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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


2013年09月04日 14: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刘庆柱简介

  刘庆柱,男,1943年8月生于天津,籍贯河南南乐。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国务院《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簒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秦始皇陵研究院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兼职教授、特聘研究员,唐大明宫学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金城文物艺术学院院长。

  本人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埃及开罗大学、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讲演、访问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十余部,论文二百五十多篇。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专著:

  1.《咸阳地区历史文物概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10万字

  2.《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6.7万字

  3.《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年,15.2万字

  4.《前汉皇帝陵的研究》(日文),日本学生社,1991年,22万字

  5.《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14.8万字

  6.《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53.66万字

  7.《陵寝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1万字

  8.《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48.9万字

  9.《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16万字

  12.《汉长安城骨签书法》,木耳社(日本东京),2004年

  13.《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13.6万字

  14.《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主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46万字

  15.《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66万字(获第二届“紫禁城杯”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16.《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53万字(获第二届“紫禁城杯”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论文:

  1.《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11期

  2.《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1期

  3.《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4.《试谈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艺术》,《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5.《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考释》,《人文杂志》1980年6期

  6.《对〈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问题〉几点质疑》,《人文杂志》1981年1期

  7.《试论秦之渊源》,《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8.《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6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新华文摘.》转摘

  9.《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丛考》,《古文字论集》(《考古与文物》增刊)1983年

  10.《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4期

  11.《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12.《“秦十二字瓦当”时代质疑》,《人文杂志》1985年4期

  13.《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4.《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5.《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10期

  16.《夏鼐先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

  17.《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期

  18.《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5期

  19.《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91年12期

  22.《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23.《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7期

  24.《秦都咸阳“渭南”宫台庙苑考》,《秦汉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汉代文字瓦当概论》,《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

  26.《汉长安城未央宫第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11期

  27.《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28.《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29.《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年),文物出版社,1994年

  30.《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31.《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1期

  32.《汉长安城第22—27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1期

  33.《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

  34.《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述论》,《考古》1995年12期

  35.《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 南面砖瓦窑的发掘》,《考古》1996年10期

  36.《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10期

  37.《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38.《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39.《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1998年

  40.《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3期

  41.《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42.《唐代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1998年

  43.《秦瓦当概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44.《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1999年7期

  45.《秦汉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9期

  46.《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

  47.《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中国史学会通讯》1999年5期;《光明日报》,2000年1月

  48.《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7期

  49.《发扬成绩,再创辉煌,迎接21世纪的考古学——在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50周年大会暨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考古》2000年12期;又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0.《老山汉墓与汉代帝王陵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8月28日

  51.《史前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五十年·甲篇》),《光明日报》2000年1月7日

  52.《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五十年·乙篇》),《光明日报》2000年1月14日

  53.《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五十年·丙篇》),《光明日报》2000年1月21日

  54.《科技考古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五十年·丁篇》),《光明日报》2000年1月28日

  55.《1999年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2月18日(刘庆柱、朱乃成)

  56.《迎接21世纪的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8月10日

  57.《新中国考古学50年》,《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刘庆柱、朱乃成)

  58.《1998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综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刘庆柱、朱乃成等)

  59.《新获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封泥研究》,《石璋如先生百年寿诞纪念文集》,台湾,2001年

  60.《水下考古与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海峡两岸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01年

  61.《古代都城研究重要性与辽上京在中国古都的地位》,《中国古都研究》(十八·上),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

  62.《关于古代玉器考古学研究的思考》,《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研究所出版,2001年

  63.《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4期(刘庆柱、李毓芳)

  64.《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科学意义》(代序),《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3日

  65.《2000年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庆柱、朱乃诚、李健民、张静、姜波)

  66.《秦封泥与秦都咸阳宫苑及都城布局研究》,《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7.《关于中国古代城址考古的思索》,《温故知新——面向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北京大学考古系,2002年5月4日

  68.《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概说》,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9.《中国考古学·总序》,《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又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为题目,发表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7日,《宝藏周刊》第三十二期,C4版

  70.《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考古学研究——关于都城、宫城、宫殿与宫苑问题》,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东亚的古代都城》,2003年(纪念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建立50周年国际学术会,2002年8月17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66册,研究论集ⅩⅣ,《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集,2003年

  71.《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形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72.《关于目前大遗址保护若干问题》,《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

  73.《汉长安城布局形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中国历代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韩国汉城大学出版,2003年

  74.《2000年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刘庆柱、朱乃诚、李健民、姜波)

  75.《西汉太后垂帘听政证据确凿——从未央宫、长乐宫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的“二元政治”》,人民政协报,2004年2月26日,《宝藏》周刊第5期;《新华文摘》2004年9期转载

  76.《考古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77.《论观念中的阿房宫之倒塌》,《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4年12月20日

  78.《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光明日报,2004年8月31日B3版;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洛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河洛史志》,2005年第4期,总第76期

  79.《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西安文物考古研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纪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80.《古代中国秦汉时期帝王陵墓与陪葬坑的考古研究》(日文),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辑《王の墓と奉仕する人びと》,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2004年

  81.《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文史知识》,2004年12期(《新华文摘》2005年3期转摘本文)

  82.《考古学研究·秦汉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4年8月(刘庆柱、申云艳)

  83.《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书法杂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期

  84.《中国古代都城宗庙分布位置变化所反映的王权之强化》,《古代都市的王权》(韩文),百济研究丛书第13辑,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出版,2005年7月

  85.《古代门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6.《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创新体系》,《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总第27期),2005年3期

  87.《汉长安城考古半世纪》,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研究》第234~251页,韩国大田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05年出版

  88.《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论纲》,《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89.《古代城阙与陵墓之阙的比较研究》,上海博物馆编《周秦汉唐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0.《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2月

  91.《6~7世纪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6~7世纪中国古代都城与百济泗沘都邑期比较》,韩国扶余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百济泗沘时期文化的再照明——第14回文化财研究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6年5月,韩国扶余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出版

  92.《北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地位》,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中国都市史,特辑号,中国史学会,2006年2月

  93.《200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述》,《群言》,2006年第4期。

  94.《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

  95.《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半世纪》,《考古》2006年第10期

  96.《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97.《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中华书局,2006年

  98.《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反映的河洛文化历史地位》,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99.《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00.《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101.《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或都邑)考古的新进展与新思考》,《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102.《汉唐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何香凝美术馆编《何香凝美术馆建馆十周年·人文之声·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讲座集粹》,何香凝美术馆出版,2007年

  103.《秦始皇陵考古述评》,考古杂志社编著:《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4.《长安与中国古代都城文明》,《西安晚报》2007年7月16日,第15版

  105.《铜官、铜都与铜陵——从王国到帝国时代的青铜文明》,《青铜文化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2007年12月

  106.《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启示》,中国文物报,2008年1月4日第7版

  107.《秦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历史资料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13期转摘本文)

  108.《隋唐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重点在遗址与遗存的保护》,《隋唐大运河·2007》,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109.《汉长安城考古与汉代考古学》,《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0.《汉长安城宫殿、宗庙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王国与帝国都城比较研究之一》,《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1.《弘毅笃行 追求卓越――刘庆柱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姜波访谈)

  112.《关于秦始皇陵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东亚的巨大古坟》,日本大和书房,2008年

  113.《关于中国古代莲花纹瓦当图案渊源考古研究》,韩国瓦件学会编:《古代东亚的瓦件》,2008年

  114.《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23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115.《秦始皇陵墓规模的考古解读——关于学术研究中的“过度”解释问题》,《群言》2008年第10期

  116.《关于门阙的考古学考察》,《周秦汉唐文明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17.《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古都历史文化讲座》,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18.《汉代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古都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19.《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0.《关于赵王城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地位》,《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1.《对“考古”的“考古”》,首都博物馆编:《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中华书局,2009年。(又为《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1日“名家解读”栏目转载)

  122.《大汉雄风从这里吹起:汉长安城访古》,首都博物馆编:《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中华书局,2009年

  123.《大唐盛世从这里诞生:唐长安城访古》,首都博物馆编:《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中华书局,2009年

  124.《关于姓氏研究的考古学思索》,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编《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5.《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回顾及其研究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准时化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126.《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127.《统一多民族国家视野下的中国疆域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第13版

  128.《1949~2009: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2月

  129.《‘人文化’西安的城市历史特色》,《长安学丛书·纵论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

  130.《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第12版,2010年5月11日(《新华文摘》总458期,2010年第14期收录)

  131.《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都城史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2.《曹操高陵的考古确认与释疑》,《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此文又收录于李凭主编《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杭州

  133.《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134.《历史名城正定古城的再认识》,《石家庄日报》2010年9月6日第3版

  135.《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西冷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10年

  136.《秦汉上林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与李毓芳合著

  137.《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研究、确认与释疑解惑》,贺云翱、单卫华主编:《曹操墓事件全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1月

  138.《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

  139.《闽粤地区文化融入河洛文化的历史过程与作用——以福建崇安汉城遗址与广州南越国都城、王陵考古发现为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中华侨联总会编:《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40.《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书谱》总102期,2010年秋,香港书谱出版社

  141.《曹操墓与公众考古》,《天一讲堂·2010》,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主持科研课题: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汉杜陵陵园遗址》)

  2.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汉长安城未央宫考古发现与研究》(《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

  3.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考古研究》

  获奖项目:

  1.《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夏鼐考古学研究奖;

  2.《汉杜陵陵园遗址》,2002年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3.《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获第二届“紫禁城杯”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4.《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获第二届“紫禁城杯”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5.《唐十八陵调查记》,陕西省政协文史委、陕西省文物局:《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12月,7500字。

  6.《杜陵芳草年年绿 陵园考古日日忙》,陕西省政协文史委、陕西省文物局:《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12月,6000字。

  7.《探寻汉长安城未央宫宫殿遗址》,陕西省政协文史委、陕西省文物局:《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12月,7500字。

  学 术 自 传

  读书心得

  我出生在天津,上中学时,因为对文史知识的兴趣,使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北大的学习环境很轻松,读书的时间很多,图书馆的图书很丰富,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通过读书“解疑释惑”。当时除了读文史方面的书籍以外,还读了一些中外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如冯友兰、侯外卢、黑格尔、叔本华等的著作。现在看来,这些对我以后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更是如此。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哲学恰恰使我在科研工作中走近了“方法”、学会了“制造”“方法” !

  北大历史系是入学第二年选专业,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我就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漫漫考古之路!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基础,几十年来我参加并主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主要有:秦咸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及西汉十一陵和唐代十八陵等。

  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在学术界首次绘制出秦都咸阳遗址布局形制平面示意图。通过对秦咸阳宫一号、三号宫殿遗址发掘,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及其宫殿建筑壁画,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美术史上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李令福教授在其几年前发表的《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论文中,论及秦都咸阳研究学术史时指出:“刘先生(刘庆柱)的研究成果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

  八十年代初,考古所计划让我负责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是国家的缩影,古代都城遗址是考古学中的重大课题,我们俗称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龙头”。古代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如何开展、技术路线如何制定、学术切入点如何选择、当前工作与长期规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全面、深入研究的。虽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实事求是讲,当时中国考古学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对于像汉长安城遗址这样的考古学上“庞然大物”,如何组织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于是我考虑到,战国秦汉时代流行“视死如生”丧葬观与“造陵墓若都邑”的作法,而帝王陵墓相对都城而言,其规模要小的多了!于是我就计划在开始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首先选择一座同时代的帝陵作为都城的“模型”开展考古工作,以期通过帝陵考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些当时的都城规制。

  西汉一代有十一座帝陵,到底选择那座帝陵开展考古工作?有人提议我选择汉武帝茂陵,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在我看来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汉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其陵墓肯定规制宏伟,开展汉武帝茂陵的考古工作,一定会有社会轰动效应。但我认为规制宏伟的汉武帝陵墓,并不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为它超逾“常制”。科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是遴选田野考古对象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作为田野考古及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汉宣帝被称作西汉王朝的“中兴”皇帝,他的陵墓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从制度层面来说也更具代表性、典型性。

  决定以汉宣帝杜陵为考古对象以后,关于杜陵田野考古的“技术路线”设计实施成为关键问题。按照常规,墓葬考古就是发掘墓中的遗物,而且不少人所关注的也是墓中能够出土什么“宝贝”。汉代厚葬成风,按照西晋人索琳的说法,汉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贡宾客,一贡山陵”。汉代帝陵之中随葬品之多更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同的遗迹、遗物,在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科学研究课题中的“权重”也是不同的。我选择帝陵开展田野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陵墓”如何“若都邑”,因此探索、解决西汉时代帝陵在那些方面能够集中体现出其“若都邑”的特点,才是这项考古研究工作的关键。只有明确了学术目的,为达到研究目的而准确选择了研究对象,才能使科学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科学研究目标顺利实现。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国家政体从“王国”发展为“帝国”,作为“帝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帝陵,无疑与“王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王陵”有着巨大的不同,“帝陵”与“王陵”二者的不同是不同“政治时代”、不同“政体”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同的“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对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过地面陵寝建筑的“外向”发展表现出来的。“陵寝建筑”及其中的活动,是秦汉时代的“陵墓若都邑”之集中体现。基于学术研究提出的这样学术设想,我一改传统的帝王陵墓田野考古理念,把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作为考古发掘、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事实证明,这样的科学“假设”、课题设计,使我们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的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通过帝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对汉长安城的理解。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

  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科研成果,1988年这两处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年代中期,在基本结束了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以后,我开始参加并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当这项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传到我手中时,我既感到机遇难得,又感到学术重担沉重。

  从 1985年开始,我们以汉长安城皇宫――未央宫遗址为重点,连续多年,先后勘探、发掘了未央宫及其前殿遗址、天禄阁遗址、石渠阁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等。通过对皇宫――未央宫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都城、宫城、正殿的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皇权强化问题。随后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未央宫遗址的考古成果,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一版报道,《新华社》、《瞭望》海外版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考古成果发专稿或进行了深度的长篇报导。

  1997~2001年,经中国国务院特别许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合作发掘。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的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我作为中方领队,与日方领队、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共同主持了桂宫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的科研项目,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及国内外诸多新闻媒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已经出版。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先后发表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等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我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当时作为研究所领导,又将上述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理念在考古研究所的古代都城考古科研工作中实施。1994年11月,我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强调了都城考古的目的要明确,方法要准确,理论要正确。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上,这是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这次研讨会之后,作为国内主要从事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先秦时代的都城遗址考古课题中,进一步突出了都城遗址的考古目的,提出都城考古构成的课题学术“要素”,以“要素”为田野考古“单元”,分析诸“要素”内在关联,确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切入点及程序。强调在都城考古中要重视研究明都城布局形制及其变化,要研究布局形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包括技术与社会两个层面,尤其是对后者所涉及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在都城遗址考古中,要更加突出“由物及人”。这次都城遗址考古会议产生了积极效果,会后的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统一规划、指导、要求下,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早期都城(或都邑)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继调整了方向、改变了方法、突出了学术重点,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获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全面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和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的,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工作。

  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更多的还是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要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长期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的学者,我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治好学,更要治好所。多年来,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坚持考古研究所必须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特别是古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是考古所的立所之本。我深知办好学术期刊《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对确立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 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被派出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

  首先,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发表相关文章,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我这方面文章,先后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作好,作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作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作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作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

  刘庆柱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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