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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一燃


2013年09月09日 14: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吕一燃简介

  吕一燃,男,1929年1月出生,福建省南安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至1987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评为研究员。1987年至199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曾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社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季刊)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主编,《边疆史地丛书》主编,《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主编,中国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边疆史研究,并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主要编著有:《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主编),《沙俄侵华史》1至4卷(合著),《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独著),《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独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主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对社会科学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证书。

  主 要 学 术 成

  编著:

  1.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册,128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合著《沙俄侵华史》1至4卷,145万字,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

  3.独著《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21万9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4.独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2年,28万2千字

  5.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18万5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2年

  6.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43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1年

  7.主编《中国海疆历史和现状研究》,14万6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5年

  8.独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9.合编《中俄中苏边务史事集》,23万字,近代史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处印,1964年1月

  10.合编《新疆地区政治历史资料》,25万字,近代史所主编,近代史讨论会印,1965年12月

  11.独编《中国历代西北疆域资料》,外交部印,1973年

  12.独编《中国历代东北疆域资料》,外交部印,1973年

  论文:

  1.《关于加强清代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的意见》,《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2.《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吕一燃(等合作)《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5.《近十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等合作),《中国历史年鉴》,三联书店,1991年

  6.《二十年来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7.《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8.《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9.《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余绳武(等合作),《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0.《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余绳武(等合作),《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

  11.《驳柳条边国界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一辑,1987年

  12.《关于“柳条边”的性质问题》,吕一燃(等合作),《人民日报》1982年3月19日

  13.《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

  14.《清代图籍中的额苏里城的位置》,《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

  15.《苏联学者是怎样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的》,《学术动态》1983年第10期

  16.《中俄尼布楚条约研究的新成果》,《中外关系史通讯》1982年第2期

  17.《沙俄与漠河金矿》,《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1月

  18.《瑷珲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发现和开发》,《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

  19.《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21.《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究竟属于何族?》,《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第4期

  22.《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图巴族人说质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23.《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中俄关系问题》总第26期,1989年

  24.《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第6期,1989年

  25.《霍尔果斯河界务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6.《帕米尔地区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二辑,1988年

  27.《中国历代王朝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1990年

  28.《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29.《帕米尔的居民和清政府的管理》,《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驳南沙群岛“无主土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

  31.《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

  32.《浩罕与张格尔、玉素甫之乱》,《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33.《茶叶走私和<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4.《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于何时?》,《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7期

  36.《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7.《辛亥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冯特民》,《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

  38.《关于1912年“新伊塔城谈判”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9.《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

  40.《明谊传》,《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41.《清代边疆名臣明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4期

  42.《谢彬和他的边疆史地著作》,《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43.《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

  44.《一部值得重视的学术著作——评杨昭全著“中朝边界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45.《俄国强占拉哈苏苏与中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

  46.《清俄合办外蒙古金矿初探》,《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47.《伊犁索伦营卡伦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

  48.《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序,《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49.《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序》,《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50.《关于西域回回炮及其东传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51.《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沙俄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3期

  52.《民国初年俄商在杭州售卖鸦片的交涉》,《中俄关系问题》总25期,1988年

  53.《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纳山碑非中俄界碑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54.《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4期

  55.《中华民族凝聚力与近代中国边疆》,《近代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斗争业绩》,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

  56.《唐努乌梁海序》,《唐努乌梁海》樊明方,台湾蒙藏委员会出版,1996年

  57.《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列岛主权属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58.《近代中国丧失领土之回顾》,《21世纪》1997年第1期

  59.《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60.《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樊明方著<唐努乌梁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61.《澳门的名称及妈祖阁的建置年代》,《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62.《金元明三代斡母城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63.《关于长春城市起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8年第1期

  64.《1861年中俄会勘东段边界研究》,《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

  65.《葡萄牙强占澳门与清政府拒绝批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

  66.《清季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67.《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68.《沈阳市何时开始建城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

  69.《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俄关系研究述评》,《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70.《清代中俄关系史——中国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辅仁大学历史系印行,2000年

  71.《钓鱼岛列屿主权属中国,铁证如山——读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72.《吕惠卿与王安石变法》,《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73.《欣慰的回顾——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20周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74.《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爱国文人连横》,《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又载汪毅夫主编《连横研究论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获奖论著:

  1.《中国近代边界史》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2.《沙俄侵华史》、《南沙群岛史地研究》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3.《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获1992年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4.《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学 术 自 传

  

  1929年1月16日,我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水头镇朴里村。父亲吕振墀是淳朴的农民,也是村里的中医,给乡亲们看病,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随叫随到,不收诊费,受到乡亲的赞扬。母亲黄越,家庭妇女,操劳家务,肯帮助人,好脾气,从不与人争吵,人缘很好。朴里是闽南有名的大村,地处东南沿海,华侨很多,虽是农村,但不闭塞,教育也颇发达。我村有两所小学,与我村毗连的水头镇,有一所中学。水头镇是千年古镇,文物古迹甚多,海陆交通便利,文化颇为发达。

  1937年,我进入本村新民小学学习,读到四年级,因家中需要帮手,停学两年。停学期间,我阅读了许多旧小说,诸如《七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施公案》、《天雨花》、《东周列国志》等,凡是村里能够借到的,我都想方设法借来阅读。受到兄辈的影响,我有时也背诵几首唐诗宋词。1943年复学,老师常常让我帮他批改作业。读完五年级,我就考上了水头南星中学。南星中学距离我家约四里,来回走读,中午也回家吃饭。那时,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每天放学后,便在学校球场打球,曾作为学校代表队队员,参加中学生篮球赛,获得冠军。期间,我白天打球,晚上点油灯复习功课。点油灯,要花钱,增加家庭负担,经常引起父亲的不满和埋怨,说我不懂得家中的难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家异常拮据,我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可称为百补衣。为解决家庭困难,也为了我的生活出路,父亲曾经想让我去当晒盐工人。有一天,父亲满怀希望地带我去盐场,但不知为什么,盐场没有接纳我。我对当不当盐工无所谓,但父亲失望的表情,使我十分难过。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我们全家无比高兴。水头镇举行庆祝大会,民众踊跃参加。人山人海,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1946年,我初中毕业,家庭已无力继续供我上学了。就在这时,离家多年去南洋谋生的大哥、二哥回家探亲,答应负责我上高中的费用。我高兴极了,便和一位同学,步行六十多里,到泉州报考培元高中,并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我深深地感到,年迈的父母和漂泊海外打工的兄长,让我有此机会继续上学,多么不容易,我决心专心一意读书,绝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在培元中学期间,我改变过去爱玩的习惯,刻苦读书,课余也看点小说,但已不是旧小说,而是鲁迅、巴金、茅盾等当代作家的小说。星期天,逛逛书店,翻阅书刊,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反映社会现状,是我最喜欢阅读的杂志。1949年2月,我开始在家乡的新民小学教书,教的是历史和算术。就在这时,我经一位被英国遣返回国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干部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朴里乡支部的地下活动,并学习油印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949年8月,家乡解放,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岳飞是“赵氏家奴”,这颠覆了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传统说法,读后觉得十分新鲜,印象特别深刻。我接受了这种观点,但也有疑问,这样,岳飞同秦桧还有什么区别?

  1952年初,我辞掉小学教师职务,到培元中学复学。同年秋,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报考北京大学是因为北京大学是我仰慕的全国知名的最高学府。报考历史系,是因为我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历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北大历史系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自己并不了解。进入北大后,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针对新生的特点,讲解什么是历史学和历史学的功能,让我们对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有个初步的认识。翦先生还告诉我们:北大历史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师资,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争取达到这个要求。

  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历史系合并而成的,师资力量很强,给我们授课的张政烺、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向达、邵循正、夏鼐、林耀华等,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这些老师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同时也培养我们研究问题的能力。

  北大是个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学校,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学而优则仕”或“读书做官”论,对北大影响不大。在这里,最受推崇的是学术。北大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们并不热衷于做官,而是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追求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学生评论老师,也以老师在学术上的造诣为准绳。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梦寐以求的也是希望将来能在学术上有点贡献。

  北大四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四年,也是我最刻苦学习的四年。不论是暑假还是寒假,我都是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阅读图书和期刊,搜集资料,了解学术动态和学习人家是如何写文章的。北大经常举办各种讲座,邀请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前来宣讲,例如:冯雪峰论鲁迅,丁玲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艾青论诗,梁思成谈北京城改造计划,赵蕴如谈自己和戏剧等,我都带着极大的兴趣前去听讲,吸取各方面的知识。有时在老师的帮助下,也参加一些文史方面的学术讨论会。

  北京大学有些同学,聪明能干,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著书和发表文章。我没有这个本事,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只写两篇习作。一篇是学期论文,题目是《张之洞与戊戌变法》,这篇文章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广泛搜集材料。另一篇是毕业论文。四年级时,系里布置我们写毕业论文,我对中国近代史比较有兴趣,希望中国近代史专家邵循正做我的指导老师。因邵先生太忙,系里决定由汪篯先生指导我写毕业论文。此前汪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所以我对汪先生还很生疏,只听说,汪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意弟子,对唐史很有研究。汪先生让我写有关唐代两税法的论文,给我开了许多参考书。关于如何撰写论文,汪先生强调两点,一是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要分析比较各种不同记载,做出判断,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二是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看法表述清楚,不是写得越长越好,如陈寅恪先生有关元、白诗笺证的文章,都写得很简洁,有自己的见解,没有人说它不好。

  汪先生对唐代史料十分熟悉,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我十分钦佩。在汪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论唐代两税法》。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是唐代实行两税法后,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这是我用心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虽然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汪先生的亲切指导,却让我毕生难忘。

  北大四年的学生生活,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北大为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二

  195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从事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那时,我们新到研究所的大学生,工作热情很高,都想尽快做点事,我和一位同事主动到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查阅解放前社科类期刊,搜集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编成一本解放前近代史研究论文目录,并由所里打印成册,发给各研究人员参考。1957年,领导号召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帮党整风,接着是反“右派”斗争,研究工作完全停顿。1957年冬,我和十几位同事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锻炼,1958年底回所。1959年参加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工作,负责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部分的陈列设计。1960年回到近代史研究所,原想继续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但事与愿违,我刚从博物馆回来,所领导便派我参加整理中苏边界问题历史资料。这项工作在当时是保密的,整理的资料仅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不予公开发表。

  起初,我只是把它看作是件临时性的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临时工作”却把我推上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道路。

  整理中苏边界历史资料,是外交部交给的任务,主要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历史所地理组也把他们整理的材料送到近代史所来。1962年,这件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只留我一人坚守这个岗位,资料归我管理。1963年,由于总参谋部某单位的急需,所领导指示由何重仁和我编写一部系统的简要的中苏边界历史资料集。我们二人商定,利用前此近代史所和历史所搜集的那些资料,并参考其它资料,编写一部从1640年到1949年的《中俄中苏边务史事集》,这部资料集中所载资料,俱按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以边界为主,其它有关事件也附带编入,所有资料均注明出处。何重仁是近代史资料组的负责人,又参加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的编写,工作比较忙,不久,他便不再参加史事集的编写,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来完成。1964年,此书作为内部资料出版。

  1964年,我参加由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领导的“中苏边界历史研究组”的工作。任务是编辑资料和撰写文章,供内部参考。当时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搜集资料,编辑资料上面,也写过一篇论证黑瞎子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文章。同时,还和金应熙、余绳武、王其榘合编《新疆地区政治历史资料摘录》一书。该书于1965年以“近代史讨论会”的名义印发,供内部参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余湛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黎澍也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领导的“中苏边界历史研究组”也宣布停止工作,小组成员全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实际上,这个小组再也没有恢复工作。但我为外交部提供中俄中苏边界谈判资料的工作仍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1970年,近代史所人员大部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和余绳武因工作需要留在北京,随时听从外交部召唤。

  1971年,近代史所下放“五七干校”的人员全部回京,逐渐恢复研究工作。

  1972年,我与余绳武、徐曰彪合作写了一篇题为《驳谎言制造者——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余湛推荐给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约我们到该报理论组修改,主要是做压缩工作,删掉援引的一些史料,使人读起来顺口好懂。这篇文章定稿后,新华社组织人力译成外文,准备对外播放。人民日报社把文章送给当时掌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姚文元认为,现在没有史学刊物,这篇文章如果在《人民日报》发表,未免太官方太正式了。因此,这篇文章被搁置起来。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这篇文章在该刊第一期发表,其后,又被编入人民出版社的《驳谎言制造者》(论文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文集》。

  1975年,我们三人再次合作,写了《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75年第二期,后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论文集)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史论文选集》。

  1974年.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奉周恩来总理指示,组织有关方面人员,审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奉余湛副部长之命,前去参加审查会议,约有半个月之久。对于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1975年,西北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完成了他们合作编写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初稿,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学术会议,征求有关学者对该书稿的意见。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期一个月。在此期间,会议主办者组织我们参观新疆的一些文物古迹,以增加对新疆古代政治、军事、文化的感性认识。此后,我又多次到新疆边境考察,并在当地外事部门和边防人员的引导下,考察了伊犁和博罗塔拉的中俄边界。

  1972年至1987年,我参加余绳武主编的《沙俄侵华史》的编写工作。《沙俄侵华史》是一部多人参加的集体著作,全书四卷五册,145万字。我是该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先后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2007年,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在撰写《沙俄侵华史》一书的同时,我写了二十多篇论文。

  《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为神话康熙而制造的一个谎言》,载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关于噶尔丹之死,《康熙实录》、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魏源的《圣武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肖一山的《清代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其他有关著作无不一致认定噶尔丹是“服毒自杀”的。我通过对成书较早的《亲征评定朔漠方略》与《康熙实录》等有关记载相互校勘和比较研究,发现噶尔丹是得病而死,并非饮药自杀。《康熙实录》关于噶尔丹服药自杀的记载,是经过篡改的。至于为什么要把病死改为服毒自杀?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康熙曾说过,“噶尔丹已无去路,或自杀、或投降,否则必为我所擒”。篡改史实是为了神化康熙,证明康熙皇帝“料敌如神”,“为千古帝王所不及”。此文发表后,受到广泛引用,有的注明出处,有的不注明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魏国忠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是一篇出色的考据范文”。八十年代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马汝珩教授在他的评论文章中说,《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和民族研究所编写的《准噶尔史略》,是近年来准噶尔史研究的两大收获。我真的没想到,这篇数千字的考据文章,竟然受到如此的重视。

  1969年,《苏联政府声明》宣称,满洲人在“奉天附近”修建的柳条边是“清帝国北部疆界的标志”。1974年苏联学者梅利霍夫出版了一本名为《满洲人在东北》的专著,发挥了苏联政府的论点。此后,他又发表了《柳条边——清帝国的边界》一文。为驳斥苏联政府和苏联学者的谬论,我牵头写了一篇《关于“柳条边”的性质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阐述了清政府修建柳条边的政治经济原因和目的,论证了柳条边是清朝国境内区分禁区内外的封禁线。在清朝国境内,并非只有东北才有柳条边,清朝皇室在热河的木兰围场也建有柳条边。东北的柳条边,由于它是沿着盛京、宁古塔、蒙古几个行政区之间的界线修建的,所以它既是禁区的界线,又是行政区的分界线,与国界毫不相干。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些省报也摘要转载。此后,我又发表了一篇《驳“柳条边”国界说》的文章,更详细地阐述我的论点。

  《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纳山碑非中俄界碑考》,是我为纠正国内一位学者的错误说法而写的。这位学者,在他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一书中,考证了《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走向和当时设立界碑的情况。

  他说,在《图理琛异域录舆图》中,在额尔古纳河上中游支流根河口对面、呼伦湖西,“有一块不为世人所知的”中俄“界碑”,它证明了根河口是康熙五十一年前后中俄“边界的新起点”。这个新说,引起我的重视,为探求究竟,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该书作者所说,并非事实,他发现的“中俄界碑”,实是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时建立的一座记功碑。因此我写了这篇《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纳山碑非中俄界碑考》,论证这个问题,纠正了上述这位作者的错误。

  阿勒坦诺尔乌梁海,游牧于阿勒坦诺尔(今俄国捷列茨科耶湖)、阿勒坦河(今俄国比亚河)、哈屯河(今俄国卡通河)、吹河(今俄国楚雅河)和布克塔尔玛河流域,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臣民。阿勒坦诺尔乌梁这个名称是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的,他们究竟属于何族?清政府如何对他们进行管辖?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有人认为它是蒙古人,也有人认为它是图瓦(图巴)人,即唐努乌梁海人。我在撰写《沙俄侵华史》时,接触到有关这个方面的资料,发现上面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于是我写了一篇《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究竟属于何族》的考证文章,说明阿勒坦诺尔乌梁海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图瓦人,他们自称“特凌格特”,在清代的文献中有时写为“特楞古特”。俄国文献称之为“帖列乌特”。 特凌格特是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元代就以“帖良兀”、“帖良古惕”的名称出现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并在我国历代政府的管辖之下。此后,我又写了《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图巴族人说质疑》等文章,分别发表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

  《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这篇文章除了论述沙俄采取各种手段,策动外蒙古“独立”,控制和操纵外蒙古傀儡政权外,其中最有新意的是我对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推行“新政”的主要目的和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

  以往人们对清政府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普遍采取否定态度。我认为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实行“新政”和内地实行“新政”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我对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外蒙古地区兴办学校、招民垦荒、筹练新军、筹建铁路等新政,逐一进行分析,证明实行这些“新政”是从国家边疆的安危出发的,目的在于加强外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改变该地区的落后状态,也就是为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和防止沙俄入侵,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三

  中国边疆沿革史,特别是中国近代边界史,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由于各种原因,多少年来,学术界几乎把它视为禁区,问津者少,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也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把这类论著,拒之门外,造成了这一学术领域内的许多问题缺乏研究,人才日见凋零,后继乏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我被任命为该研究中心领导小组成员。1987年,我又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同年,我开始主编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季刊),专门登载有关边界研究的论文和资料。同年,我考察了中缅边界和中越边界。

  为了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1988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史学工作者。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出席开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我做了题为《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的主旨发言,要点是:(一)、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应该加以发扬;(二)、中国历代疆域史和近代边界史是目前边疆史地研究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强研究;(三)、要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就应该实行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改革一些不适应这门学科发展的规章制度。首先,要放宽研究人员查阅边界档案资料的限制。其次,要放宽对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要支持和鼓励研究人员大胆探索。第三,对国外一些歪曲中国疆域史和近代边界变迁史的观点,要允许中国学者做出反应。学者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观点,不负外交政治责任。第四,目前研究疆域和边界问题的人员很少,应采取措施,加强培养人才,建立一支有较高研究水平的研究队伍。第五,要创办边疆史地的学术刊物,要编辑出版有关资料和著作。

  国内新闻媒体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充分关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会的新闻录像,新华社播发了题为《破除学术禁区,首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的新闻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并摘要刊登了我对进一步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几点意见。

  这次会议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后,从事边疆史地研究人员逐渐增多,不少人主动与边疆中心联系,要求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边疆中心的丛书中。

  早在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就有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计划,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实现。从1990年起,由于院领导的支持,同仁的配合,以及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主编出版了三套有关边疆史地研究的丛书。它们是:

  《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至1994年出版;

  《边疆史地研究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至1994年出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吕一燃、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至1994年出版。

  这三套丛书共收入40多部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除了边疆中心的研究人员外,还有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新疆、陕西、甘肃、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 、江苏等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著作一般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说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告别了鲜人问津的冷落局面,呈现出了初步的繁荣景象。

  1987年,外交部委托我组织国内学者进行南沙群岛的研究,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院重点立项。我邀请了院外专家和我们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编了几份有关南沙群岛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南沙群岛研究报告》,呈送外交部。这个《研究报告》于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2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在此期间及其后,我发表了《驳南沙群岛“无主地”论》、《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等文。1992年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一书。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一)、从自然地理方面,研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的环礁地形分布、形成原因和地貌特征;(二)、从历史地理方面,研究中国人发现、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和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三)、对南海诸岛中的若干重要地名进行考释;(四)、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阐明我国对南海诸岛不可争辩的主权;(五)、证明越南古籍中记载的“黄沙”和“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是越南中部沿海一带的岛屿和沙洲。由于此书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现实意义,经补充内容后,于2012年重新出版。

  1990年,我把近十年来写的关于新疆、蒙古、黑龙江的二十多篇论文结集出版,取名为《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该书内容涉及历史上的疆域、边界、政治、人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其中《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沙俄与漠河金矿》、《清朝末年瑷珲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发现和开采》、《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勒泰地区的侵略》、《辛亥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冯特民》、《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清代边疆名臣明谊》等,都是前人没有深入研究过的或有争议的问题。有人发表文章评论说,这本论文集“勇于创新”,“精于考证”,“评价历史人物客观、公允、实事求是”,“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部优秀论文集”;不足之处是缺少“实地考察的资料和由此产生的认识和见解”。

  此书曾获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后收入《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1992年,我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国家领土和边界的精辟论述。但这些论述分散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之中,大多数文章从篇名看不出同领土与边界有什么关系,有的文章洋洋数万言,其中与此问题有关的只有一两段,阅读非常不便。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摘录有关部分,编成此书。内容包括国家领土与边界的形成,对地主资产阶级各种疆界理论的批判,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兼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评论当时或历史上发生的边界事件,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国家领土与边界问题。这些论述,对我们开展边界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7年,我申请的《中国近代边界史》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批准立项,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2007年,《中国近代边界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120多万字。我是该书的主编,又是该书的主要作者。此书阐述自1840年至1949年一百多年间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进程,是我国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最详细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学专著。书中对边界条约签订前中国边界之所在,边界条约文本之歧义,条约本身之矛盾,边界线之走向,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考订和论证。叙述边界谈判经过,评论界约得失,评论历史人物之功过,都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而非人云亦云。对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利用确凿的史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从而驳斥了国外一些歪曲中国边界形成史的谬论,并纠正了国内某些学者的一些不准确的说法。本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在《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要进展——评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一文中指出:“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尽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的出版,在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在《集先人成果之大成,奠学术研究之基石——〈中国近代边界史〉读后》中说:“这部边界史从多方面深化和发展现有研究成果,将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这部著作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由我主编或独编出版的还有《中国边疆史地论文集》、《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等书。现在我正计划把我发表的数十篇论文,编成论文集,寻找机会出版。

  根据我的体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特别是研究其中的边界和疆域问题,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外,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就是要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没有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真凭实据,不管如何巧言善辩,妙笔生花,都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因此,勤奋搜集资料,发掘前人没有利用过的新史料,并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鉴别,就成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我能够提出一些新看法,填补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某些空白点,也多得益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问题,不应在原地踏步,不应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结论为满足,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发现,有所提高,或提出新看法,或解决新问题,或开拓新领域,或提供新资料。一言以蔽之,总要有点儿新意,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实事求是,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要求。为了某种需要,或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断,而篡改史料,伪造历史,歪曲历史,其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必定是短命的。

  吕一燃

  二○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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