弄不懂,太惭愧了,因此立下决心,要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还要选读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名著。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热潮,因此对日本经济、特别是战后日本经济的研究成为日本研究中最活跃、最受重视的领域。我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今后需要努力补经济学的课,但在科技和生产第一线滚打了18年的经历,可能对我搞日本经济研究会有帮助,因为有没有亲身体验过百姓的疾苦和生产第一线的艰辛,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但是,作为日本经济室的成员,后来又成为负责人,不能总是局限在研究日本的科学技术,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急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借助经济室乃至其他室的集体力量,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如《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日本经济的活力》(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东方出版社,1991年)、《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这些书都是以日本所课题组的名义出版的。1993至1994年我组织了《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课题组,这项课题就推出四本书:《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日本的零售业》(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日流通业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A Comparison Betwee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 Beijing :China Zhigong Publishing House,1999年。此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

  从1984年直到1990年,我和经济室的其他同志还经常参加党政部门召开的有关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的座谈会,经常被要求写报告,介绍在某个经济领域或某项经济政策方面“日本是怎么做的”。一些党政部门派代表团访日之前,也常让我们去介绍日本的有关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请日本经济学者来华交流。

  作为一项集中反映自己在经济学知识方面补课的成果,我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编著了《日本经济》一书,此书在1998年出第一版,在2005年出第二版,在2008年第二版又增印。2000年此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此外,迄今我总共出版了12本个人著书。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只顾个人写文章著书,而是积极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并取得一连串成果,引起了上级机关的注意。1990年社科院人事局找我谈话,要我担任日本所副所长,我表示自己不想当,请他们另找高明。却不料过了不久,院机关党委书记突然前来日本所宣布任命一位从外单位调来的干部当所长,让我当日本所副所长,我只得硬着头皮从命。后来,那位所长离开了,我又在没有所长的情况下当了几年副所长。由于自己行政能力太差,当副所长使我失去了“平静的书桌”,对我来说简直成了一种“煎熬”,一直熬到1996年,从来不麻烦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我,第一次去找了主管“国际片”的副院长,提出辞职报告并得到批准。

  研究中日关系

  2000年我满60周岁,从日本所退休。退休以后,一种惯性驱使我继续从事已经搞了17年的日本研究工作,写书,发表论文和评论,接受采访,参加中日关系史学会等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我过着一种“退而不休”、“退而更忙”的生活。

  2002年,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一书,该书以泡沫经济、向信息化过渡、中日关系这3个问题作为切入口,有重点地对日本的国家战略问题进行分析:从泡沫经济切入,分析日本经济战略的贫困;从信息化问题切入,分析日本在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时期的转折战略的贫困;从中日关系切入,分析日本外交战略的贫困。该书于2004年获我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这是有关日本研究的成果在我院第一次获得的二等奖(其他有关日本研究的获奖成果均为三等奖)。

  2002年底,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2003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在该杂志上又推出了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论文。这两篇文章不仅在国内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应,而且被日本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在中日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从2003年夏天以后,在互联网上对上述两篇文章的批判上升为对“汉奸”、“卖国贼”的声讨,网贴数以百万计(在2008年8月,在谷歌中文网站键入“对日新思维”一词,仍可获129万项查询结果,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已经消失的不计其数的“网贴”)。正如《南方周末》报道说:在数以千计的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对日新思维’成了过街老鼠,招来一片喊打声浪”。

  马立诚和时殷弘并非是专门研究日本的研究人员。对于围绕他们两人文章的争论和批判,许多专门研究日本的研究人员表示“不屑一顾”。《南方周末》报道说:当时人民网日本版“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对日新思维’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意出面讨论此事”,一些学者则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争端中”。

  就在日本问题研究者大多“不想卷入争端”之际,《战略与管理》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就“对日关系新思维”发表看法。我想,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为一名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研究人员,到了关键时候还是应该挺身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正值我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中途改行搞日本研究恰满20年的2003年夏天,我决定接受《战略与管理》的约稿,写了《论“对日新思维” 》一文,表示中日关系确实需要“新思维”,同时指出尽管中日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也应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不宜乱扣汉奸帽子。

  关于历史问题,我想起了自己留学日本学习电子技术的时候,年龄大我十来岁的很多日本人屡屡对我说起过去那场战争,诚恳地表示“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真是对不起”;我想起了在自己就读的静冈大学电子工学研究所的一次“忘年会”上,我情不自禁地说起抗日战争末期在上海的日本宪兵逮捕了我的父亲,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要我父亲招供爱国主义作家楼适夷的隐匿之处的事实经过(对于我父亲的坚贞不屈,楼适夷还写诗赞他“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对此,在场的年轻的日本研究生无不感到吃惊,他们一方面表示“这太残酷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我的深切同情,经过我那次“吐露心声”,我与日本老师及研究生们的友谊更深了;我想起了在八九十年代一而再、再而三的有日本的大臣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其实是吐露真言)而不得不在政界和国民的压力下辞去职务,到了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著名的“8.15”谈话,诚恳地反省了那场战争,虽然遭到右翼势力的反对,却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我想起了日本朋友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每年有4~5万名日本中学生到中国来进行“修学旅行”,凡来过中国的日本孩子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大多有较好的认识。

  基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根据“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提出了所谓“双管齐下”论,这就是一方面必须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大力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全局性,“超过了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语)。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以中日关系发展为依托,通过不断扩大两国民间交流,才有利于日本国民从认识上与感情上更好地接受过去日本确实做了对不起中国的坏事的历史真相,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

  由于中日关系是一个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等等的一个综合的系统,因此,仅仅用一篇论文无法说清楚,特别是由于出身理工科大学、经历过长期的实际的技术工作,我更加重视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于是,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 继续写了“二论”、“三论”、“四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后没有杂志再敢用“对日关系新思维”做文章标题了,我在改换标题的情况下继续从“五论”写到“九论”。2004年,日本新华侨报社出版了日文版的《中国的“对日新思维”能够实现吗?---推动日本的“对中新思维”》,收入了我写的一至九论对日新思维,由村田忠禧等日本友人翻译成日文(虽然翻译工作量很大,但是日本友人分文不取),还出版了日文版的《胡锦涛的对日政策》,收录我和日本东京新闻中国总局局长铃木孝昌的三篇论文。这两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被视为“亲中派”的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荐。

  从2002年以来,中日关系越来越不正常,两国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呈现出“群发”之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2003年下半年,发生了齐齐哈尔日军遗弃化学毒气弹泄漏事件、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演剧事件等。在2004年1月1日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日方扣押,经中方严正交涉,日方不得不将其释放;4月日本右翼政治团体日本皇民党的一辆大型宣传车冲撞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大门,成为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右翼分子蓄意破坏中国驻日外交馆舍最为严重的事件;8月在亚洲杯足球赛北京等赛场发生了少数球迷的偏激行为,日本媒体借机竭力宣扬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如何高涨,日本某些政治家还借机散布“中国风险论”,鼓动日本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特别是那年5月下旬以来,日本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在东海日方所称的“中间线”附近中国一侧开发海底天然气问题,引起日本国内群情激愤,称中国的开采行动“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疯狂叫嚷要“捍卫国益!”大搞“爱国表演”;日本有代表性的右翼学者中西辉政等人则竭力煽动日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出了“新日中战争已经开始”的叫嚣和欢呼。

  这一系列现象使我感到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并利用激怒中国民众情绪来破坏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国内的社会安定局面和国际的周边稳定环境,借以阻遏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我写了很多文章试图揭露日本右翼的阴谋,希望大家理性地对待日本,不宜搞什么“抵制日货运动”(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经济相互渗透,“日货”中也往往包含“国货”),要争取日本人民并团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要防止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对抗。但是,在情绪化高涨的情况下,谁要提出“理性”这个词儿都会挨骂。

  确实,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我也曾经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承认千千万万情绪激昂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倒行逆施的愤怒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为什么人们只要说几句不应该将“技术问题政治化”的话,就遭到如此激烈的批判和声讨呢?为什么一些正常的技术引进项目只要是来自日本,就会在一夜之间得到数以万计网民的签名反对、甚至出现只要京沪高速铁路当中存在从日本引进的技术,“就要集体卧轨!”“宁肯骑着毛驴上北京!”的议论呢?

  正在我的思想斗争七上八下的时候,某家权威媒体以研究报告的形式连续四期连载了我的“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缩写版。2004年10月下旬,已退休4年的我,受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邀,去那里担任该校“中日研究所所长”(后来知道其实就是挂个名而已)。正在哈尔滨开会期间,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回京后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到。我回到北京,一位副部长亲自打电话通知我在某日到中南海开会,并要我告知车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打出租。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罢。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有到传达室请人出来接我,因为虽然此处过去也曾来过,仍想趁此机会到空气清新、波光粼粼、宽阔而寂静的湖边溜达溜达,一直走近会场的院子门前,我仍不知道是来开什么会。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但是,身着夹克衫的他,穿着布鞋,走路很轻,坐在座位上等待的几个人刚一抬头,却不料胡主席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见到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自叮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却不料在第一位发言者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罢”。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发言时间多出一倍。我一边讲一边注意有关领导们的反应,心想“只要有人打哈欠就赶紧打住”,但听者们自始至终表现出颇有兴趣,我才将自己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胡主席在听取大家发言的过程中,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偶尔也插一些话。那次会大大超出了预定时间,会后胡主席又一次与到会的几名发言者一一握手道别,利用握手机会,我说自己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与胡主席进行了清华校友之间的相互问候。

  我理解这次会议是内部性质的,因此没有对外宣扬。但是,会后不久,我参加那次小型座谈会的消息就在国内一些日本研究者之间不胫而走。2005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联合举行的大型中日研讨会上,我被小组会主持人介绍说“冯是直接向胡锦涛主席报告中日关系的唯一的日本研究人员”。我不知道他这样介绍是否准确,但是,在对日关系问题上,胡主席重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事实被公诸于国内外学界和媒体了。

  2005年7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问题报告》,2007年3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报告》(46万字)。201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报告》,这三本书都是与《日本学刊》副主编林昶的合著。

  不久前,一位杂志编辑来电话约我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文章,我却说了很多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她吃惊地说:“想不到您还对环境问题如此关注。”确实,我从80年代末就关注环境问题,写了《新工业文明》一书。而之所以能对当今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理解,其实跟我的理工科出身和清华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必须提到的是,2007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对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进入2008年以来,多项科学报告表明南北两极冰山的融化速度之快超出原来的预计。对于中国来说,过去20年间西藏气温上升了1.1度,导致作为七大河流发源地的青蔵高原的46298座海抜4000米以上的冰山加速融化,有可能影响到受惠于这些河流的中印等国20亿人口的生活、工农业生产、发电、水上运输。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环境问题,面临着两国环境问题的相互影响。比如,在中国的农村地区,40%的饮用水不安全,1/4的地表水无法利用,3/5的地表水无法养鱼;东部城市地下水水位下降及地表沉陷已给我国带来了近6000亿元的损失;长江冬季水位下降创历史记录,黄河的外流量仅为40年前的10%;空气和水的污染导致中国婴儿出生缺陷率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水平……我感到我们国家正面临一种“国家安全问题多元化”的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导致的“水危机”。

  中日两国由于地理接近,来自中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不能不影响到日本。我在名古屋看到,每当沙尘暴刮过来,日本人平时保持得干干净净的小汽车也变得蓬头垢面,车主们忙不迭地来到自动洗车站清洗自己的车。

  当今的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长期累积的恶果之一,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数倍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拥有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日本等发达国家能否积极向处于工业化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转移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成为人类能否拯救地球的一个关键课题。

  在地球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紧迫的情形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中日两国关系再起波澜了。中日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威胁,结成了战略纽带;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要保持长期稳定发展,亟需要形成两国关系的新的战略纽带。

  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签署了两国复交以来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确认中日“互不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共识。因为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相互威胁”,再把环境问题这个人类“共同威胁”撂在一边不管,就难免滑向将整个人类引向无穷灾难、以致永远得不到子孙后代饶恕的历史性错误和罪恶的深渊。

  环境问题不仅可望成为中日关系的“战略纽带”,也可望成为中国发展同美、欧、俄、印以及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纽带”。尽管当前中国与邻近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和曲折,但是,无论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相互接近的地理位置、沙尘暴、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等地区性环境问题看,中日乃至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在环境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共同课题和共同语言;从长远看,共同应对环境危机必将成为中日战略互惠乃至中国与其他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纽带。

  冯昭奎

  二〇一一年十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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