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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信


2013年09月09日 11: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王宇信简介 

  王宇信,1940年5月出生,男,汉族,北京平谷人。1956年平谷初级中学毕业,1959年良乡高级中学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同年9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为胡厚宣教授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1983年5月任副研究员,1989年任研究员,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退休。201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1999—2010),现兼任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并研究商周考古学及先秦政治制度史。参加大型集体工作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释文》(并任总审校)、《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2·先秦卷)、《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商代史》(4·商代国家与社会)等等;主编有《甲骨学—百年》、《甲骨文精粹释译》、《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6种)、《夏商周文明研究论文集》(多集);个人出版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西周》、《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即出)等。此外,还出版专著有《商周甲骨文》(与徐义华)、《甲骨学导论》(与魏建震)等,另有论文90多种。参加的《甲骨文合集》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院二等奖,《甲骨文合集释文》获院一等奖,《甲骨学一百年》获“五个一工程”一等奖等,《甲骨文精粹释译》获院老年基金二等奖。王宇信曾多次应邀去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任客座教授,是在国内河南安阳、郑州、洛阳、北京琉璃河、平谷、四川三星堆、江西南昌、山东烟台等地多次召开的大型殷商文明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与陈绍棣合作,《文物》,1973年12期

  2.《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与杨升南、张永山合作,《考古学报》,1975年2期

  3.《商品货币与殷商奴隶制》,与杨升南、张永山合作,署名:贾谷文,《考古》,1976年1期

  4.《释“九十”》,《文物》,1977年12期

  5.《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一节),《文物》,1978年1期

  6.《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

  7.《甲骨文田猎之“田”不能与农田的“田”字混读》,《北方论丛》,1979年3期

  8.《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9.《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商史研究》,《人文杂志》,1980年2期

  10.《周原卜辞选释》与李学勤合作,《古文学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

  11.《西德、瑞士藏我国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人文杂志》,1981年3期

  12.《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

  13.《甲骨文合集》(集体),中华书局,1982年

  14.《试读<安阳市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原文物》,1982年4期

  15.《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16.《郭沫若与<甲骨文合集>》,《学习与研究》,1982年6期

  17.《甲骨文贞人“专”时代的审定》,《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9月

  18.《殷墟象坑的发现和商人服象的再探讨》与杨宝成合作,《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9月

  19. 《西周甲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

  20.《商王朝的内外职官》,《文史知识》,1983年11期

  21.《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

  22.《大放异彩的地下“档案库”——漫谈甲骨文》,《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

  23.《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

  24.《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笔名仁言),《殷都学刊》,1985年第1—4期连载

  25.《西周甲骨的发现、研究及其学术价值》,《文史知识》,1986年5期

  26.《新中国的建立与甲骨学的深入研究时期》,《殷都学刊》,1986年3期

  27.《西周甲骨述论》,《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28.《殷墟甲骨》,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29.《甲骨学》,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30.《西周甲骨》,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31.《谈甲骨文与甲骨书法》,《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32.One Again On the New Period of western Zhou Oracle-Bone Research, Early China ,T11-12 , P.164-172 , 1985-1987

  33.《一本最科学的甲骨著录》,《人文杂志》,1987年3期

  34.《<甲骨学通论>绪论》,《殷都学刊》,1987年3期

  35.《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

  36.《周原庙祭甲骨商王考》,《考古与文物》,1988年2期

  37.《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3期

  38.《周原庙祭甲骨“册口”周方伯辨析》,《文物》,1988年第6期

  39.《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史学月刊》,1988年1期

  40.《殷墟发掘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9日

  41.《甲骨学》,《中国文化概览》,东方出版社,1988年11月

  42.《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43.《甲骨文精萃选读》,与杨升南等合著,语文出版社,1989年10月

  44.《<史记>鲧禹的失统与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6期

  45.《甲骨学研究九十年》,《史学月刊》,1989年4期

  46.《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中原文物》,1989年2期,又Early China,T13,1989,P.36——40

  47.《甲骨文论著简目》,《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48.《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杨升南等合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49.《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胡厚宣教授的贡献》,《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4期

  50.《武丁期战争卜辞分期的尝试》,《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51.《甲骨文论著简目》,《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52.《试论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上、下),《郭沫若学刊》,1991年2、3期

  53.《甲骨文研究》,《郭洙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54.《西周》(中国小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

  55.《论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史学月刊》,1994年6期

  56.《说邢台西周甲骨“其事”》,《中原文物》,1994年4期

  57.《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行款的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2期

  58.《一部充满探索精神和开拓性的著作——读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原文物》,1995年3期

  59.《开拓与探索——读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署名:仁言)《先秦史研究动态》, 1995年第2期(总27期)

  60.《甲骨文字诂林》,(合编),中华书局,1996年6月

  61.《道德文章耀千秋——读<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2日

  62.《金石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11月

  63.《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与杨升南合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64.《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65.《金石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11月

  66.《近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炎黄文化研究》第3期,1996年12月

  67.《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版

  68.《日本近年新出版的几部甲骨学著作》,《殷都学刊》,1997年1期

  69.《踏破铁鞋无觅处》,《殷都学刊》,1997年4期

  70.《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71.《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又《东亚玉器》 East Asian Jade: Symbol of ExceIlence,Vol·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72.《读邢台新出西周甲骨刻辞》,《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73.《甲骨文合集补编》,(集体),语文出版社,1999年

  74.《甲骨文合集释文》,(集体兼总审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5.《甲骨学一百年》,(主编),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

  76.《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几点启示》,《97'山东桓台申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77.《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78.《1998年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结》,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79.《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纪念王义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12月

  80.《新世纪甲骨学研究的展望》,《辞海新知》第四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

  81.《<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序》,齐鲁出版社,2000年12月

  82.《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3.《<从传教士到汉学家>序》,《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8日

  84.《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总19号,2000年5月18日

  85.《甲骨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29日

  86.《龙与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

  87.《明义士甲骨学研究的成功及对我们的启示》,《文物天地》,2001年第5、6期连载

  88.《春秋时期的玉、用玉及玉观念》,《台湾大学地质研究所集刊》,2001年9月

  89.《论1978年以后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入”的新阶段》,《韩国中国语文学2001年度春季联合学术发表大会发表论文集》,韩国中国语文学会,2001年5月,汉阳大学;又转载《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5、6期连载

  90.《三星堆遗址研究的展望》,《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6日

  91.《一个后学者的怀念——纪念唐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4日

  92.《序<河南大学与甲骨学>》,《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

  93.《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5月

  94.《论甲骨学研究“全面深入”的新阶段》,《中国历史文物》第五、六期,2002年

  95.《秋风岭上的“中”形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3月26日

  96.《罗济通门与古朝鲜的“三国演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3月28日

  97.《消失了的伽耶古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4月16日

  98.《两代学者尽心力、精益求精巨帙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0月22日

  99.《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0.《纪念商承祚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01.《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5月18日,又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五)上,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

  102.《一部西周甲骨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103.《周原甲骨文》,《光明日报》,2003年8月14日

  104.《殷墟出土不知名铜器考》,《殷商文明暨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

  105.《商承祚教授对<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巨大贡献》,《纪念商承祚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06.《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7.《甲骨文精粹释译》,(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8.《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9.《甲骨学通论》,韩译本,《首尔东文选》,2004年

  110.《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11.《雷声书甲骨文<论语>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2.《苍颉“始作文字”的传说及其史影》,《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7期,2005年12月

  113.《商周甲骨文》,(与徐义华合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7月

  114.《甲骨文——契刻文明的国宝》,《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

  115.《里程碑式著作:<甲骨文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7月20日

  116.《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光明日报》,2006年7月21日

  117.《分卷序:杜久明、杨善清编著的<中国殷墟>》,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118.《序<灿烂的殷商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7月;又《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119.《序金开甲骨文书法<耕耘集>》,《殷都学刊》,2006年特刊

  120.《序<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研学术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1.《弘扬黄帝文化精神,建设人类先进文明》,《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

  122.《怀念邹衡先生》,《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23.《有祖共同祭》,《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24.《陈梦家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125.《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1期;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5期

  126.《殷墟YH127甲骨窖藏发现的意义及面临的新课题》,《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3期

  127.《仓颉“始作文字”的传说及其史影》,《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128.《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构建中国的形象品牌》,《炎黄文化研究》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

  129.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殷都学刊》,2008年第1期;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5期

  130.《序<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

  131.《宁氏家族的发祥地——商周时期的宁》,《寻根》,2008年4期

  132.《民国瓷器艺术诠释——读民国瓷器艺术鉴赏》,《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21日

  133.《关于当前收藏与鉴赏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30日

  134.《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35.《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6.《弘扬殷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殷都学刊》,2009年1期

  137.《序<中国殷墟骨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又《殷都学刊》,2009年4期

  138.《帝舜与我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10月

  139.《序<话说甲骨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11月

  140.《感言与感谢》,《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141.《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2月

  142.《甲骨学导论》,与魏建震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

  143.《甲骨文合集释文》,(总审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精编本

  144.《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与杨升南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45.《古文新生辉,天下遍桃李——古文学学研究生培养60年》,《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6.《甲骨文一百年·序》(韩文版),《殷都学刊》,2010年第3期

  147.《甲骨学一百年》(韩译·5卷本),韩国启明出版社,2011年

  148.《深奥缘古朴、美醇自点线——韩国<甲骨文的神秘与美>序》,《南方文物》,2011年1期

  149.《商代国家与社会》(11卷本《商代史》4),与徐义华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150.《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新突破》,《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8日

  151.《殷墟宫殿宗庙基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读<安阳小屯建筑遗存>》,《殷都学刊》,2011年第3期

  152.《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新突破——读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153.《<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154.《谈共祖黄帝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无限创造力的象征》,《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三辑,大象出版社,2011年

  学 术 自 传 

  我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科研人员,儿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时代变迁,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与实践,而中年以后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在学术上才开始走向了成熟。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和学术命运与共和国的发展是休戚与共的。

  一.与共和国同风雨(1940—1978年)

  1940年5月,我出生在北京东北140多华里的一个面积仅一平方里的小县城──平谷城关镇(当时属于河北省,1958年划归北京市)。现在我还记得,县城当时驻扎着日本鬼子兵。依稀记得,他们下乡“讨伐”回来,用刺刀挑着抢来的鸡围着火堆烧着吃。也依稀记得,后来“国军”占领县城后,八路军趁他们“调防”来攻城,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和母亲、妹妹住的东厢房墙根下,把窗下墙根的大石头炸歪了,满屋都是令人窒息的烟气。当时我正大病,和母亲、妹妹躲在在土炕下的地上。听母亲说过,一片弹皮飞向正房过道,歪打正着,把条桌上一个二尺多高的大玻璃瓶子击的粉碎……   

  1948年我们全家坐马车跑到了北京。记得,在通州大运河边,我闹着要喝水,爷爷买了瓶汽水让我喝,我一喝有辣味,全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到了北京的叔叔家,让我吃洗净的西红柿,这是在乡下从没见过的,只觉得有令人恶心的怪味,摇摇头,扔下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还听我母亲说过,三、四岁时我能认不少字,爷爷抱着我到处炫耀。但我只记得七岁上设在本村马神庙里的小学,大殿有一尊三只眼的马王爷,怪可怕的。学会的字早忘光了,一切都是从头来……我因受同学欺负便经常逃学。爷爷发现后,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用烟袋锅敲我的脑袋,敲的头上全是大包。母亲在旁急的直跳脚,也不敢说什么。因此,我现在也不相信什么“胎教”、“学前教育”如何利于儿童成长云云。在北京,我们租住在鼓楼大街东边一个深深的小巷──辛寺胡同,一个有台阶院内的东厢房。现在还记得,住在正房的房东姓吴,一开始对我们很客气。后来我们交房租时有困难,说话就开始难听,脸色也难看了。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什刹海西边的西线串小学(现为大翔风小学)开始的,上、下学从搭着大席棚的什刹海穿过,路边卖凉冰的、拉洋片的都有,十分热闹。我下学后,喜欢站在说大鼓书的场边听书。记得,说书人往往说到一个“关子”处就停下,拿着小箥箩向听众“化钱”,这时不少的人便纷纷离去。上、下学的路上就怕碰到“小孩队”(小流氓),他们手中拿着带齿的自行车飞轮,口中喊着“找剋(音kēi)”,把小同学们的零用钱和吃的抢走。如敢不给,就是一顿暴打,所谓“找剋”的“挨剋”了。

  1950年冬天,爷爷带着我和妹妹、弟弟、我母亲回平谷老家了。由于当时平谷的学校是冬季始业,平谷老师说北京的教学水平高,非让才上三年级(北京秋季始业实为二级半)的我跳班上四年级不可。因为这一下不是从基础概念开始的,所以乡下四年级算术教的“流水算法”中的“鸡兔同笼”、“植树算法”等等,让我莫名其妙,所以小学的算术我没学好。直到上中学以后,代数几何从头开始,打好了基础,数学就再也难不倒我了。我小时候因“n”、“l”发音不清(俗称“齉(nànɡ)鼻子”),把“大石榴”念成“大石牛”,一说话就被人开玩笑,慢慢变得就不爱说话,言语木讷了。虽然如此,但我心中常想着一定要把作文写好。说不好,但我写的好,让更多的人看我写的文章吧!因为这个原因,使我自小就喜欢作文和阅读,幻想着通过写作,把我内心的感受和家乡的面貌写出来,传达给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自打上初中直到高中,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就像初中班主任老师评价的那样,说我“酷爱文学”。在初中时,同学们认为作家是大学语文系培养出来的,不少崇拜我的女同学叫我“语文系”了!作家是我崇拜的对象,又特别崇拜少年成名时的刘绍棠,读了他写的不少作品,像《运河的浆乡》等等…

  1956年初中毕业了,当时通县专区的高中只有通州一中(原有的潞河中学)和新设立的高中蓟县一中、密云二中和省立良乡中学。当时平谷中学没有高中。那时的平谷中学还没电灯,用的是汽灯。我考的是北京西南的良乡高中。良乡中学已用了上电灯,并有生物实践园地,这所学校早就开始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我们念书时学校就开展勤工俭学了,参加过良乡变电站的平场地和草料厂的搬运草捆等劳动。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男生班没赶上女生班去公社劳动,享受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的好事,留在学校大炼钢铁。当时学校的操场上,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烟气弥漫,炉火通红。我们班专门负责烧耐火砖,供建小高炉用。我们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坩土”(有坩土矿的村名忘记了),再用木槌狠命打成一块块砖坯,码放在窖中烧成耐火砖。小高炉炼了好一阵子钢铁,只炼出了一炉炉没用处的铁渣子……我们也在生物园地大放小麦“卫星”──亩产21万斤!学校组织我们深翻土地一丈多,先把土挑出来堆成山,再一筐筐挑回去踩结实。为了增加土地肥力,我们同学们组成“打狗队”,走村串巷去各处打狗。我这才体会到狗是“铜头铁臂”,狗的脑袋用大木杠子打烂了也不断气(实际上应把狗吊起来,灌一瓢水就呛死了)。我们几个同学虽然没打到狗,但把别的同学打来的死狗煮成肉汤,再往试验田里灌。学校的21万斤小麦“卫星”被选入在和平门外举办的“教育革命成果展览”。学校组织我们从良乡赶去参观,看到“21”字后面的一大串“0”大家都很受鼓舞无比自豪。试验田的麦子种的太密了,我们就用鼓风机吹。光照不足,我们就架上电灯晚上整夜照……花了这么大力气,地可没有人的“胆大”,收获时按单位面积计算后,亩产只达到800斤左右……

  1959年初,学校食堂的窝头中开始羼些干菜了,吃惯了净粮的多数同学不爱吃。但一个姓蔡的女同学勇敢地贴出了题目是“我们爱吃菜窝头”的大字报,从此同学们就叫她“菜窝头”了。我们念高中时,语文课本改革,分成“文学”、“汉语”两部分。文学课本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开始,有《左传》和桐城派姚鼐的古文等等,直到近现代文学名篇结束。我比较喜欢当代文学,学起来津津有味,一位叫张济的同学则喜欢古典文学。因当时已提倡“厚今薄古”了,班团支部书记就曾对我说,你的方向是对的,张同学思想倾向不对头云云……我主办过班里的壁报《星星》,也曾是学校黑板报《前进刊》的编委。我常写些为同学们参加劳动鼓劲、赞美的作品,一些诗也常在校刊上刊出。我也编过一些活报剧,在学校文娱晚会上演出,或为集体朗诵写些长诗。高考前夕文理分班,老师常猜些题目让同学们做,以应付高考作文。我的作文每次都作为范文张贴,供同学们观摩。我现在还记得1957年因永定河发大水,学校推迟开学,开学后,作文课上张同学作了一首诗描写水灾过后的情景,现在还清楚记得最后两句是“老妪茫然泪沾衣,荷下蜻蜓把水戏”。而我写的一篇作文是描写人民公社社员“一心为公”的。我的作文和他这首诗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了。当语文老师被划为“右派”后,这位同学就背上了被“右派”欣赏的莫须有罪名,考大学名落孙山,被分配到深山中的南窖中学教书去了。我在大学时给他写过信,但后来校庆却再也没见过他。听别的同学说,他早已病故了,谈起来不禁嘘唏……虽然我对写作一直感觉良好,孜孜不倦地做着“作家梦”,但却一个铅字也未被报刊发表过。1959年春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到三四十里外的周口店遗址参观。虽然一路步行很累,但中国猿人陈列馆和鸽子堂、山顶洞遗址深邃的时空差和从猿到人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使我们感到震撼并忘记了疲劳,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等待着人们去探索、掌握……而考古学家(实际应是古人类学家)就是远古秘密的解读者和探索者。我理解的遍访祖国名山大川的考古工作,是崇高和令人仰慕的职业。恰好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增设了考古专业,周口店之行促使我报考北大时,以这一新专业为第一志愿。恰好这年贯彻“政治与业务”相结合“重在表现”的原则,我以高分被北大录取了,真是感到幸运和喜出望外!

  在北大五年的学习期间,我各门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我们这些乡下中学来的同学不像大城市同学知识面那样广,满口“实践”、“矛盾”、“主观”、“客观”等词汇(其实,当我们上过哲学课后,也就明白了),因而被一些人讥笑是“读书死”、“书死读”、“死读书”。北大的古文字课是高明老师上的,第一节课他就把黑板上写满了甲骨文的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我们在笔记本上跟着照猫画虎写个不停。第二节课还是写甲骨文字,高先生有时写个“豕”字,再在下面加个“止”(即脚)字,让我们猜能会意成什么字,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在图书馆我阅读了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从而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我1964年春天(大学毕业前)考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的缘起。

  那时在大学里,每年必须劳动两个月改造思想。1960年,我们去怀柔水库大坝前考古工地发掘战国墓,四年级同学“看探方”,一、二年级同学当“小工”运土劳动。记得,汤池同学带我和二年级的樊锦诗同学发掘一座战国墓,考古劳动了二个多月。1961年北大拟在十三陵的山里修一座“新校”,同学们轮流参加了修铁路路基的劳动。干活时,二个人抬着装满土的大筐,还要争先恐后地跑着,下工后到住地还要走上五、六里路。当时每个人吃的粮食有指标了,我们吃的包子做的牛眼那么大(伙食团怕粮食吃亏了,先缺斤少两),同学们吃不饱有时把大葱的须根洗净炒了分给大肚汉吃。毕竟能添肚子呀!吃饭时,给每人喝的汤也打的很少,剩下的第二天馊了,又舍不得倒掉,就加上些辣椒再煮沸了舀给同学喝。因此,我们给管伙食的赵德教同学起了个外号——酸辣汤。同年级的李讷同学虽然是金枝玉叶,但也得和我们一样干活和吃喝,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劳动结束后,就再也没见她和我们一起上课了。原来她累病休学了,所以比我们晚毕业一年。我们每次下乡前和回来,都要进行“动员”和“总结”,几个年级的同学坐满未名湖西边的教工食堂大厅。四年级支部书记张同学是调干生,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下乡劳动的伟大意义和总结下乡时的诸多好人好事……我们班同学在下边说她“机关枪”又开火了。而每次劳动回来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高年级的何氏同学,我们都记得,他每次都大谈汗水怎样洗刷掉高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给他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受到的深刻教育云云。我就不会那样深刻地批判自己。但同班要好的同学辛占山、胡美洲悄悄对我说过,咱们是农村来的,拔麦子时只要拼命向前干,把城里的号称“君子”的同学远远落在后面,他们说的再好也没人信……1964年6月做完毕业论文就该分配了,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齐聚在首都体育馆,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作动员报告。现在我还记得,彭真同志讲,知识分子就像驴喝水,脑袋进了水筲(社会主义),身子还在外头(资本主义),思想改造任务长期得很,要到基层去脱胎换骨进行彻底改造云云。回来后我们就集中学习领导的讲话,真是一个个学得热血沸腾,下决心到边疆去、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好“贴在”无产阶级“皮”上的“毛”。报志愿时,全班学习得没有一个报北京要人的单位,诸如留校、文物出版社、北京文物队等等,全都报的是外省市。我报了河南、辽宁、山西三省,负责分配的班干部张同学批评我说:“你考研究生四月份就定下来了,为什么还是不敢报边远的艰苦地区呢?”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上,有的同学对留校的几个同学说,原来你们早就定了留校,却非要我们往外省市报呀!说完大家大笑不止……

  1964年9月,我到历史所报到时真是别无长物,就是一个装烟用的纸箱里放了几本书,再扛着一个行李卷就到了建国门内,与新分来的十几个大学生住在历史所小礼堂内。不久,中央要求全学部人员去山东搞“四清”,经过动员、三查、学习,就去了山东海阳朱吴公社下院口村。这是一个交通不便,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工作队贯彻的是极“左”路线,一进村就夺了干部的党权、政权、财权,他们全都靠边站并都被打成“四不清”干部,对他们大搞逼、供、信。工作队内部的知识分子与黄县派来的地方干部对“敌情”的估计产生了分歧。“依靠对象”说干部在场院干活“轻快”,因而猛扣他们的工分。等四清结束后,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学部参加“四清”的大部队回北京了,我们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留在原地劳动,继续“滚泥巴”。生产队的干部让我们几个人到场院上干活,打梿枷、翻场、堆垛、晒粮食等等,既繁杂又累。特别是变天下雨还得抢场。我们这才体会到场上的活很不“轻快”,知识分子太脱离实际生活了!村干部和老乡非常朴实,并不怨恨我们运动中对他们的伤害。我和房东成了一家人,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联系……

  1965年从山东劳动实习回来,我用研究生的购书费(两年60元)买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编》和一套《史记》(记得侯外庐的研究生孟祥才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本以为该学习研究生课程,大干一场了,但当时的学术秘书田昌五对我们几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训话,大讲学术界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我们参加批判“让步政策”、“当时当地标准”、“清官论”等等“修正主义”观点,并要我们写出文章交所学术秘书处“把关”后,再推荐发表,并嘱咐我们注意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1966年夏天,随着《5.16通知》的公布和“文革”兴起,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也和全国一样乱了起来。在王、关、戚的直接插手下,一度形成“联队”的一统江山。后来,又从中分裂出“大批判”。1967年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联队”垮台被“大批判”取代。1968年又随戚本禹的倒台,“总队”兴起,“大批判”的残部又组成“卫三红”,继续与“总队”对抗。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跟在后面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进行到底”疯狂了一阵子。后来“总队”和“卫三红”对抗时期,我就觉得苦闷并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自己这样的普通人,谁也“卫”不了,就再也没兴趣打派仗去“卫”什么,当起逍遥派并开始搞对象去了。1969年以后,随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一声令下,工人、解放军入驻了学部,在实现了“大联合”和“清理阶级队伍”后,1970年就开始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被中央定位为“5.16”反革命集团的“前台、指挥部、大本营”的学部,可以想见清查运动所涉及的人、事之多和激烈的程度。历史所连50多岁李福曼(已故梁思永先生的夫人),这位平时被年轻人视为要“划清界限”的“资产阶级太太”,只是运动期间对年青人有些同情,或受掌权的“文革小组”分配去抄写大字报“要点”等,在清查“5.16” 时也成了怀疑对象,被喊话“老‘516’、小‘516’、乌龟王八都是‘516’。像我们这样比李老太太要小的好多的一些年青人,虽然没被估计为“骨干”分子,但自然也在喊话之列。禁不住强大攻势,我和杨升南只好“随大流”,承认了“我也是”。和我一同在排里开喊话会时也承认了是“5.16”的郭某某,再抽空去卫生间时就晕了过去。只要承认了自己是“5.16”,就得离开排里的“革命群众”去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编什么的都有,有按入团志愿书编入“5.16”表格的,有按入党志愿书编入“5.16”表格的。我党、团员都不是,只能按当年入少先队须经老师批准即可,说成是兵团司令“批准”的。我的交代材料每页都写上“编号1、编号2……”,写时就准备好了将来翻案时好说都是“编造”的材料么!炮制“秘密报告”呀,“挖地道到中南海“呀,”上大寨去打游击“呀……交代材料真是五花八门!宣传队领导总是觉得“交代”材料都对不上口,因为就没有这么一个“5.16”反革命组织么!只要是不承认,就要办学习班逼、诱、供,或让吃“顽固菜”惩罚,或大会批斗,坐喷气式等等。而只要承认是“5.16”的,就在大会上宣布“解放”,材料不入档案,并把材料当众烧掉,即“先推到敌我矛盾边缘再拉回来”!被“解放”的人个个都感激的泣涕滂流,三呼万岁。当时所里除了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等老人特批在家住以外,其他人等一律集中在办公室搭通铺,每天都要向墙上贴的光芒四射的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口唱“大海航行……”,“手挥红宝书”,然后就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等,平时不准回家,只有礼拜六晚上到星期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可以在家。我和杨升南、朱玲玲等“小5.16”一回家,周六晚上就拼命写上告信,反映怎么逼供、武斗、如何扩大化等等。第二天一大早骑车到中南海北门,把“呈周恩来总理”或“呈江青同志”的上告信交给门卫解放军,这样的信不知道交了多少封……1970年的某一天,就在工、军宣队把全所人员集中在楼道,宣读中央《3.27通知》,传达其精神是要求各地抓“5.16”时注意不要搞扩大化、不要搞逼供信,要注重清罪行,不过分重组织等等,以把运动引向深入和胜利。才念完文件,杨升南第一个跳出来,向工、军队领导人说:“我认为历史所清查扩大化了,历史所大搞逼供信了,我们不是‘516’!”接着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站起来接着说:“我不是‘516’,历史所清查扩大化了,大搞逼供信,我们向中央反映了……”一下子楼道里哭的喊的都有,会场顿时就乱了起来……我在回家的路上问会上边喊冤边哭的王振亭:“你不是在‘解放’你的会上感谢得痛哭流涕么?”他说:“那是冤哪!”从此,杨升南被称为搞“翻案风”的“带头羊”。

  在北京清查“516”清查不下去了,正好毛泽东发出了走“五七”道路的新指标。1970年8月学部全体人员都去了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真是骄阳似火,在信阳一下火车就有几位同事中暑晕过去了。在息县,这些知识分子,硬是学会了脱坯、烧砖,还有人学会了木匠、瓦匠,成了“师傅”。在房子修好前,我们集中住在一个大棚里,每人用蚊帐再隔成一个小天地。晚上用手电照亮,真是点点萤火。冬天四面透风,阴冷之极。星期天休息时,三三两两的“六”子(当时革命群众管“516”分子叫“六”子)一起去包信、新蔡等地赶集,顺便吃只炖鸡喝点酒,一路上讲讲清查的怪话和发些牢骚。还记得,过阳历年时,工、军宣队让我们吃“忆苦饭”,由于我、杨升南、王玉欣搞“翻案风”,被管食堂的革命群众忌恨,给我们每人满满打了一大碗糠饭惩罚。由于我们在大棚里住,四周众目睽睽,不敢倒一点,硬是伸着脖子强咽了下去……我们每个连都有食堂,当地老百姓说我们“穿的破,吃的好,每人一块大手表”,生活比老百姓好多了。

  1971年初息县“五七”干校撤销,全学部的人都开到信阳明港的一座步兵学校,关门集中力量搞运动。历史所主要清理在干校刮起的“翻案风”,连出门去小卖部都要请假。我们班长大渭是个好人,也看出没有那么多“516”。他向连部说,王宇信、冯佑哲没大事,可以两人出去,不算“串联”。我和冯佑哲,一直到现在都感谢他当年对我们的“搭救”,别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军宣队硬逼着“516”分子交代所“反”的陈伯达、谢富志等,直到林付主席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却一个个成了反党分子,而作为“516”“黑后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却又一个个官复了原职。后来,我们这些被清查的对象,感觉到军宣队明显的缩小了清查范围,火力也降低了。我们二十多个翻案的和已“落实”政策又翻了案的人被集中在两个学习班,让我们端正态度,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准备“解脱”我们,但我们的态度就是端正不起来,无脱可解,都异口同声坚持说:我们不知什么是“516”。

  1972年6月奉中央指示,全学部的人都回到北京,这个学习班也就不了了之。回北京后,全学部只剩下了孟祥才、张宪清、吴敬琏、吴元迈等69个头头,号称“69军”继续审查,其他的人也就稀里糊涂的又和没事人一样了。除了反“帮派体系”、反“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一个接一个的学习以外,就在家中搞起了“斗”(斗孩子)、“批”(猪头便宜,劈开好下锅煮)、“改”(改造木家具)了……

  我们的《甲骨文合集》组辑工作在郭沫若前辈的过问下,也悄悄恢复了工作,但不“合法”,即不能干扰政治运动,开会时就要停下来。当时,全所只有在宣传队挂号的《中国史稿》的编写是“合法”的,而《合集》则处在不“合法”的半地下状态,稿纸不发,书籍不借。为了加快进度,《合集》编辑组把我们63、64、65年以后来所的几个新人吸收进来。不搞运动时,我们就对收集的大量拓片进行整理,包括到各地拓甲骨、搜集资料、对重片、选片等。工作是枯燥和繁琐的,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记得,《合集》上版后,还要对所选收各片甲骨一一作出卡片,孟世凯逐项念,我负责按项填写,我总共手写成41956张卡片。而那些卡片,是孟世凯一项项专门设计的,在白纸坊一家印刷厂承印。我还记得,核心组党代表应永深派我和杨升南骑平板三轮去拉。我们年轻应该去,但提出的条件是回来后请我们喝啤酒(他工资高,78元,我们才50多元)。回来后,五、六万张卡片,累的我们浑身大汗,在北京站前的饭馆(现已变成了大楼)痛快地用大碗(当时都是散装,还没有瓶啤、罐啤)喝了个痛快……我在工作中学习和掌握了一些甲骨学知识,也对一些新材料感兴趣了,于是就随手抄下。但《合集》编辑核心小组看不惯了,认为会影响工作进度,并几次在全体会议上重申:不准抄材料!我们几个新加入的年轻人对此想不通。边研究边整理,随手收集一些材料有什么不好!为此,几个人议论后,由我起草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学部负责人刘仰峤同志,谈了我的意见。1976年冬一次郭沫若家里,核心组作工作汇报,当谈到组内关于边研究边整理,还是先整理完后再研究的争论时,郭老当下就笑着说:还是边研究边整理好,研究提高整理质量,整理发现新材料新问题。郭老的一席话拨正了编辑组的方向,年轻人边整理边抄材料更起劲了。当年正“深挖洞、广积粮”,研究人员在学部大院轮流参加挖防空洞的工作。就是在休息的半小时,我们也要从深深地地下坐缆车上来,跑到办公室抄上几条。1976年

  殷墟发现了妇好墓,1977年我和张永山、杨升南在《考古学报》第2期发表《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的甲骨文材料,就是我们在挖防空洞的间歇中搜集的。此文曾寄郭老审阅,他给我们回信并加以肯定,使我们很受鼓舞。老一辈学者杨向奎教授看到文章,高兴地对人说:“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在胡乔木院长的带领下,科研秩序恢复了正常。科研人员意气风发,要把“文革”耽误的十年时间夺回来,都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工作中。《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自此正常进行,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再也没有压力(抓辫子、打棍子)、没有阻力(科研被指为“地下工作”,借书都不允许)、没有干扰(科研必须服从运动时停时作)了。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往视老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年轻人都有必须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情舒畅地进行创造性科学劳动(以前视科学研究为脱离劳动)了。因此,我踏上学术生涯和成长的道路,应自1978年始。

  二、我们在《甲骨文合集》及《释文》研究氛围中成长 

   1978年以后,随《甲骨文合集》资料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编辑组开始把甲骨拓片正式上书稿图版的编排工作。这一工作是分工进行的,即每人按《合集》每册书稿正式出版的页数,分得一定数量的“草稿版”(即整理时按期将拓片临时集中排在作大相册用的玻璃纸活页上。一是透过玻璃纸可看清下面拓片上的文字,二是像取照片一样便于揭取,而不损伤拓片。我们都称之为“玻璃版”)。我们大家按孟世凯起草,经讨论通过的《甲骨文合集》“分类提纲”(实是《合集》的目录,政治、经济、文化、其他四大类,再细分二十二小类),将“玻璃版”上的有关内容的拓片揭下,逐类在图版纸上进行编排。排版时既不能过密,也不能太稀,要讲究版面的美观。我负责的是《合集》第十二册图版的编辑工作。   《合集》的出版是陆续交稿并陆续出版的。记得,我们为了向1978年召开的科学大会献礼,赶出了第二册样书,并向病中的郭沫若主编报喜,郭老总算在生前见到了这部大书。其后,直到1982年全书共十三巨册才陆续正式出齐。

  1980年8月,在《合集》已出版2、3、4、5、6、7册,其他各册书稿也已编讫时,总编辑胡厚宣就开始布置下一步《合集释文》的工作了,即每位编辑者各负责一册《合集》的释文工作(我负责第十册)。在全体人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及在其后的工作进程中,先后由我、齐文心拟定了“《合集》释文体例”、“补充体例”、“贞人隶定表”、“常用字隶定及释文格式参考”等及若干份“纪要”、“通报”等等,供各位学者进行释文工作时参考。1984年底,各学者分头承担的《合集释文》初稿基本完成。

  1985年第一季度,全部《释文》稿交到我处,受胡厚宣之命,5月6日,由我、杨升南、齐文心开始了释文稿的总校工作,由我担任组长。但到12月总审校到2392号时,齐文心因病退出,总校任务就全落在我和扬升南头上,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的室主任周自强教授为我们打气:“不做好总审校,释文就不能出版……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做这一项繁琐的工作。胡先生信任你们,你们这是代表胡先生在总审校释文稿!你们做的工作,所里是看得到的,将来评职称时会考虑的!”就是这样,虽然中间也略有停顿(如参加植树、参加献血活动),但总是在艰难中向前推进着。一页页文稿,一条条释文对照《合集》原稿,坚持不止,锲而不舍,总有一天会做完的……直到1987年10月21日,我和杨升南用二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合集释文》的总审校工作。

  接着我们又安排《合集释文》的出版、缮写影印稿及校对等工作。自1992年10月28日始,至1994年11月25日全部影印稿共2095版全部缮写毕,又是费时两年多。1994年1月主编胡厚宣去台湾访问前夕,曾打电话给我说:“释文付印前,我还要看一遍!”但他从台湾回来后,由于忙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年事已高,也没有再提看《释文》全部影印稿之事了。当年秋,胡先生生病住进协和医院(没有病房,只得住楼道里)以后,经过抢救、并又转往东四一家医院,病情稍好一些,总急着要回家,还惦记着工作和研究。1995年4月16日,胡先生回家才三天,就突然撒手人寰了 ……虽然他没有来得急看《合集释文》书稿,但在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倾注胡先生不少心力的《合集释文》终于面世,或可告慰先生在地下的英灵。关于《合集释文》的撰著和胡先生倾注的心力情形,可参看我写的《总审校的话》(《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这里就不再多读了。

  随着《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和《合集释文》的完成,一批甲骨学者也成长起来。不仅《合集》的编纂者们写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诸如《商代周祭制度》、《商史探微》、《夏商考信录》、《商代经济史》、《殷商历法研究》等等。我自己也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等等。此外,我和一些同仁还参加了《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大型合作项目。如此等等,一批学者随《合集》和《释文》的完成也成长起来了。《合集》工作的研究工作和训练,使我们这些人受益终生。虽然当年的“年轻人”现都已成为“老专家”,但不少人仍退而不休,陆续出版了《甲骨文医学资料考辨与研究》、《甲骨学辞典》等等,也有学者参加了国家大型科研项目多卷本《商代史》的撰著,2010年,我的《商代国家与社会》(4)、杨升南《商代经济与科技》(6)、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8)、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9)等的出版,填补了商代史大型专著的空白,推动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前进和深入。此外,我还出版了《中国甲骨学》、《甲骨学导论》等。郭沫若、胡厚宣与《甲骨文合集》同在,一批甲骨学家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一起成长!

  三、我治学道路上的体会与心得  

  我自1964年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后至今,在历史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一晃已近50多年了。但真正认真坐下来、稳下来读书、做研究和写文章,那是在1978年科学春天到来以后的近30多年。

  在大学的五年期间,虽然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许师谦同志(西南联大毕业生),一再说59级同学在校的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是最按部就班的了,不像其他年级那样停课搞运动较多,将来一定会出人才。比如58级一入学就去首钢大炼钢去了一年多,是和我们59级一起上的大课。虽然如此,当年我们在学校上图书馆多了,也还是怕落个走“三点一线”(即去图书馆、饭厅、宿舍“三点”加上去教室“一线”)的“白专道路”的帽子。虽然我们这一届(59级)在学校教学秩序较为正常,但在校也只是通过老师讲课打下了一定的专业基础,掌握的也只是学科达到的最新成果的前沿知识,不过是知其然而已。而为什么这样,又是怎样达到的,还须进一步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认真学习和钻研才能明白了。因此在大学毕业后,还需要继续稳下来、坐下来、钻进去、多看书、多研究、多思考,才能够知其所以然和不断前进。但由于1959年研究生入历史所后就下乡“四清”和下乡“滚泥巴”,一年半时间把学校学得的东西也很快就忘掉了。而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革”,在疯狂中除了学习“最高指示”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并写大字报以外,学问都成了“封资修的黑货”,又谁去读古书?!因此,我们从59年大学毕业直至1978年前,可以说浪费了20多年的宝贵时光。只是在1978年以后,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科研实践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才开始作学问。特别是现在,我们虽然已经退休,但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条件宽松,正是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学者,趁着身体好,多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的大好时光。因此,当前正是知识分子“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大好时光,我们应当加倍珍惜!几十年的治学生涯和学术道路,使我体会深刻的是:

  ㈠、出成果才能出人材

  前辈学者尹达一贯主张并大力实践“出成果,出人材”。他一再要求总编辑胡厚宣教授在《合集》完成后,带出一支甲骨学研究队伍来。与此同时,他要求参加《合集》工作的年青人“边干边学”,成为整理和研究甲骨学的行家里手。郭沫若前辈也要求胡厚宣在编辑《合集》时,“要大力培养接班人”,并鼓励年青人“边研究,边整理”,提高《合集》编纂水平。随着《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完成和《释文》的出版,历史研究所参加《合集》编辑的青年学者也成长起来,他们的一批论文和学术著作,推动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发展,并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项目中、课题中培养研究人材,是切实可行培养人材的途径。2000年先秦史研究室立项的国家大型重点项目多卷本《商代史》,除了老一辈学者参加以外,特意吸收年轻的学者和研究生韩江苏、孙亚冰、徐义华、林欢、江林昌、宫长为、马季凡等人参加并负责专卷的研究与写作。经过八年多的磨练与努力,他(她)们勇于承担的项目终于圆满完成并在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而这些年青人也成为了商代有关专史研究领域有发言权的专家,被推上了学术的前台而崭露头角。

  ㈡、研究范围和领域要有中心。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研究的范围不可过于宽泛,不能信马由缰,总要有一个研究的中心。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像前辈学者那样博古通今。记得在大学时,一位同学有强烈的求知欲,在考古学讲义上都写上“汉唐宋元”自励,同学们以此给他起了返个雅号称之。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本来他先学先秦史,但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搞起了故宫建筑,最后又研究起秦汉史了。可以说,他从先秦史到明清建筑,时间跨度超过了“汉唐宋元”。我一直牢记尹达前辈的教导:“我是拉磨的驴!”此话虽然诙谐,但蕴意十分深刻。即馿拉磨总围着磨脐──中心转。我们的研究范围可以略作上挂下联的工作,但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中心,即本领域太远。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甲骨学商史和商周考古,但由于临时被拉去参加《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原始社会政治制度的写作,这就从甲骨文商史上挂到原始社会的历史去了。此后,就有时写些原始社会史的文章,诸如关于《〈史记〉鲧禹的失统和鲧禹传说的史影》等。为了出席中华炎黄学会召开的会议,也按要求写些关于黄帝、仓颉和龙、龙魂等文章。而商代以下,我下联到了西周,我对青铜器铭文和铜器断代、器形、弁伪也曾下过一番功夫,也写过“西周的政治制度”、《西周》和《西周甲骨探论》等。但更重要的是,我主要力量还是拉回来放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诸如近年又完成了《中国甲骨学》(2009年)、《甲骨学导论》(2010年)、《商代国家与社会》(2011年)及即将出版的《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等。“博与约”是辩证的关系,我们作研究的一定要处理好才是。如果雄心勃勃,什么都想学、想写,太“博”了,反而要影响专业的精深,即“约”。但只钻研一点,知识面窄,即太“约”了,又会影响你学科的拓展和思路的展开,钻了牛角尖而欠“博”。我常对学生们说,作学问、写文章就和卖东西一样,卖什么吆喝什么,让别人知道你是卖什么的!不能东一鎯头西一镐,闹了半天人家不知你是干什么的,这就说明你的路数不对!因此,我的体会是作学问不能离开自己的本专业,虽然可以适当放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上挂、下联,但不可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太远。上挂、下联的文章可以写,这就和京剧“票友”一样,玩一阵子“票”以后,该干自己老本行还得干自己的老本行,即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

  ㈢、要注义研究新动向、新发现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在认真学习和继承前辈学者取得的丰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随时关注学术界取得新成果和研究的新动向。在我们刚参加《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时候,对甲骨文是相当陌生的。为了较快地适应工作,我们首先从前辈学者考释的甲骨文字识读开始。当年我和王贵民、谢济还参加了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的编辑工作,我负责收集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闻一多、胡厚宣、裘锡圭等权威学者的文字考释著作,这一工作使我受益不少。此外,郭沫若《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是我们座右必读的参考书,从中体会甲骨卜辞的隶定和辞条如何标点、断句等等。可以说,我们为了识字,读遍了从1904年第一本考释著作《契文举例》以来的前辈学者的文字考释著作。但往往一个字各家考释不一,使人莫知所从。后来,读了郭沫若前辈的一段话,即以最前进的一线为起点而再前进,使我豁然开朗!因为早年学者见到的甲骨材料有限,随发现甲骨材料的增多,旧说往往被修正,并得出更为确切的认识。因此我们作《合集释文》时,强调以权威学者的考释为依据和反映文字考释最新成果就是这个道理。在学习识文字和断句读的同时,我们大家还努力学习甲骨学自身的规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各种新成果,如此等等,在编纂《合集》和撰写《释文》过程中,为我们后来的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基础。1973年《考古》第2期上发表了江苏铜山商代遗址发现南北西各一块石头围绕中间一块大石,周围20具人骨、人头2个和狗架12具都以四块大石为中心的考古现象。我是学考古的,因此对这一考古新发现较为重视,结合甲骨文中出现的社、社祀和文献材料,经过认真思考,认为这就是商代的石社并写出了文章。送给胡厚宣先生看过,受到肯定并又专门列出几篇有关社祀的研究文章目录要我参考。后来,胡厚宣师就把此篇《关于江苏铜山社祀遗址》的论文推荐给《文物》杂志在1973年第12期上发表。应该说,这是我的第一篇甲骨学研究文章。1977年,安阳殷墟又有重大考古发现,即编号M5的中型墓出土大批青铜器,并有一百多件上有铭文“妇好”二字,此墓是当时发现的几十年来惟一一座没有被盗过的中型墓。此墓发现以后,《文物特刊》上先予报道并发表了一些铜器及铭文照片。据说郭沫若前辈看过五号墓出土铜器等物,认为是殷墟二期祖庚、祖甲时的墓。我、张永山、杨升南当时正轮到在大院挖防洞劳动,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努力查找甲骨文中有关“妇好”的材料,共查到200多条。经过我们三个人的认真讨论研究,认为妇好死在甲骨文第一期武丁晚叶前期,并由我起草,写了一篇《试论殷墟五号墓和妇好》,并将文稿呈给郭老。郭老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给我们回了信,说“一口气看完了”,并同意了我们关于妇好死于武丁晚叶前期的看法,使我们三个人很受鼓舞(此文发表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上)。后来,我自己又继续研究,专门写了一篇《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论文发表,自此以后,我就更注意考古最新发现了。1978年以后,陕西周原凤雏宫殿基址新发现的周原甲骨陆续公布,我对这批出土最多的西周甲骨开始注意、追踪、研究。在1982年5月全部周原甲骨材料公布完毕以后,我在这批甲骨材料及历年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写出了第一部开拓西周甲骨研究领域的专著《西周甲骨探究》于1984年出版,在甲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其后,1991年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邢国遗址、1996年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等地也发现了西周甲骨,我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与周原出土材料互相比较研究,又在1988年连续在《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5篇专论西周甲骨的文章。我提出的“庙祭甲骨”一词,已为研究者接受和使用。总之,我比起一些在大学历史系专学历史的先生们,有一个学过考古学的优势。因此我不仅可以利用甲骨文、文献材料,还比较熟悉考古材料并利用考古材料,因而可以在商周史研究领域和商周考古学领域驰骋自如,跨学科更易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出成果。因此我常对学生们说:要注意研究新动向,要注意考古新成果。新发现和新成果会给你提出问题,并要求你回答和解决问题,你就会不断得到提高和前进!

  ㈣、环境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环境(也可以说是机遇吧)也是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班上又红又专、学习比我好的同学很多。我们的班长张万仓,人好,学习也非常优秀,但毕业后留校,组织上安排他作学生工作,成了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而没有成为学者。也有一位好朋友胡美洲,学习出色又有组织能力,毕业后去湖北省博物馆,被培养成为文化厅长,为文博图书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很大成绩而与学术道路失之交臂。也有不少学习好的同学,被分配到各省博物馆或考古队,他们对本省各不同时期考古文物如数家珍,工作环境使他们成为多面手而不是专门家。我在班里虽然算是学习好的,但只是“读书死、死读书、书死读”的缺乏社会活动能力的“书呆子”。但到历史研究所后,这里名家、名师很多,所图书馆藏书丰富,尽可借阅。特别幸运的是,分配我们专作《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环境、工作逼着我们朝着甲骨学商史方向发展。如想再扩大一些范围,充其量也不过是先秦史而已。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只要自己努力,就会取得成果。记得我们在《合集》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熟悉了一些材料,总想写点什么,但又苦于找不到题目,有些着急和自卑。总编辑胡厚宣先生曾对我说过:历史研究是笨工夫,不像作家靠灵感。要逐步积累资料,坐下来,钻进去!我就是个笨人,几十年做的就是笨工夫……胡先生还对我说过:蓬生蔴中,不扶自直!你在科研单位工作,环境也逼着你学习!并给我举例说:当年中研院一位负责打铃的工友,后来在台湾的中研院也著书立说,出了一部又一部著作……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田昌吾、林甘泉、李学勤等老师辈学者对我们的“训”加提携,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学术道路上成长起来并走向成功。确如胡先生所言,历史所的一位女打字员,通过自学外语成才,翻译出版了著作并成为副研。尹达前辈的秘书原是文化不高的战士,但多年来通过刻苦钻研,写出著作,被评为副研究员,如今年逾八旬仍在笔耕不辍。历史所的科研环境造就了我们这些

  时代的幸运者!我也接触过不少喜爱古文字学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刻苦、努力,但工厂的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此我真诚地劝告他们,先搞好本职工作是要紧的。你一没图书,二没有老师,三没有时间,再钻研下去就要丢掉饭碗了!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以后,个别自学者考上了研究生,从此改变了环境,并走向了成功。

  ㈤、正常的心态也是取得成功和保持身体健康的保障

  刻苦努力,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平时要为别人的进步和成绩而高兴,见贤思齐,以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我以我的工作和成绩,于1983年5月升为副研,在前后班同学和同事中属于破格者。1989年9月又升为研究员,也在同学同事中属于佼佼者。虽然我从不敢有任何骄傲情绪流露,但个别同辈仍不免有些嫉妒,风言风语也时而传入我耳中。诸如:别看王宇信职称升的早,挺得意,但什么事都没有他把的份!他心中肯定不会痛快……但我淡然一笑,我这么多年的原则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别人用一分力气,我要用两份力气”,“让实力说话”!而且有了杨升南(别人戏称我们好得“穿一条裤子”),自然不可能有我。有的人自己不写文章,偏看我出文章多,攻击我是在“炒冷饭”。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自己也炒呀!恐怕还没得炒呢。多年来,我是坚持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相信:该是我的,我就努力创造条件去争取。但争取不到,说明努力不够,总以“尽人事,在天命”安慰自己。我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攀比人,更不会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有的朋友无限膨胀,觉得别人都对不起他,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不得抑郁症才怪呢,又何苦呢!?正因为我有良好的心态,虽然现在已年过七十,但身体状况还不错。每天仍能坚持看书、写文章、做事。特别是应邀出席会议和各种活动,与青年人在一起,并没有觉得自己老了,心态依然还很年青。我常说,跟在年青人之后,使我获得了新知,获得了活力,获得了前进,也觉得自己还能派上用场!因而生活得很充实!

  ㈥、学术研究工作者要走出“象牙之塔”,要走向人民大众

  这也是我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经常思考,并努力追求和去做的课题。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很冷僻的学科,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阳春白雪”。但是,只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学科才有活力和存在的基础。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甲骨学、考古学等学问感起了兴趣。因此,我乐于应邀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各种范围不同的讲座上讲甲骨文、讲殷墟、讲考古等古文化和最新收获。电视是受众面极为广泛的媒体,我也多次应邀为中央台、北京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制作有关甲骨文、殷墟的专题片,得知广大观众很喜欢这方面的专题,我感到很高兴。随着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本地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弘扬,时有邀我参加论证等活动,我欣然前往,并认真准备材料。为了保护和展示殷墟九十年来考古和甲骨学研究成果,1987年我和杨升南协助安阳市当局组织谢辰生、罗哲文等文保专家和周谷城、胡厚宣等历史、甲骨学家论证、支持了殷墟博物苑的修建,为其后的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1999年,我又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组织了二百多名国内外专家在“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呼吁书”上签了名,推动了申遗工作的启动。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后,我被安阳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为了纪念和表彰伟大爱国主义者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功绩,我和山东省政协谢玉堂主席等推动了在王懿荣家乡福山修建纪念馆的工作,并于2009年召开了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出现了一股甲骨书法热。但是,一度甲骨学家与书法家互不往来,甲骨学家看不上满篇错字的“甲骨”书法,而甲骨书法家却亟需甲骨学家的指导。我和几位学者认为,甲骨书法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甲骨学家文字考释成果的最好途径,也是弘扬3000多年前甲骨书契艺术的最好形式。因此,甲骨学家对甲骨书法家要正确引导,提高他们的甲骨学水平,使甲骨书法走向健康发展的艺术道路上来,而不是排斥甲骨书法家。因此,我们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努力作甲骨学家与甲骨书法家互相支持、学习和理解的协调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身体力行,不仅进行甲骨书法的创作,而且从甲骨书法理论上进行研究。我提出的甲骨书法家要“回归甲骨,走出甲骨”的原则,被越来越多的甲骨书法家所接受。因此,通过不同途径,使甲骨学研究走出学者的书斋,走向人民大众,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是我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和责任。

  人生易老天难老。虽然我已年逾70,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形势下,觉得自己还有好多的书要看,好多的文章要写,好多的事情要做……天假我年,我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继续作出更多的贡献呢!

  王宇信

  二○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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