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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殊


2013年09月09日 11: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王仲殊简介 

  王仲殊,男,中国考古学家。1925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8月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自1978年以来,历任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在国内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辞海》和《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1997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国际上受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日本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和中国古代墓葬、古代铜镜都作过专题研究。在日本考古学研究方面,对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古代都城制度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关系,以及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墓主等都作过研究。曾参加或主持河南省辉县汉代墓葬、湖南省长沙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吉林省敦化唐代渤海国墓葬及黑龙江省宁安渤海国都城遗址等的调查发掘。著作有合著的考古发掘报告3部、独著或合著的考古学•古代史专书8种,独著的考古学和古代史论文共100余篇,主要学术专著有《汉代考古学概说》(1984)、《三角缘神兽镜》(日文版,1992)、《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版,1992)、《六顶山与渤海镇》(1997)等。参加编写过《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及《洛阳烧沟战国墓》等考古报告的有关部分,还发表过《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等学术论文约100篇。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主要著作: 

  1.《空心砖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期

  2.《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

  3.《墓葬略说》,《考古通讯》1955年1期(创刊号)

  4.《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考古通讯》1955年2期

  5.《琉璃阁的汉代墓葬》,《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6.《汉代物质文化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1期

  7.《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考古通讯》1957年3期

  8.《西汉后期墓葬(附长沙203号墓出土木船模型复原)》,《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

  9.《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5期

  10.《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4期

  11.《关于泉州出土和镜的说明》,《考古通讯》1958年7期

  12.《苏联考古工作访问记(一)》(合著),《考古》1959年2期

  13.《苏联考古工作访问记(二)》(合著),《考古》1959年4期

  14.《苏联考古工作访问记(三)》(合著),《考古》1959年5期

  15.《苏联考古工作访问记(四~七)》(合著),《考古》1959年9期

  16.《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考古》1959年10期

  17.《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考古》1963年1期

  18.《论战国及其前后的素镜》,《考古》1963年9期

  19.《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考古》1972年5期

  20.「日本の高松塚古墳について」(岡崎敬訳),『(日本)朝日ジャーナル』1972,Vol.14,No.50,12.1

  21.《墨西哥古代文化简述》,《考古》1973年4期

  22.《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合著),《考古》1973年5期

  23.《日本古代文化简介》,《考古》1974年4期

  24.《日本最近发现的太安万侣墓》,《考古》1979年3期

  25.“Intercambios académicos de trabajos arqueológicos entre China,Perǘ y México,”China Reconstruye《中国建设》,Vol.XX,No.3,MARZO,1979,pp.64~77.

  26.《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问题》,《考古》1981年3期

  27.《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4期;又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27~5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

  28.《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年5期

  29.《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与被葬者——为高松冢古坟发掘十周年而作》,《考古》1982年4期

  30. 「中国古代墓葬概説」,『日中古代文化の接点を探る』(共著),63~95頁,(日本)山川出版社,1982

  31.《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5期

  32.「高松塚古墳の年代と被葬者について」(菅谷文則訳),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紀要『考古學論攷』第8冊1~14頁,(日本)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1982

  33.H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K.C. Chang and Collaborator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34.「中国古代都城制概論」,『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共著)10~43頁,(日本)小学館,1983

  35.《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1982年6期

  36.《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4期

  37.「日本の古代都制度源流について」(菅谷文則、中村潤子訳),『考古學雑誌』第69巻第1号12~28頁,(日本)日本考古学会,1983

  38.《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5期

  39.《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

  40.《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考古》1984年12期

  41.《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考古》1985年3期

  42.《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考古》1985年7期;又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254~267页,文物出版社,1986

  43.《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8期,《考古学报》1985年4期;又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3~12页,文物出版社,1986

  44.「日本の三角緣神獣鏡について」(尾形勇訳),『三角緣神獣鏡の謎』(共著),19~39頁,(日本)角川書店,1985年10月

  45.《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46.“Xia Nai , An Outstanding Archaeologist”,China Pictorial(人民画报)12/1985,pp.16~17.

  47.《淄博市博物馆藏镜不是三角缘神兽镜》,《考古》1986年2期

  48.《“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考古》1986年7期

  49.《考古学》(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0.《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65~6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1.《铜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29~53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2.《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77~38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3.《秦汉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87~39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4.《汉代铁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70~17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5.《汉代铜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72~17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6《汉代陶瓷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69~1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7.《汉代漆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67~1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8.《汉长安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59~1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9.《汉魏洛阳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81~1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60.『呉の「鏡師陳世」製作の神獣鏡を考える』(特別公開講演),(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1986

  61.《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考古》1986年11期

  62.《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文物天地》1987年3期

  63.《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3期

  64.《“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1987年7期

  65.《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说》,《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7)

  66.《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华夏考古》1988年2期

  67.《“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考古》1988年4期

  68.《论日本出土的吴镜》,《考古》1989年2期

  69.《夏鼐》,《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430~4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6月

  70.《古代的中日关系——从志贺岛的金印到高松冢的海兽葡萄镜》,《考古》1989年5期

  71.《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考古》1989年11期

  72.「古代の日中関係——志賀島の金印から高松塚の海獣葡萄鏡まで」,『古代日本の国際化』(共著),11~30頁,(日本)朝日新聞社,1990

  73.《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考古》1990年11期

  74.「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の釋読について」,『アジア史学会ニュース』第3号(1991年5月24日·アジア史学会長春研究大会)5~6頁

  75.「伊都懐古に寄せて」,『平原弥生古墳——大日孁貴の墓』(原田大六著)上巻216~219頁,(日本)葦書房,1991

  76.《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考古》1991年12期

  77.「倭の五王をめぐって」,『謎の五世紀を探る』(江上波夫、上田正昭编),146~157頁,(日本)讀賣新聞社,1992

  78.『三角緣神獸鏡』(西島定生監修,尾形勇、杉本憲司訳),(日本)学生社, 1992

  79.『中国からみた古代日本』(西嶋定生監訳,桐木東太訳),(日本)学生社,1992

  80.《关于<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的标点和解释》,《古籍整理与研究》七期75~83页,中华书局,1992

  81.「中国南北朝時代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古学的研究」,『東アジアの古代をどう考えるか——東アジア古代史再構築のために』(江上波夫、上田正昭監修)23~35頁,(日本)飛鳥評論社,1993

  82.『漢代考古學概說』(姜仁求譯注),(韓国)學研文化社,1993

  83.「三世紀의東亜細亜(三世紀的東亜細亜)」, 『제4회 아세아사학회 서울연구대회』(The 4th Seoul Symposium of Asia History Academy),11~31頁,삼성미술문화재단(三星美術文化財團),1993

  84「外国人代表祝辞」,『沖縄文化の源流を探る』17~20頁,(日本)復帰20周年記念沖縄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实行委員会,1994

  85.《论所谓倭面土国之是否存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4期

  86.《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考古》1994年8期

  87.「日本出土の青龍三年銘方格規矩四神鏡について——呉の工匠の三角緣神獣鏡日本製作説を兼ねて」(高橋久美二·土橋誠訳),『京都府埋蔵文化財情報』54号1~14頁,(日本)京都府埋蔵文化財調査センター,1994年12月;又见『丹後文化圏』5~18頁,(日本)丹後古代文化研究会,1999

  88.「第七次遣唐使のいきさつについて」,『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論集』(第九号)1~15頁,(日本)就实女子大学史学科,1994年12月

  89.《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考古》1995年1期

  90.《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试论嘉兴元年镜的年代及其制作地》,《考古》1995年8期

  91.「古代中日両国の交流から見た日本文化」,「(第七回)福岡アジア文化賞講演集」4~8頁,(日本)福岡アジア文化賞委員会,1996

  92.「三角緣神獣鏡と邪馬台国」,『(第七回)福岡アジア文化賞講演集』,9~13頁,(日本)福岡アジア文化賞委員会,1996

  93.「中日両国の文献資料からみた古代倭の国名とそれに関する諸問題」(熊倉浩靖訳),『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92号(1997·夏)76~99頁;又见『三角緣神獣鏡と邪馬台国』(王仲殊·樋口隆康·西谷正共著)123~165頁,1997年9月

  94.「裴世清と小野妹子——聖徳太子の対中交渉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聖徳太子フォーラム)『研究報告集』,2~4頁,1997年9月,奈良(斑鳩町)

  95.『三角緣神獣鏡と邪馬台国』(共著),(日本)梓書院,1997

  96.《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43~8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97.「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の釈読について」,『上田正昭著作集』第二巻月報,(日本)角川書店,1998

  98.「西嶋定生先生を偲ぶ」,『博古研究』第16号3~4頁,(日本)博古研究会,1998

  99.『三角緣神獣鏡』新裝普及版(西嶋定生監修,尾形勇、杉本憲司訳),(日本)学生社,1998

  100.《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从开元通宝的出土看琉球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考古》1998年12期

  101.《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考古》1999年3期

  102.「中国からみた古代東国の成立——群馬県内古墳出土銅鏡の背景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から見た古代の東国』講演集(共著),35~49頁(日本)上毛新聞社,1999

  103.《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及其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考古》2000年1期

  104.《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合著),《考古》2000年3期

  105.「琉球列島·奄美諸島各地出土の開元通宝に関して」(熊倉浩靖訳),『アジアの中の沖縄』,48~59頁,アジア史学会第9回研究大会实行委員会,2000

  106.《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考古与文物》2000年3期

  107.「仿製三角緣神獣鏡の性格といわゆる舶載三角緣神獣鏡との関係を論ず(上)」(熊倉浩靖訳),『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02号(2000·冬),124~136頁

  108.「仿製三角緣神獣鏡の性格といわゆる舶載三角緣神獣鏡との関係を論ず(下)」(熊倉浩靖訳),『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03号(2000·春),158~167頁

  109.《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考古》2000年7期

  110.“On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Luoya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Chinese Archaeology , Vol.1 , pp.60~62 , Beijing 2001.

  111.“Problems of th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Divinity and Animal Design Unearthed from Japan ,”Chinese Archaeology , Vol.1 , pp.63~66 , Beijing 2001.

  112.《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考古》2001年2期;又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453~4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3.「中国からみた五世紀における倭国の治天下大王」,「稲荷山古墳の鉄剣を見直す」(上田正昭、大塚初重監修,金井塚良一編)143~155頁,(日本)学生社,2001

  114.《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考古》2001年9期

  115.「外国人代表挨拶」,「世界につなぐ沖縄研究」,14~16頁,(日本)復帰25周年記念沖縄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实行委員会,2001

  116.「夏鼐先生治学の道」(堀内明博訳),『古代文化』2001年11月号(Vol.53)45~57頁,(日本)古代学协会

  117.“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Capitals and Palaces”, Chinese Archaeology , Vol.2 , pp.73~77 , Beijing 2002.

  118.“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dedian Pavilion , Daminggong palace , Tang Chang’an City , Upon the Design of Palaces in the Japanese Capitals Heijokyo and Heiankyo,” Chinese Archaeology , Vol.2 , pp.78~83 , Beijing 2002.

  119.「外国人代表挨拶」,『世界に拓く沖縄研究』14~15頁,第4回沖縄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实行委員会,2002

  120.《怀念我的朋友张光直》,《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49~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21.《论琉球国“万国津梁之钟”的制作地问题》,《考古》2002年6期

  122.《我对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中国文物报(文博百家言)》2002年9月13日

  123.「アジア史学会島根大会開催にあたって——燦爛たる出雲の古代文化」,『環日本海文化の再発見——東アジア青銅器文化と古代出雲』(講演·報告集),14~16頁,アジア史学会第11回研究大会实行委員会,2002年11月

  124.《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考古》2002年11期;又见『新世紀の考古学——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935~952頁,(日本)纂修堂,2003

  125.“Why Did the Eastern Half City (Left Capital ) of Tang Chang’an City and Japanese Heijokyo and Heiankyo Capitals Become More Prosperous ? ” Chinese Archaeology , Vol.3 , pp.193~198 , Beijing 2003.

  126.《灿烂的出云古代文化》,《考古》2003年8期

  127.「那須国造碑の永昌(年号)と庚子(歳次)について」(井之口茂訳),『博古研究』第26号1~6頁,(日本)博古研究会,2003年10月

  128.《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考古》2003年11期

  129.「唐長安城および洛陽城と東アジアの都城」,『東アジアの都市形態と文明史』(千田稔編)411~420頁,(日本)国際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4

  130.“Institu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Main Pavilion Taijidian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n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 Chinese Archaeology, Vol.4 , pp.175~180 , Beijing 2004.

  131.《从东亚石棚(支石墓)的年代说到日本弥生时代开始于何时的问题》,《考古》2004年5期

  132.《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考古》2004年10期

  133.《我的诗作》,《时代履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下),第741~7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4.「唐長安城圓丘の日本交野圓丘への影響について」(熊倉浩靖訳),『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2号(2005·冬)

  135.《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

  136.《<三国志·魏书·东夷(倭人)传>中的“景初二年”为“景初三年”之误》,《考古》2006年4期

  137.《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考古》2006年6期

  138.《见微知著,博通中西》,《南方文物》2007年3期

  139.「巨大古墳箸墓の被葬者について—卑弥呼か台与か」(熊倉浩靖訳),『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31号(2007·春)

  140.《论日本巨大古坟箸墓所葬何人的问题——是卑弥呼抑或是台与》,《考古》2007年8期

  141.《新罗的历史·文化及都城的形制》,《探古求原》,2007年8月

  142.《再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及所葬何人的问题》,《考古》,2009年3期

  143.《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的“东国”——论埼玉稻荷山古坟铁剑的铭文》,《考古》2009年12期

  144.《汉长安城城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7集,2010年3月

  145.《夏鼐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4日

  146.《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概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6日、13日

  147.《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7日

  148.《论开元通宝对日本古代货币制度的影响》,《安志敏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

  149.《再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2012年6期

  学 术 传 略 

  (一) 

  王仲殊先生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著名的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先生离开宁波,辗转于嵊县、新昌、宁海各地,历尽艰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第一流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考取的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先生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

  1950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先生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8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便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可以说,王仲殊先生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1950年9月,夏鼐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不久便担任王先生的导师。在以夏先生为主的前辈学者的殷切关怀和大力帮助下,王先生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多见成绩。1958年至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年至1982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所长夏鼐先生的得力助手。1982年至1988年,王仲殊先生继夏鼐先生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先生于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至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至今,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

  此外,1979年至1988年王仲殊先生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年至1985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主编,1996年至199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2002年以来又任《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年至1998年,王仲殊先生连任第7、第8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仲殊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则授以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先生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后的所谓“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皆被迫停业,唯独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来总理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仲殊先生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凭借其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之间的亲密交往关系,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先生、安志敏先生等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仲殊还与夏鼐先生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复刊以应国内外需要,立即蒙周总理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先生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学生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先生一样,王先生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先生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只是王仲殊先生的治学之道。

  (二) 

  1948年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认知的夏鼐先生拒绝迁移台湾,坚决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夏先生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直至1950年夏末。当时,王仲殊已转学到北京大学,与夏先生不曾相识。然而,夏先生在浙大任职期间,多次听谭其骧教授(历史地理学)、夏禹勋(日本语文)等老师言及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秀成绩,印象至深。

  1950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夏鼐先生自杭州乘火车到达北京。次日一早,他初次与王仲殊在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室见面,立即为王仲殊指引治学的方向。夏先生熟知历史文献和日本语文是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势所在,故明确主张王仲殊应专攻在研究上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故可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数十年来,夏鼐先生指引的治学方针始终为王仲殊所遵循,直至今日而不改。

  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随夏鼐先生到河南省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式遵循上述夏鼐先生为他规定的专业方向,王仲殊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对象几乎全是汉代墓葬。由于夏先生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开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1951年4月至7月,夏鼐先生还带领王仲殊到河南省从郑州到渑池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各个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决定以汉唐时代考古学为专业的王仲殊也参加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汉代墓葬在发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点,互为补充,从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此后,就较为重要的项目而言,王仲殊先生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省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年至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由他主持,使他成为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作出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先生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长年的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王仲殊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书,又有个人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的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书,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论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个人独著的论文共约数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先生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先生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铜镜》、《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漆器》、《汉代陶瓷器》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开头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为夏鼐、王仲殊两先生共同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并有条不紊地叙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内容详细、充实,论据确切可靠,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大著作。

  (三) 

  如前所述,按照夏鼐先生为他设定的治学方针,王仲殊先生在研究一汉唐时代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的同时,也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王仲殊大量阅读日本古代文献及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书刊,以求充实自身的基本知识,并把握对方的学术动态。考古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甚丰,除中国本国的书籍、刊物以外,也有不少外国的书刊,尤以日本的为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前称北京图书馆)皆兼藏日本文科方面的大量书籍、刊物,应有尽有,自可充分借阅,而王先生个人收集日本书籍、杂志、报刊颇多,更可随手检阅,十分便利。从1981年开始,王先生应邀访问日本,至今已达25次之多,每次都在日本参加考古学·古代史研讨会,作公开的学术演讲,顺便赴各地考察古迹,参观博物馆等,又为他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开创新的必要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努力,王仲殊先生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欲各种专著和许多论文,它们多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些论文则是由王先生本人直接用日文写作的。在专著方面,计有共著或独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共著)、《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共著)、《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共著)、《古代日本的国际化》(共著)、《三角缘神兽镜》(独著)、《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独著)、《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共著)等书,而王先生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已多达数十篇。除1981年以来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日本古代铜镜研究的二大系列论著将在后文专门介绍以外,这里先以早在1959年发表的《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和1972年发表的《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两篇论文为例,稍加叙说。

  在江户时代中期的1784年2月,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印在日本九州北部的志贺岛(今属福冈市)出土。据计测,印面为2.35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2.23厘米。印文“汉委奴国王”五字,篆体,阴刻。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记,这显然是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予倭的奴国之王的。所刻“汉委奴国王”五字应理解为“汉•倭•奴国王”,而“委”字则为“倭”的简体。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末,日本研究者众说纷纭,多有异论,特别是怀疑其为赝作,不是真品,主要的理由是印纽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就,不合规制云云。

  1956年12月,我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西汉滇国著出土一枚金印,印面2.4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1.8厘米。印文“滇王之印”四字,篆体,阴刻。作为发掘单位的云南省博物馆举出各种理由,认为此印不是中国西汉王朝所赐,而是滇国本民族自制。但是,王仲殊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在否定云南省博物馆的意见的同时,确认“滇王之印”金印应如《史记•西夷列传》所记,为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赐予。王仲殊先生以“滇王之印”印纽亦作蛇形,印文亦出于刻凿为主要依据,指明日本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真品而非伪作。从此以后,怀疑论的迷雾消散,作为两千年来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见证,金印发出更为灿烂、明亮的光辉。

  1972年3月,在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发掘了高松冢古坟。古坟石室内有着保存良好的壁画,其内容包含四神图、天象图和男女人物像等,绘描优美,装饰精良,色彩鲜明,实属空前大发现,轰动全国。王仲殊在郭沫若先生处得见快速送来的日本报纸关于高松冢古坟的详细报道,乃执笔撰作《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之文,发表在复刊不久的1972年第5期《考古》上,立即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九州大学教授冈崎敬迅速将此文译为日文,转载在同年12月初出版的日本有名的《朝日杂志》。此后,王仲殊先生又连续写作《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问题》、《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与被葬者》等论文,皆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本,刊登在日本出版的书刊上。

  王仲殊论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指明高松冢古坟出土的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与我国陕西省西安市洪庆村早已发掘的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属大小、轻重、形状、花纹完全相同的“同范镜”,而独孤思贞墓志明记其人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次年神功二年(698年)葬入墓内,说明铜镜的制作年代在7世纪末。因此,王先生判断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是由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年)来访长安的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第七次遣唐使于庆云元年(704年)携回日本的,从而推定高松冢古坟的筑造年代不7世纪末而在8世纪初,进而主张古坟所葬为天武天皇之子、官居“知太政官事”的忍壁亲王。忍壁亲王受命负责编撰《大宝律令》,热衷于仿效中国唐代的制度、文化,而高松冢古坟壁画深具唐风,其题材、格式正与忍壁亲王的身份、职务相称,决非偶然。王仲殊先生的观点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有的学者则明确表示赞同。直到30余年以后的2004年10月,王先生还应邀到日本京都,就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再次讲演,受到热烈的欢迎。

  (四) 

  古代日本在各方面的制度上广泛受到中国的影响,而都城制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王仲殊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功底深厚,对古代中日两国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自亦得心应手,多有创见。

  王不知在这一重大研究领域上发表的许多论著,应当首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载《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该论文就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的深厚影响作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主张7世纪末至8世纪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而不是仿效5世纪末到6世纪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阳,从而否定了当时在日本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岸俊男先生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迅速将王仲殊先生此文译成日文,转载于日本的《考古学杂志》上,加之此前新闻媒体所作的许多报道,使得王先生的论点广泛传播,一时成为历史、考古学界乃至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从此以后,除个别例外,一般的研究者多没用王仲殊先生之所说,没有大的异论。性情温和、态度谦虚的岸俊男先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的学说不无保留,却承认王仲殊先生文具有说服力,从而不作争论和反驳。岸俊男先生的宽厚、大方的风度,使王仲殊先生深受感动。

  经过16年的长期间隔,王仲殊先生从1999年开始,才继续就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执笔为文,到2004年为止,共完成《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8篇论文。各篇论文的题材、内容各有不同,正体现了王先生对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所作比较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无所不包的深入程度。这里,因限于篇幅,只就最具特色和最有创见的《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和《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两篇论文作简单的介绍。前者刊登于《考古》1999年第3期,后者刊登于《考古》2004年第10期,是上述8篇论文中的首篇和末篇,一前一后,为王仲殊先生对于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作重新的开始和最后的终结。

  据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全面发掘,8世纪前期日本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建立于高为2.2米的、可以称为“龙尾坛”的大坛之上,这显然是出于对唐大明宫含元殿的模仿。龙尾坛在其前面左右两侧边缘处各设一条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坛的前面中央部分则无台阶之类的设施。1981年7月,岸俊男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龙尾坛前面中央处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以便升登殿上,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曾发现。于是,许多学者按此见解,绘描大极殿龙尾坛的复原图,突出坛前木造的大阶梯,公开发表,竟成定论。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先生负责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在发掘报告中明确认定龙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处,建筑学者据以作成复原图,国内外学者皆信以为真,毫无异议。但是,1995年至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安家瑶为队长的西安唐城工作队的大规模发掘证明,含元殿前面正中央处根本不存在任何阶道,从而在考古研究所内部引发了关于龙尾道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王仲殊先生撰作题为《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的论文,主要是参照《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史书记载,尤其是根据13、14世纪日本“九条家图”、“近卫家图”等古图所绘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二条台阶分别设在坛的左右两侧近边缘处的实况,确证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龙尾坛的前面中央处不可能设有所谓木造的阶梯。日本学者读此论文,多加认同,而马得志先生亦承认当初发掘含元殿时因限于各种条件,对龙尾道遗迹的探测失误,从而使中日两国考古学界两全其美,各自维护了含元殿龙尾道和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真相。其实,就中国方面而言,据《两京新记》、《剧谈录》、《西京记》、《长安志》、《南部新书》、《唐语林》等唐宋时代书籍记述,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正是分为左右二股,各沿“翔鸾”、“栖凤”两阁盘曲而升登于殿上的,是属毋庸置疑。

  关于中日两国考古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来都局限于都城内部的宫殿、里坊、街路、市场、寺庙等项,而不及于都城的郊外。学者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郊外多设各种礼制建筑物,而日本都城郊外则无类似的设施。无待于言,这是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差异之一。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在唐长安外郭城南面正门明德门外发掘了唐代圆丘的遗址,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王仲殊先生以此为契机,撰作题为《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论文,打破了历来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局限于都城内部而不及于郊外的旧例,可谓别开生面。

  王先生在论文中根据《续日本记》、《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的记载,确认日本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分别于8世纪后期的长冈京和9世纪中叶的平安京南郊交野郡柏原之地(在今大阪府枚方市片鉾町附近)设圆丘以祀天神的事实,又参照《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中国唐代的文献、典籍,证明当时日本天皇于十一月冬至之日在圆丘祀天神的制度仿自中国唐王朝,乃至礼仪的程度、祭祀的配享以及祭文的文章、字句等几乎全都与中国相同。就史书记载而言,日本冬至祭天的郊祀制度虽仅限于桓武天皇、文德天皇二代,却亦足以否定所谓日本古代都城外完全没有礼制建筑物的笼统之说。

  (五) 

  在王仲殊先生对于日本考古的研究中,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是最大的课题。自1981年以来,王先生在中国的《考古》等刊物上先后发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补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地方的交往》、《论日本出土的吴镜》、《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等专题论文,加上前述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阳和武昌》、《“青羊”为吴郡镜工考》、《“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等可作参证的关于中国铜镜研究的论文,共计约有20篇。这许多论文大都已由尾形勇、杉本宪司等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著名学者西岛定生先生监修下编集成一本以《三角缘神兽镜》为题的专书,1992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98年再版。

  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日本学者富冈谦藏早已主张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3世纪中国时代的魏镜,包含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239~240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之内,这便是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1953年以小林行雄为首的日本学者发掘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计30余枚之多,引起轰动,乃使对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而小林行雄则成为研究此类铜镜的权威,大量联系古代政治历史,提出所谓“同范镜”理论,为日本学术界所信奉。

  1957年4月至6月,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樋口隆康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其所到之处的许多中国的博物馆、研究所等广泛搜寻三角缘神兽镜,竟然一无所见。但是,他和小林行雄一样,不以为意,依然坚持“魏镜说”而不改。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快速进展,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数量不断增加,大大超越了《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铜镜百枚”之数。然而,固执“魏镜说”的学者不加反思,继续大事宣扬,声称倭国使者访问魏王朝及其后的西晋王朝共有4次或5次,每次受赐铜镜,总共可达数百枚,不足为怪,至于中国全境始终绝无三角缘神兽镜的发现,则是由于此类铜镜是中国皇帝专门为赏赐倭王而特铸,故不在中国国内流传,云云。这便是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特铸说”,其出于日本著名学者之口,使王仲殊先生惊异之余,深感遗憾。

  王仲殊先生自1981年访问日本以来,在日本各处得见大量三角缘神兽镜的实物,仔细观察,增强认识。经过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进行周祥、深入的比较,王先生就三角缘神兽镜问题的研究创作论文近20篇之多,已如前述。归纳他的观点、论旨,主要有以下各项:

  (1)通过近年对奈良县天理市黑冢古坟等古坟的发掘,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的总数至今已多达500余枚,而此种铜镜在中国全境却依然一无所见,故可断言它们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制作。

  (2)与中国同时期铜镜相比,三角缘神兽镜在形制、图纹上有独特之点,不可笼统地与中国所产铜镜混为一谈。

  (3)尽管如此,由于三角缘神兽镜大体上与中国铜镜多有相似之处,加之铭辞中有“陈氏作竟(镜)”、“张氏作竟”、“王氏作竟”等明确之语,可证其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作,而日本当地工匠为助手,不起主要作用。

  (4)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形制、纹饰与中国画像镜相似,内区的图像则与中国神兽镜类同,而画像镜、神兽镜盛行在中国江南的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的魏的境域,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的工匠而非魏的工匠在日本所制作。

  (5)许多三角缘神兽镜都有详细铭文,其辞句、款式、内容与一般中国铜镜的铭文相似,丝毫没有言及皇帝赐镜等情,足证所谓“特铸说”乃无稽之谈。

  (6)日本学者主张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魏朝皇帝所赐之镜,最为重要的依据在于镜铭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但是,在“景初”、“正始”纪年镜的铭辞中,工匠陈是(氏)自述经历而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本自州师,杜地命出”,可证陈是(氏)其人本为中国吴地扬州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吴时称其地为“京”,东晋称“京口”)的镜师,因故亡于日本,在日本作镜。

  王仲殊先生认为,由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是倭使首次访魏之年,值得纪念,其年号为在日本作镜的中国工匠纪入铭辞,无足为奇。应该特别指出,1986年10月在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发掘广峰十五号古坟,出土了有“景初四年”纪年铭的盘龙镜,铭文的书体和字句可证制作此镜的工匠陈是(氏)与制作“景初三年”、“正始元年”铭三角缘神兽镜的工匠陈是(氏)属同一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于景初三年正月病亡,继位的少帝改次年为“正始元年”,根本不存在所谓“景初四年”。正是因为陈是(氏)等人在日本作镜,与中国本土相隔远海,消息欠通,不知魏朝改元之事,乃继“景初三年”之后,在镜铭中使用“景初四年”的纪年。以后发觉“景初四年”纪年有误,乃改用“正始元年”的纪年,以做纠正,实属通情达理之事。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日本早有一枚“景初四年”铭盘龙镜被主张“魏镜说”的权威学者授意严密隐藏在某处的一所考古资料馆内。广峰十五号坟“景初四年”铭盘龙镜发掘出土,引发媒体大力追查,隐藏者才被迫供认,一时使得日本学术界乃至社会各方面舆论哗然。权威学者违反学术讨论公开、公正的原则,长期隐藏“景初四年”铭纪年镜,其原因即在于“景初四年”铭纪年镜的存在足以否定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

  王仲殊先生的论证坚强有力,得到日本有关学者、专家以及广大古代史、考古学爱好者的认同和支持。有的学者虽然继续奉行“魏镜说”,但因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黄河流域魏的境内,特别是在魏的都城洛阳所作之说已被彻底否定,不得不改弦更张,另求新说,这便是1999年开始提出的所谓“三角缘神兽镜乐浪郡制作说”。

  乐浪郡为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始置于朝鲜半岛,长期为中国所领有。3世纪初年公孙氏割据辽东,占领乐浪郡,产分其南部之地置带方郡。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命司马懿率军消灭公孙氏政权,同时收复乐浪、带方二郡。所谓魏少帝于次年景初三年(239年)赐给倭国女王的铜镜不在都城洛阳而在刚刚收复的边郡乐浪制作,本来就有牵强之嫌。2004年9月,王仲殊先生趁在北京举行亚洲史学会研究大会之便,就这一问题即席发言,指明与中国境内一样,朝鲜半岛有着许多中国铜镜的发现,却从来不曾发现哪怕一枚三角缘神兽镜,据此即可否定三角缘神兽镜在乐浪所作之说。至于称乐浪郡遗址出土的“画文带同向式神兽镜”、“斜缘二神二兽镜”之类的铜镜不见于中国本土云云,则是属于片面的夸张之辞,与事实不符。

  2004年5月,由樋口隆康先生任馆长的泉屋博古馆通过荧光X射线分析,以三角缘神兽镜的青铜成分与中国铜镜的成分相似为由,又一次为“魏镜说”鼓劲。对此,王仲殊先生指出,经分析,日本铜铎所含之铅产自中国而不产于日本,却不能据此否定铜铎的制作地在日本,又指出三角缘神兽镜铭辞中有“用青铜,至海东”之语,正说明此类铜镜的青铜材料来自中国,又何足为怪。王先生还指明日本九州出土的玻璃勾玉(勾形珠)和玻璃管玉(管关珠)无疑是在日本本地制作的,但所用铅钡玻璃的材料却自中国输入,可为旁证。最近,日本有关学者从金属工学的立场出发,指出泉屋博古馆的解析方法存在严重错误,更足以发人深省,明辨是非。

  (六) 

  除一般的考古学之外,王仲殊先生还注重对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古代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关于好太王碑文的释读和对于有关所谓倭面土国的各种史书记载的考证。前者有《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和《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两篇论文,皆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后者则有《论所谓倭面土国之是否存在》的一篇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又有《从中日两国的文献资料看古代倭的国名及其他有关问题》的一篇论文译成日文,刊登在名为《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的日本刊物上。

  在我国吉林省集安县的集安镇,有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这是公元414年高句丽的长寿王为颂扬先王好太王的功绩而建立于他的陵墓之旁的。据碑文,好太王的谥号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则称“广开土王”,故此碑通常称“广开土王碑”或“好太王碑”。碑文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朝鲜半岛的情势甚详,其中包含倭人入侵半岛的情形,而辛卯年条则是关于倭人入侵的最重要的记述。辛卯年是好太王即位的第一年,相当公元391年。

  辛卯年条的碑文可用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分为“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与“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两个空白的方框代表因碑面磨损而不能判读的两个字)的直接相连的两句。前句文字清楚,含义明确。后句有二字不以判读,特别是“来渡海”三字如何解释,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者们多主张“来”字为动词,不能判读的二字应相连而成为一个名词(一般认为是“任那”或“加罗”,故碑文可加标点而读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百济)、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认为若按以上的读法,则“来”字与“渡海”二字之间存在矛盾,在文理上不通。这就是说,倭人来到朝鲜半岛之后,若又渡海破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则所渡为何处之海,就难以理解。

  1984年,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撰作题为《关于广开土王碑文辛卯年条的读法》的论文,承认“来”字若作为动词,就要与“渡海”二字发生矛盾。于是,西岛定生先生一反通说,主张“来”字不是动词,而是表示时间推移的助词,而“以”字则是表示时间开始的助词,与“自”字相通。这样,他就解释“倭以辛卯年来”为“倭自辛卯年以来”,以消除“来”字与“渡海”二字之间的所谓矛盾。

  王仲殊先生列举各种理由,反对西岛先生的论点。王先生指出,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中,“来渡”二字常被相连成为一个动词面使用,这在葛洪《抱朴子》和陶弘景《真诰》中尤为多见。《抱朴子》有“(左慈)避地来渡江东”,《真诰》有“(杜契)建安之初来渡江东”、“(平仲节)以大胡乱中国时来渡江”等的文句,皆可借以说明辛印条中的“来”、“渡”二字相连而成为“来渡”的一个动词,而“来渡海”与“来渡江东”、“来渡江”之指渡长江而来相似,是指渡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峡而来无疑。总之,按照王仲殊先生的见解,辛卯年条后句应解读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济、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

  西岛定生先生读了王先生的论文,欣然接受其见解,并坦诚表示自己不曾阅《抱朴子》、《真诰》之书,故对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失误,而以研究好太王碑著称的日本学者武田幸男则再三对王仲殊先生的论说赞誉有加,深表钦佩。

  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东汉时代,日本有所谓“倭面土国”,其国王“帅升等”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遗使来中国朝贡,多献“生口”(指奴隶)。日本学者以为“面土国”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倭地三十国中的一国,是即伊都国。北宋版《通典》有“(汉)安帝永初元年倭面土面王师升等献生口”的记载,便是所谓“倭面土面”的主要出典。

  但是,范晔《后汉书》的有关记载则与《通典》相异。《后汉书•安帝纪》所记为“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遗使奉献”,《后汉书•东夷传》所记为“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西岛定生先生经过详细考证,于1991年5月在其所著题为《倭面土国出典考》的论文中否定了所谓古本《后汉书》中有关于“倭面土国”的记述之说,意义重大,实属卓识。只因出于某种考虑,西岛先生认为鱼豢《魏略》或许记有“倭面土国”之事,从而使他在否定“倭面土国”的论说中有不够彻底之嫌。

  王仲殊先生受西岛先生启发,主张任何版本的《后汉书》中都无关于所谓“倭面土面”的记载。据王先生对《魏略》佚文的考察,鱼豢在《魏略》中所记倭地诸国的国名,在伊都国而无所谓面土国,可见当时倭地根本没有面土国,更不能认为面土国即是伊都国。王先生的见解是对西岛定生先生论说的补充,从而受到西岛先生的表扬。两先生在诸如“帅升等”为倭国王一人之名抑或是指倭国王“帅升”等人之类的次要问题上看法稍有差异,但在否定“倭面土国”的大方向上则互相支持、促进,求得共识,实属难能可贵,在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上堪称楷模。

  王仲殊先生指出,如淳注《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之句时所称“如墨委国”的“委”字被《翰苑》著者张楚金误解为“倭”,实为“倭面”一词的最初由来。对此,西岛定生先生在1998年3月4日完稿而于同年7月22日(病逝之前3日)发表的最后论文中加以引用和称赞,使王仲殊先生感激之余,不觉泪下。

  王仲殊先生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除单篇的论文以外,还著有以《从中国看古代日本》为题的专书,由日本学者桐本东太译成日文,1992年在东京出版。西岛定生先生负监译之责,使译文不仅通顺,秀逸,而且毫无差错。全书共约20万字,由《从奴国到邪马台国》、《倭五王及其前后的世纪》、《圣德太子与中大兄皇子》、《律令国家的完成》等四大章组成,每章各分6节,第三章《倭五王及其前后的世纪》则有11节,合计29节。其中《亲魏倭王卑弥呼》、《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倭五王的遣使和上表》、《中国南朝的外交政策》、《扶桑馆内无倭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与天皇的称号》、《对等外交的本质及其继续展开》、《难波迁都与大化革新》、《日本国号的成立》、《大宝律令的制定》、《第七次遣唐使的派遣》等10余节全以古代史书记载为依据,实属历史学的著作。王仲殊先生一贯主张,考古学与古代史相辅相成,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上尤其如此。为此,王先生不仅注重日本考古学,而且对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日本古代史亦悉心钻妍,并显示自身的见解。

  作为考古学者的王仲殊先生,还爱好文学,造诣不浅。在访问日本时,王先生见景生情,曾撰作有关裴世清、朱舜水的七言律诗,当众朗诵。特别是1986年10月应福冈县前原市市长要求,亲笔书写所作题为《伊都怀古》之诗,刻石成碑,树立在伊都历史资料馆门庭之前,受到许多专家和广大参观者的赞赏。王先生亦擅长于创作日本的和歌、俳句,在各种场合披露,并被记录于有关书刊中,深受日本学者乃至各界人士的好评,有的甚至有自愧不如之感。

  (七) 

  自1956年迄今,王仲殊先生出国讯问30余次,其中25次是访问日本,却也曾先后往访埃及、叙利亚、前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伊朗、美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在王先生写作的有关外国的学术著述中,除关于日本考古学、古代史的许多论文和专书以外,也曾有《苏联考古学访问记》(共著)、《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共著)、《墨西哥古代文化简述》、《秘鲁、墨西哥考古学访问记》等篇目,它们皆属介绍性文章,却可从中看出王先生对外国考古学概况的了解。

  应该说明,在韩国考古学、古代史方面,王仲殊先生在《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的专书中有《友好的百济》、《新罗的强盛》等连带性的叙述之节。2002年冬,他用日文写成以《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为题的讲演稿,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盛大讲演会上就韩国庆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论述,表明了本人自身的独特见解。特别是1995年发表题为《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的论文,对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途径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论点,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虽以日本冲绳各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取材却广泛包含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乃至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各处的发现,在国外则普遍采用东非、西亚、中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许多地区的资料,足见其放眼世界,在学术研究上注重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关系,这便是王先生所说的“中外交流考古学”。

  在2002年制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上资料的考古学家传略中,详细记录着王仲殊先生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全面看法,十分重要,特转述如下,作为此次新撰《王仲殊先生传略》的总结。

  王仲殊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则是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的许多重要发现。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发掘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操作质量。特别是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研讨、考究,乃至运用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出土遗迹、遗物进行整理、测定、分析,在此基础上及时完成调查发掘报告的编写,并开展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撰作各种论文,编著专题性或综合性的专书。王先生指出,考古学研究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上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自当按各人的专业需求,择要阅读。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文献史、目录学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寻求确切相关的记载,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献记载时,务必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可断章取义,切忌牵强附会。

  王仲殊先生深切地体会到,古代中国境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久长,文化发达,与周边邻近地区关系密切,与远方的外国多有交往,这就使得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考古学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宏伟壮观的规模。正是由于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才使现今的世界考古学得以具备比较完整、充实的体系。王先生说,毋庸置疑,中国是考古学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考古学,这当然是好事。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学。这样,我们的国家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学大国。王先生强调指出,中外交流考古学不限于以中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为研究的依据,也要以外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论述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皆须参证中国和外国的文献记载。中国学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其优势在于通晓中国考古学,但也须熟知相关的外国考古学。对此,懂得外国的语文是必要的前提。

  王仲殊先生说,研究考古学,包括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一定要写作学术上有所创新的论文,而写论文的关键在于选题。题目选定了,论文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但是,选题应具备以下3个最主要的条件,缺一不可:(1)这个题目在考古学上是有重要或比较重要的意义的;(2)别人没有做过这个题目,或者虽然做过,但论述不够充分、全面,甚至论点有误;(3)本人掌握的资料齐全,有能力写作以此为题的论文。这样,除了熟悉属于最基本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古代文献记载的书籍以外,应当广泛阅读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许多著作,包括及时检阅国内、国外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各种亲发现的报道及相关的论述,才可为自己的论文选题找到必要的线索和可靠的依据。

  以上所述是王仲殊先生对考古学研究的观点及治学的方法,而王先生本人在其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按照这种方法从事研究工作的。

  (本文为王巍所撰写,原来的题为《王仲殊先生传略》,发表于《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王仲殊

  二○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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