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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波


2013年09月04日 14: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史金波简介

  史金波,男,1940年3月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1962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研究生,1966年研究生毕业,留民族研究所工作。1982年为民族所历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为副研究员,1988年为研究员,同年任副所长至1998年。2002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教授、博土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法人代表)、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宗教学会名誉理事等。任宁夏大学兼职教授。1990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理事长、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从事民族研究工作近50年,学术领域为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出版著作29种(含合作),参与撰写、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辞书和著作27种,发表文章247篇(含合作),俄、日译文5篇,参与或主创影视和网络科教项目10种。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获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科研成果一等奖

  2.史金波:《西夏文化》,专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文库》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专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获“光明杯”奖,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11月重版

  4.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专著,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

  5.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番汉合时掌中珠》,文献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6.傅懋勣主编,史金波、张公瑾、道布副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12月

  7.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专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获西北五省区图书奖,后又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8.高文德主编,卢勋、史金波常务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词典》,工具书,吉林教育出版,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9.史金波、黄艾榕:《西夏用兵史话》,学术普及读物,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

  10.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文献整理,已出版第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006年

  11.史金波、聂鸿音、马尔子、李渊博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

  12.史金波、姚兆麟、李坚尚等:《西藏人权研究》,专著,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三等奖

  1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著,《中国传世法典》之一,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

  14.史金波、雅森吾守尔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郭沫若史学奖二等奖

  15.史金波、(日本)中岛干起等 :《电脑处理〈文海宝韵〉研究》,专著,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年1月

  16.宋德金、史金波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

  17.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专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之一

  18.主编汤晓芳,史金波(作者之一):《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人权研究课题组(史金波任课题组组长、姚兆麟、李坚尚任副组长):《西藏人权研究参考文献选编》,文献整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

  20.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专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21.史金波、陈育宁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古籍整理,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重大项目,荣获“甘肃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2.史金波 :《史金波文集》,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

  23.史金波:《西夏社会》,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4.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专著,中华书局,2008年5月

  25.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编,史金波为副主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共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26.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出版通史》(第2-6、8卷少数民族部分),专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27.杜建录、史金波 :《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之一

  28.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编,史金波任副主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共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29.张国庆、韩志远、史金波:《中国妇女通史?辽金西夏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4月

  参与撰写、编辑辞书及其他著作:

  1.《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委、撰写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6月

  2.《民族词典》,撰写词条,上海词书出版社,1987年8月

  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写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4.《社会科学重要理论观点综述(1978-1988)》,撰稿之一,学苑出版社

  5.《中国少数民族艺述词典》,撰写词条,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

  6.《藏缅语语音和词汇》,撰稿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月

  7.《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撰稿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

  8.《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撰写词条,北京出版社,1994年1月

  9.《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撰稿之一,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10.《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词典》,常务副主编之一,撰写词条,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敦煌学大词典》,编委、撰写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12.《辞海》(1999年版),编委、民族历史分科主编、撰写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13.《民族史论丛》,主编翁独健,编辑之一,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中国民族史研究》,编辑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5.《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编辑之一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16.《中国民族史研究》(二)编辑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17.《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之一,改革出版社,1990年11月

  18.《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之一,改革出版社1991年10月

  19.《奇特的女书》,主编之一,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月

  20.《彝缅语研究》,编委之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

  21.《辽金西夏史研究》,编辑之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

  22.《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特约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增刊

  23.《佛教大辞典》,撰稿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24.《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25.《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编委之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26.《辞海》(2009年版),编委、民族历史分科主编、撰写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27.《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年7月

  文章:

  (西夏学)

  1.《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第6期

  2.《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与白滨合作,《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3.《西夏译经图》解,《文献》(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年12月

  4.《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与白滨合作,《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5.《西夏文及其文献》,与白滨合作,《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6.《简论西夏文辞书》,《辞书研究》1980年第2期

  7.《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与白滨合作,《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8.《也谈西夏文字》,《历史教学》1980年第11期

  9.《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

  10.《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11.《西夏、党项史料正误三则》,《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12.《西夏语构词中的几个问题》,《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13.《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与白滨合作,《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14.《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执笔史金波、白滨,《文物》1982年第4期

  15.《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16.《西夏后裔在安徽 》,与吴峰云合作,《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7.《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18.《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辞书研究》1983年第6期

  19.《西夏语的存在动词》,《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20.《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与白滨合作,《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21.《西夏文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

  22.《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23.《元代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与吴峰云合作,《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24.《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与黄润华合作,《文献》1985年第4期

  25.《再谈西夏文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

  26.《西夏佛教的流传》,《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

  27.《西夏文字典<同音>的版本与校勘》,与黄振华合作,《民族古籍》1986年第6期

  28.《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第一集,1986年6月

  29.《西夏名号杂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30.《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1987年1月

  31.《西夏“秦晋国王”考论》,《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32.《黑水新出西夏文辞书<同音>初释》,与黄振华合作,《文物》1987年第7期

  33.《略论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34.《黑水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辩》,与聂鸿音、黄振华合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35.《西夏文本<类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日刊),《中亚西亚语言和历史研究》(西田龙雄教授还历纪念文集),1988年

  36.《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37.《藏族文化和西夏王朝的历史渊源》,《中国西藏》1989年第2期

  38.《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报社,1989年6月

  39.《<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民族语文》1989年第6期

  40.《西夏文本<类林>译文试析》,与黄振华、聂鸿音合作,《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41.《一部有特色的历史法典-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42.《从西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

  43.《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44.《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45.《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与黄振华合作,《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46.《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与黄艾榕合作,《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47.《西夏文<天盛新律>进律表考释》,与白滨、黄振华、聂鸿音合作,《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48.《西夏<天盛律令>略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49.《死文字重见光明》,《紫荆》1993年第5期

  50.《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51.《西夏境内民族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

  52.《西夏官印姓氏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

  53.《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4.《穿越时空、古国新诠-西夏学的研究现况与国学的互动》,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1994年7月

  55.《西夏学》,《中国学向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2月

  56.《西夏文本<碎金>研究》,与聂鸿音合作,《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57.《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彝缅语研究》1997年6月重载

  58.《西夏佛教制度探考》(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三卷第1期,1995年6月

  59.《寻找流失在异域的珍宝——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台湾《历史月刊》第95期,1995年12月

  60.《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与聂鸿音合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61.《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简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62.《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63.《西夏古籍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

  64.《西夏文化的风采》,《光明日报》1996年9月3日

  65.《儒释兼融 东西交汇——多元色采的西夏文化》(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66.《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与翁善珍合作,《文物》1996年第10期

  67.《西夏刑法试析》,《民大史学》(创刊号)1996年

  68.《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论文,史金波,《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69.《西夏?宁夏?华夏》,《宁夏日报》1997年2月21日、2月28日,《中国民族》等转载

  70.《西夏后裔考论》,与白滨、聂鸿音合作,《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71.《西夏活字版文献及其特点》,台湾《历史文物》第七卷第3期,1997年6月

  72.《西夏和回鹘对活字印刷的重要贡献》,与雅森?吾守尔合作,《光明日报》1997年8月5日

  73.《西夏学与国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第一集,巴蜀书社,1997年

  74.《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今日印刷》1998年第2期

  75.《俄藏西夏文世俗文献目录》,与聂鸿音合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

  76.《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与白滨合作,《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77.《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法律史论集》(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

  78.《西夏文纂要补释》,与聂鸿音合作,《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二),巴蜀书社,1998年

  79.《西夏的饮食制度和风尚》,《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80.《西夏文写本<文海宝韵>》,《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81.《西夏的饮食》,《中国饮食史》(卷四),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

  82.《西夏文书和西夏史》(西夏文书と西夏史)(日本),《史滴》,早稻田大学1999年12月

  83.《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84.《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后收入彭金章主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读者出版集团,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

  85.《百年西夏学》,《光明日报》2001年3月27日

  86.《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中国印刷》2001年第3、4期

  87.《<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88.《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89.《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年第10期

  90.《西夏学百年回顾》,《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

  91.《西夏和西夏文化》,《黄河文化论坛》第七期(2001年2期),2001年12月

  92.《国图藏西夏文文献价值》,《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7日

  93.《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94.《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95.《西夏学百年回顾(代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史金波执笔,《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96.《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97.《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与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合作,《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98.《西夏的服饰》,《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

  99.《西夏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台湾),《普门学报》2003年第1期

  100.《文苑瑰宝: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文献》2003年第1期

  101.《西夏书籍的编纂和出版》,《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在《国学——多学科的视觉》中再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102.《流矢海外的西夏文明》,《寻根》2003年第5期

  103.《西夏文文献的价值和整理出版的新进展》,《“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7月

  104.《西夏法典的编辑和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9期

  105.《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在西夏学中的地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通讯》,2002年9月第2期,又《文津流觞》第3期,2003年

  106.《鉴定早期活字印刷品的意义和方法刍议》,《中国印刷》2004年第1、2期

  107.《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文献》2004年第2期

  108.《西夏户籍初探》,《民族研究》2004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经济史》转载

  109.《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0.《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三)》,《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1.《西夏贷粮契约简论》,《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中研院出版,2004年12月

  112.《西夏文物精粹举偶》,《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113.《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

  114.《20世纪西夏宗教研究》,《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115.《20世纪日本西夏学研究》,《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116.《西夏农业租税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经济史》转载

  117.《西夏文物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

  118.《破译西夏文字之谜》,《文明》2005年4期,《银川晚报》2005年4月15日转载

  119.《西夏的佛教》,《法音》2005年第8、9期

  120.《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

  121.《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122.《民族史以及西夏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学术研讨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

  123.《西夏文的死亡和再生》,《荣宝斋》2006年第3期,2006年5月

  124.《西夏的历法和历书》,《民族语文》2006年第4期

  125.《西夏学概说》,《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126.《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127.《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转载

  128.《历久弥新: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的新发现》,与林世田合作,《学林漫录》第16集,中华书局,2007年4月

  129.《泥活字印刷研究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中国印刷》2007年第8期

  130.《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三辑,2007年9月,又《西夏学》第二辑修改后重印,2007年

  131.《中国藏西夏文献综述》,《西夏学》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132.《西夏的物价、买卖税和货币借贷》,《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133.《黑水城文物发现100年》,《读者欣赏》,2008年第3期

  134.《<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内容特点》,《西夏学》第三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135.《探索神秘的西夏腹地》,《传奇天下》2009年第1期

  136.《河南、安徽西夏后裔及其汉化》,《汉民族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137.《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又载《阿尔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138.《西夏语的构词和词的变化》,《华西语文学刊》第一辑,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

  139.《中国和俄国西夏研究的互动》,《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一卷第1期,2009年12月,美国(Fremont(CA),USA)

  140.《西夏社会的女性特征》,载远藤织枝等编著《世界をっなぐてとば》,(日)三元社,2010年6月

  141.《西夏佛教与儒学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第7版

  142.《西夏军抄文书初释》,《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

  143.《西夏语人称呼应和动词音韵转换再探讨》,《民族语文》2010年第5期

  144.《关于西夏佛与儒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

  145.《<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补正刍议》,《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146.《西夏历史和社会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论丛》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

  147.《黑水城和西夏学》,《辽金西夏研究年鉴》,学苑出版社,2010年9月

  (民族史、民族学)

  1.《中国民族史研四十年的重要贡献》,《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2.《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3.《十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与白滨合作,《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改革出版社,1990年11月

  4.《要重视和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5.《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思想战线》1991年第4期

  6.《论少数民族近、现代史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7.《积极开展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研究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改革出版社,1991年10月

  8.《把中国民族史研究引向深入》,《黑龙江民族从刊》1992年第2期

  9.《美国印第安人印象》,与李彬合作,《世界民族研究》1992年第3、4期

  10.《积极开展新时期的民族调查工作》,《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

  11.《拉萨西郊采访日记(三则)》,《中国西藏》1993年第3期

  12.《历代民族政策简述》,与祝启源、罗贤佑合作,《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13.《西藏现代化和西藏人权》,《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

  14.《振奋精神 勇于探索 开创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 ,《宁夏社会科学》 1996年第6期

  15.《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1996年1月

  16.《重视家支问题 吸收德古参政议政》,与罗布合机合作,《凉山民族研究》1996年10月

  17.《略论凉山彝族地区人口和社会发展》,与聂鸿音合作,《凉山民族研究》 1996年10月

  18.《西藏宗教信仰和西藏人权》,《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中国佛教协会编《研究动态》1997年第6期转载

  19.《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20.《关于南昆铁路建成后的几点思考》,《西南民族研究动态》1998年3月,总第28期

  21.《认真学习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努力做好民族研究工作》,《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2.《总结西藏人权的巨大进步 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3.《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民族研究工作》,《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24.《可持续发展与“三江”的开发和保护》,《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能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

  25.《构建和谐社会 关注省区际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2008年1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6.《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特点和开发前景》,《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建设实践研究》,Russian Buryat Scientific Center Press,2010.03.

  27.《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民族变迁》,《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

  (民族文字、文献)

  1.《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阶段》,《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编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

  2.《中国民族古文字概说》,《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3.《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史料价值》,《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

  4.《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少数民族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

  5.《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6.《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7.《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综述》,《文物》1991年第6期

  8.《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华民族文化》,《民族语文研究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9.《女书和中国民族文字》,《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月

  10.《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与聂鸿音合作,《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1998年7月

  11.《风采各异、内涵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台湾),《历史文物》10卷第3期,2000年3月

  12.《回眸千年活字印刷术》,《新闻出版报》2001年3月2日

  13.《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说》,《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14.《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字印刷考略》,《中国印刷》2004年第10、11、12期

  15.《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提供展示空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第38卷 第5期)

  16.《再谈女书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兼论女书的时代》,《女书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印刷出版之互动》,《文献》2006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转载

  18.《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印刷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二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

  19.《千年活字印刷史略》,《光明日报》2009年3月17日

  20.《流光溢彩 珍籍纷呈——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价值评议》,与郭晶合作,《文献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10年1月

  21.《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国学》,《国学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22.《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献》2010年第3期

  23.《中国古代双语文献及双语教育》,《双语教学与研究》第七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9月

  24.《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在中国文字学中的地位》,《中国文字博物馆》2010年第4期

  25.《从第一、二、三批中国珍贵古籍名录看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年7月

  书评、序言等:

  1.《国外研究西夏文、西夏史简况》,与白滨合作,《民族史译文集》第三辑,1978年

  2.《评1983年北方民族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年10月

  3.《评介西田龙雄西夏文研究专著四种》,《民族语文》1985年第2期

  4.《<西夏文物研究>评介》,与白滨合作,《西北史地》1986年3期

  5.《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介绍<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 《民族研究动态》1989 年第2期

  6.《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工作总结》,史金波执笔,《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

  7.《一部翔实的少数民族断代史——评<唐代党项>》,《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8.《一部包含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新成果的好书——<中国政治制度史>读后》,《民族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

  9.《喜读<凉山民族研究>》,《凉山民族研究》1993年

  10.《钟灵毓女书,中国又一绝》,《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月

  11.《<陈述先生纪念集>序》,《陈述先生纪念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12.《十年心血 一部力作——评郭大烈、和志武的<纳西族简史>》,《民族学》1996年第4期

  13.《透视中国人生归宿的门径——评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14.《熔铸多民族文化精粹——评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词典>》,《中国读书评论》2000年第12期

  15.《<法典中的西夏文化>序》,杨积堂著,《法典中的西夏文化》,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

  16.《<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序》,邓正琦编著,《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1月

  17.《<西夏语音研究>序》,张竹梅《西夏语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18.《<探寻西夏文明>序》,吴峰云、杨秀山《探寻西夏文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19.《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巨擘》(纪念翁独健先生),《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

  20.《整合人文与自然学科 探讨黑水城历史奥秘》,《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21.《<明代保定西夏文石幢研究>序》,武文革《明代保定西夏文石幢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

  22.《学海无涯》,《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

  23.《学海求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第89期,11月27日,此文应《院报》之请,将《学海无涯》缩编而成

  24.《<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序 》,《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25.《<王族的背影>序》,唐荣尧著《王族的背影》,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6月

  26.《文如其人 人如其文》,《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27.《胸蕴百科,诲人不倦——缅怀任继愈先生》,《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14日

  28.《继承先贤遗愿 做好民族古文字研究——缅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0日

  29.《<西夏艺术研究>导言》,载《西夏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月

  30.《残页做出大文章——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8月24日

  31.《我与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9日

  32.《<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序言》,载曹成章著《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4000字

  33.《<验证千年活版印刷术>序言》,邹毅著《验证千年活版印刷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

  34.《西夏学奠基者——王静如教授》,《辽金西夏研究年鉴》,学苑出版社,2010年9月

  35.《我读<西夏史稿>》,天墀著《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

  36.《古籍文献的春天》,《文献研究》第二辑,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学苑出版社,2011年6月

  37.《继承先贤遗愿 做好民族古文字研究——缅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增补稿),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8月

  译文:

  1.(俄)《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杂类>及其在西夏辞书中的地位》(原著苏联克恰诺夫),《民族史译文》第三辑,1978年

  2.(日)《西夏文字》(原著西田龙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1984年6月

  3.(日)《西夏语音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下)(原著西田龙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1985年6月;第六集,1985年12 月

  4.(俄)《西夏语的结构》(原著苏联克平),《中国民族史研究》(二),1989年

  影视和网络:

  1.中央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作纪录片《黑水城遗址》,史金波为顾问之一。

  2.中央电视台10频道讲《西夏文字》,上下两集共40多分钟,史金波授课。

  3.中央电视台10频道制作《西夏——一个被遗忘的王朝》,史金波为顾问和主讲专家之一。

  4.中央电视台作5集西夏电视片《尘封不住的西夏》,共220多分钟,史金波为总顾问、监制和主讲专家。

  5.中央电视台1频道作《新丝绸之路》第8集(黑水城),史金波为顾问和主讲专家。

  6.中央电视台作西夏活字印刷术电视片,史金波是现场嘉宾之一。

  7.宁夏对台办录制《西夏王朝》,史金波为顾问和主讲专家。

  8.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制作網上學習《燦爛的中國文明》,史金波著《西夏皇朝》为其专题之一,2007年。

  9.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栏目,2011年第19期,《史金波——西夏学家》。

  10.超星数字图书馆录制西夏文课12讲,史金波授课,2011年。

  学 术 自 传

  学海无涯

  我从事民族研究工作40多年。我的专业是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同时也兼及民族学的某些问题。尽管在大半生时间内发表了一些著述,但在自己涉及的学术领域中仍感到还很稚嫩,仍是一个新兵。因此,难以总结出供人参考的治学经验。如果要回顾一下自己经历的路程和几十年来学习、研讨的体会,也许会使人对西夏文史、民族史这份文化遗产有所了解,使有志于此领域研究的年轻人增加一些兴趣,少走一些弯路。

  一、民族之情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民族语言中的彝语专业,在汉族和彝族老师口传笔授的辛勤教导下,天天朗读、背诵彝语单词、句子和课文。开始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很困难,因为彝语中不少语音在汉语普通话中是没有的,如严格区分清浊音,有舌边颤音、双唇颤音、紧喉音,学起来很拗口,读起来很吃力。但觉得这是组织交给的学习任务,是掌握为彝族服务的本领,同时也是今后工作的本钱,因此非常卖力。为学好彝语,除课堂上认真听讲、努力跟读、加强记忆外,每天还要复习、朗读几个小时,经常读得嗓音沙哑,嘴角流白沫。

  1960-1961年到四川凉山实习使我最难忘却。那里直至1957年还保留着世界上少有的奴隶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民主改革后,残酷的奴隶制被废除,奴隶翻身成为主人,但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则非朝夕所能为,人民生活条件之差,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里的艰难困苦之情连我这农村出身、不畏吃苦的人也大出意料。我们从县城到区上要背着行李徒步跋山涉水走80里路,过湍急没膝的河流时没有桥梁,男生女生四五个人一组互相搀扶着渡河,以免被河水冲倒。从区到乡,再到村寨更是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那时正值全国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如雪上加霜。凉山腹地气温偏低,农作物生长季节短,群众以洋芋(土豆)为主食,每日两餐,皆为煮土豆蘸辣椒汤,除非婚丧嫁娶和年节,天天如此。苞谷、燕麦等都属细粮之类。我们粮食定量是每日8两,合3斤2两洋芋,每顿也就是三四个洋芋,在没有任何油水的情况下,也就是吃个半饱。当时人人都有饥饿感,实习队全体浮肿。整天饥肠辘辘,仍然是努力学习彝语,想方设法创造学习机会。

  当地彝族住房多是土打墙,房顶铺设木板,上压石块以固定。房中靠右是火塘,旁有三块石头支锅做饭,火塘旁是主人睡眠处。他们多无被无褥,睡觉时和衣而卧。屋左边关养牲畜,用栅栏使人畜隔开,实际上人畜仍同住一室。牲畜之上用木棍搭起一平台,称之为“楼”,楼上存放杂物并备客人居住。我的房东是兄弟俩,哥哥稳重,弟弟活泼,我们朝夕相处,关系十分亲密。特别是晚上,我和他们一起说生活,说民俗,说笑话,说家谱,说尔比(彝族格言)。他们经常纠正我的发音和语句错误。老乡讲说的活语言往往与课本上的语句有出入,它更加生动,更加简洁。有时我说错彝话,意思满拧,引起他们善意的大笑。我在他们住房的楼上蜗居半年,每晚身下有十数只羊与我同眠,不时能听到咩咩的叫声和咳嗽声。冬天很冷,屋里屋外几乎同一温度,时常在零度以下,雪花能从屋顶木板斜缝中飘落到脸上。天热时则腥臊并起,气味难闻。身上虱子之多令人咋舌。晚上身痒难耐便和主人一起把衣服脱掉,在尚有余火的火塘上抖搂,能听到群虱掉落于火塘中吧吧的爆裂声。当地贫困老乡往往一件披衫或披毡都要穿若干年,甚至穿一辈子。他们一般没有鞋子,天寒地冻也赤脚行路,有的脚底冻出大裂口。有时为了减少痛苦,使创口愈合,只好自己忍痛用针线把创口缝上。我们参加农田劳动和乡村基层工作,同时在劳动、工作中学习语言,记录语言资料。记得一次背着几十斤洋芋爬山过涧帮助老乡去交公粮,一路上我抓紧时间向一位老人学习彝族格言,老人边走边教我,不小心滑倒,筐里的洋芋滚了一坡,我们大家都帮助他满山遍野地拣洋芋。主人居室、田间地头、大会小会、婚事丧礼都是我学习的场所。实习快结束时,我已说得一口流利的彝语,并能为当地召开的县人代会作翻译。这里的彝族老乡非常淳朴、勤劳、聪明。我不仅学习民族语言,心灵也受到强烈震撼,得到净化,得到升华。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竟还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区,这里的人民有如此顽强的生存毅力和信心,与此同时更深感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责任,从而又增强了自己学习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文研究生。我的导师王静如先生认为西夏语和彝语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彝语专业的毕业生中招选学生。我在学习和研究西夏文时,尽管也利用和联系彝语,但很长时间没有回到彝族地区。1993年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现状和发展调查”,我当时作为主管副所长负责大调查的组织工作,同时兼任彝族地区调查组组长,所选调查点是我实习的邻县昭觉县。由于长时间不说彝语,已经忘掉了不少,但日常用语还记得。在调查期间,我用彝语和老乡对话、问卷,他们感到很亲切,也感到很惊奇:这个汉呷(汉族)还会说诺苏伙(彝话)。30年间彝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活质量也大大改善,也出现了富裕的万元户。然而,凉山地区毕竟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底子薄,进步慢,显现出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滞后。凉山州大部分县仍是国家或省定贫困县,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人们的贫困状态更为突出,甚至仍处于一日两餐吃洋芋的困苦窘地。调查条件已经大大改观,交通、住房、饮食都较为便利。但仍然有很多困难,如调查时当地流行肝炎和其他严重传染病,卫生条件很差,苍蝇成堆;有的困难家庭仍住在没有窗户的低矮土房内,家无长物;不少村寨仍不通公路,一遇下雨,山间小路泥泞难行。我们在调查点挨家挨户访问,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和贫困的真实原因。1995年我们又做后续补充调查。我在当地有亲情、有兴奋,有困惑。我们完成了调查任务,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一书。为了反映彝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彝族人民共同寻找脱贫致富道路,我还撰写了《略论凉山彝族地区人口和社会发展》、《重视家支问题,吸收德古参政议政》(德古是彝族家支善于辞令、能解决纠纷的头人)、《凉山地区吸毒贩毒问题》等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报告。坦率地说,这些文章主要写的是问题,但它是我的心声,反映出我对彝族同胞的真情挚感。

  近些年西藏人权成为人们注视的一个焦点。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西藏人权研究”作为院重点项目,我作为课题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课题组多由藏学家组成,大家一齐学习人权理论,查阅人权文献,组织座谈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后,于1992年、1993年两次深入西藏农村、牧区、工厂、寺庙、机关调查。1992年在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调查,这里是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的调查点。调查组碰到的一个难关是高原缺氧。这里海拔高,氧气稀薄。我们在拉萨贡嘎机场刚下飞机时还有说有笑,但当坐车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到达拉萨城里时,大部分人已经有了缺氧反应,开始头晕脑涨,说笑声早已没有了。住下来以后,多数人打不起精神,一个个躺在床上休息,饭也不想吃。晚上睡觉时感到头疼,有炸裂的感觉,睡一会就疼醒。我年纪稍大,又是第一次进藏,反应更为强烈。但我们两个多月的调查时间安排很紧,所以仍咬牙坚持,第二天就开始联系工作。高原反应最怕感冒,我恰恰患上了感冒,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但工作没有耽误。一个星期之后,高原反应减轻,但长时间的缺氧,仍感到气短,晚上我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吸氧。

  我们到藏族老乡家做入户调查时,老乡非常热情,有的老人回忆起50年代民族调查时,我所男女调查人员不怕艰苦、不顾安危深入调查的动人事迹时,伸出大拇指啧啧赞扬。藏族老乡在家中都招待我们喝酥油茶。民主改革前很多农奴喝不起酥油茶。然而我们也看到,当地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与城市还有很大差距。给我们斟倒的酥油茶,不仅人喜欢喝,苍蝇也喜欢。我们采访主人时,苍蝇就群起趴在茶碗边舔食,一不留神就掉进滚热的酥油茶里,有一次我的酥油茶碗中竟有9只苍蝇在挣扎。更令人吃惊的是,主人看到后用小拇指甲将苍蝇一个个剔出,续上新茶仍端给你饮用。1993年第二次调查是在后藏日喀则附近的拉孜县,这里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都较低,住房交通条件也较差。当地少部分家庭还保留着一妻多夫制的残余,一个家庭的主妇是兄弟二人或三人的妻子。这是由当地特殊的历史、社会、经济原因形成的。调查这种家庭时,若得不到调查对象的理解和支持,则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我总抱着真诚的态度,耐心热情地与主人沟通,都能顺利的弄清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实际生活状况。

  西藏1959年民主改革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访问过原来的农奴,他们早已获得了应有的人权,有的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群众都住上了漂亮的房子,有吃有喝,有医疗保证,有宗教信仰自由,过上了勤劳、富裕而舒适的日子。我们既为西藏人权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欢欣鼓舞,又感到完善人权任重道远。我们课题组出版了《西藏人权研究》一书,此书于2006年后获得中国藏学珠峰奖。根据在西藏调查的感受和国际上对人权立法的认识,我写出了《研究西藏人权要注重西藏人权立法的研究》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重视,并支持我们课题组完成了《西藏人权研究参考文献汇编》编辑和出版,为西藏人权研究汇集了新的资料,使国内外能系统地了解到我国关于西藏人权立法的巨大进展和突出成就。

  在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有了深厚感情。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我不断加深了与少数民族的感情,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未敢忘怀处在困难中的少数民族同胞。

  二、苦乐之间

  作人文科学研究,特别是作少数民族研究,一是阅览无穷无尽的书籍,再就是不断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在别人看来这是枯燥的艰苦差事。其实如果认识到这是值得为它付出代价的有意义的工作,就感到不是那样枯燥乏味,也没有那么艰苦,还会觉得苦有所值,苦中有乐。

  我是解放后才有机会上学,家庭又比较困难,自觉上学不易,总想在同样的时间里,尽量多学一些内容,在老师那里吸足知识。

  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学西夏文时,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在六千多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从抄写西夏文书籍入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导师让我抄写一本有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书,是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是西夏文、汉文互相对照注释的双解、双语词语集,是学习西夏文最好的工具书。西夏文和汉文虽都是表意的方块字,但无一字相同,而且西夏语法和汉语语法不同。很多虚词的使用方法更不同于汉语。因此既要死记繁难的西夏文字,还需要揣摩西夏语法,才能正确理解西夏文。开始看着那些奇奇怪怪的陌生文字,真不知从何下手。我像小学生初始学字那样,一个个去学、去记,边看、边记、边写。小学生学汉字时已经会说汉语,而我学习西夏文时却不懂得西夏语,因为西夏语早已死亡,世上再也找不到懂得西夏语的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西夏字虽有汉字注音,但不能读,因为这些汉字是七八百年前的汉语西北方音,与现在的汉语普通话有不少差距。这就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学习死文字需付出极大精力,当时我每天都用大部时间都浸泡在西夏文中,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我一面学,一面记卡片,字形、字义、字音有联系、可比较的便对照记忆,从中摸索规律,增加联想,越学越有心得,越学越有兴趣,第一学期就熟记了书中1000多西夏字,同时还利用有限的资料揣度西夏语语法,完成了《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的论文。后对西夏文字逐渐熟悉,死亡的西夏文字慢慢变得鲜活起来。当时能逐步对照西夏文字和相应汉文通贯文意,能翻译一些简单的西夏原文,有时还能找出一些规律,渐渐接近国内最好水平,心里很是高兴,觉得这种世界上很少人懂得的死文字,是有可能被解读的。

  过去一般认为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仅有七八个西夏洞窟。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和王静如先生交换意见,认为西夏占据敦煌近两个世纪,敦煌的西夏洞窟可能不止这几个。于是1964年他们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两位先生负责,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为顾问。我作为研究生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实地考察。这是一次由艺术研究部门与民族研究部门开创性的合作考察。

  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工作条件很差,只有30多人。当时洞窟的护栏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我仗着年轻力壮,腿脚灵便,尚能应付。就在我们工作期间,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位考察敦煌泥塑的老师,不慎失足,从比较高的洞窟上掉下来,抢救无效死亡。在敦煌工作的一大困难是喝水问题。原来敦煌莫高窟下流淌的党河水,碱性很大,一杯开水倒在地下,等晒干后便是一层白碱。人喝了这种水,口感涩苦,很快会泻肚。只有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才停止腹泻。我在敦煌工作的3个月的时间里,经常处于拉肚子的痛苦境地,等肚子开始习惯时,工作也快结束了。敦煌气候干燥,风沙大,又容易流鼻血。在敦煌期间,身体一直不适。但在敦煌这个世界文化宝库中工作,第一感觉是兴奋和幸运,喝苦水,拉肚子,流鼻血都不算什么。

  我的任务是负责抄录、翻译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我在各洞窟中仔细寻找,认真抄录题款,对发现的近百处西夏文题款翻译后得知,有些是确定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西夏的考察组利用西夏文、汉文题记进行分析,从壁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两窟群共有80多个西夏洞窟!这一惊人的结论把大批西夏洞窟及其壁画、塑像呈现给世人,大大改变了对敦煌洞窟布局的认识。这些成果不仅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西夏学增加了重要内容。这是我西夏文字翻译的第一次实践和使用,从中看到了西夏文字翻译对西夏研究的重要作用,使我增强了进一步学习西夏文的信心和动力。回忆当时在敦煌终日徜徉在敦煌艺术殿堂之中,领略千年艺术风采,每一天都很充实,很有价值。

  西夏文字的构造原则是国内外学者多年来着力探讨的课题。自本世纪初有关学者首倡“偏旁说”以来,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然而此说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概括西夏字的全体,甚至有些牵强附会。“文革”末期,看到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全部影印件。《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两位同事白滨、黄振华陆续参加工作。我们将译稿油印30份,按条裁剪,作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分字排列,作了全文索引。同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多少次,都能检索出来。这有助于校勘字形,更有利于确定字义,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

  我依据掌握的大量资料,利用《文海》,对数千个西夏字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得出了60多种文字的构成方法,在此基础上又概括出以会意合成、音意合成为主,以音兼意合成、间接音意合成、反切上下字合成、长音合成为辅的西夏文字合成法,此外还有少量互换字、对称字以及象形和指事字。这一新的西夏文字的构造体系,在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影响。后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这一构字体系。对几千西夏文字构造的逐个解析,费时费力,综合归类更需反复琢磨,由繁入简,找出规律。结论只是几句话,成果仅是一篇论文。但西夏文字构造得到合理的诠释,感觉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

  只懂得西夏文字义,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文献。我在初学西夏文时就注重西夏语法的探讨,提高自己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发表了有关研究西夏语语法的论文。西夏语和汉语是同一语系,但属于不同语族,有些语法现象相同,有些不同,甚至有些西夏语法很难理解。比如西夏语表示存在的“有”非只一个,在未弄清楚它们的特点和用处之前,显得杂乱无章。我从积累的上千西夏例句中反复琢磨,并借助有丰富存在动词的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总结出西夏语中有表示固定的“有”,表示内中的“有”,表示附着的“有”,表示部分的“有”,表示并列的“有”,表示所属的“有”,表示珍贵的“有”等,写出了《西夏语的存在动词》一文,提出西夏语多个“存在动词”的区分和使用方法,使看来纷乱的语法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由于西夏文字和西夏语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我开始翻译和考释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并陆续发表论文。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6页之多,记录了西夏译经的历史,特别珍贵。翻译这篇发愿文陆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时受西夏文水平和佛学知识的限制,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只好一边学习佛教史、一边提高西夏文水平,解决一个问题填补一个问题。翻译西夏文献除语法问题,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发愿文译文有“腾兰降法”一句,前两个字是用于译音的西夏字,此语究竟何意,当时难解其意。这一“拦路虎”使全文译释搁浅。这一难题长时间萦绕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后复习中国佛教史时,看到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汉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偕白马驮佛经和佛像来洛阳传法的事迹,眼前突然一亮,猛然想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最后两个字,不就是“腾兰”吗?这种解释与上下文正好相通。西夏文中这种极度简称的翻译实在出人意料,为翻译增加了很大难度。解破这一词语使我如释重负,欣喜异常,使我又一次享受到研读的乐趣。

  我的体质较好,几十年来,每天的工作时间多在10个小时左右。上世纪70-90年代,白天6时许起床,夜里1、2点种睡觉,中午也不休息,没有周末,没有其它爱好,工作起来还蛮有精神。特别是长期担任研究室、研究所负责工作,公务较杂,耽误时间多,只能压缩休息时间恶补。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有座位我都会看书。我自学日语时,很多词语是在公共汽车上背诵的。有时只顾看书,下车匆忙,忘记拿走自己的东西。有两次我到汽车总站查问我在车上忘记的东西,竟然都能找回。

  长时间繁难的研究工作,如同努力播种、耕耘、灌溉一样,迟早都会结出大大小小的果实。这使我体验到工作的价值,真感到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三、学海之旅

  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一部分,是一份重要文化遗产。研究西夏对完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知识,对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重要意义。我接触西夏,从认识模糊到自觉,再到全身心投入,兴趣逐渐浓厚,感情逐步升华。任何学问要想深入,决非一两门功课所能涵盖。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五脏俱全的学科。西夏学不仅涉及到文字、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法律等学科,还关系到考古学、经济学、版本学、文献学、美术史、印刷史,有时还会涉及到自然科学,如医学、天文历法学、数学等。我的经历是从西夏文字、语言入手,涉及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过程。

  有关西夏的汉文资料稀少,而近代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又难以解读,这给西夏研究留下了难题。1970年在下放到河南“干校”期间,我当了一年泥瓦匠。林彪折戟沉沙后,我料到中国一定会由乱到治,学术研究迟早会开展起来。因此1971年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一套《辞源》,带到干校。《西夏文专号》中有重要西夏文献的介绍和研究,有西夏文文献的原件和录文,每一种文献不长,但文献种类不少,其中有《文海》、《音同》、《杂字》、《类林》、《瓜州审案记录》以及多种佛经。我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冒险躲在里面悄悄学习,抓紧时间恢复业务。

  1972年回京后,“文革”运动仍未停止,军宣队仍领导运动,但真正参加运动的人越来越少。我利用当时比较空闲的时机,开始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汇集资料,逐步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自己使用的西夏文字典。

  国内藏西夏文文献以北京图书馆为最富。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要有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我便从所军宣队那里开具“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在北图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系统地阅读、整理馆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献,全部作了卡片,并抄录、拍照了部分资料,扩大了识读西夏文的范围,进一步熟悉了西夏语语法。我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搜集西夏资料。1974年在当时仅存的两三种学术刊物之一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我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论文。那几年的“地下”工作,为后来西夏研究打下基础。“文革”耽误了一段学术青春,甚为可惜,我从中找回四五年的学术光阴,也是不幸中之幸运。

  1976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极不平凡。1月周总理去世,不久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同事白滨,此时乘机外出调查,走向西夏。我们从北京出发,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入陕西,在西安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和皇帝御制的泥金写经等珍贵文物。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县一县地考察。我们在米脂县访问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寨,这里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家乡;在靖边县踏察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第一个政治中心夏州遗址,史载其城墙是5世纪初建立大夏国的鲜卑族首领赫连勃勃以糯米汁夯土筑成,劲弩不入;在横山县观摩了小小的博物馆,里面竟有不少西夏文物。我们从定边过盐池,进入宁夏,西夏的遗迹更多。银川市是古代西夏首都兴庆府,城内存西夏早期建筑、后经重修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贺兰山下有形影相吊的拜寺沟双塔,黄河青铜峡岸边有一百零八塔阵,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遗址。从宁夏进入甘肃河西走廊,这里也是西夏重要的一翼。在兰州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省博物馆,在武威进山考察了曾存储多种西夏文物的下西沟岘山洞,在张掖瞻仰了西夏始建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卧佛,在酒泉发现了已经成为垫脚石的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后来我们到了久已向往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这里不仅有动人的神秘传说,有荒凉寂静的风情,还曾出土过震惊学坛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这些都是西夏历史的见证。

  我们除在西夏遗址、博物馆、文管所、图书馆考察文物、查阅资料外,还经常出入各地的废品收购站,翻找废品麻袋,搜集、拣拾有关文物。在“破四旧”的氛围下,那时的废品中常能见到文物精品。我们在宁夏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中曾发现一件精美的唐代铜镜,后交给了博物馆。偶尔也能从废铜烂铁堆里拣出西夏钱币。有时半天扒几麻袋碎铜器,手指都磨出血来。一路上我们为得到这样多有形无形的第一手资料而兴奋异常,为华夏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激动不已,为近距离触摸西夏、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而感到充实。在西夏王国跋涉3月有余,心情复杂。继周总理去世后,小平同志遭到批判,6月朱老总辞世,9月毛主席撒手人寰。7月唐山大地震时,我妻子携女儿在离震中不远的河北省三河县,她所在的学校被震得房倒屋塌,一位女教师在我爱人的隔壁被震倒的房墙砸死。我是在宁夏考察期间于长途车上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当时与家庭信息不通,尽管惦记家人的安全,但仍按计划继续调查。

  我注意把西夏语言中的材料利用来研究西夏社会现象。比如我撰写的《西夏语中的“买”“卖”和“嫁”“娶”》一文,考证西夏语中的“卖”和“嫁”是同一个字,“嫁”由“卖”转变而来,佐证西夏盛行买卖婚姻。而这些词在西夏语和彝缅语言之间还有语音对应关系。夏语中的“结婚”二字,在字形构造上分别由“男”、“娶”和“女”、“嫁”合成,表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合成特点。此二字在语音上和“舅”、“甥”二字完全相同,反映了西夏历史上舅甥之间的关系为婚姻关系,即姑舅表亲优先通婚。这种婚制在一些民族中直保留到近代。

  西夏文文献中有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容十分丰富,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苏联刊布了法典原文后,我们将其译成汉文。翻译法典不仅需要西夏文翻译能力,还需要良好的法学知识。我一面学习中国法制史,一面研读《唐律疏义》、《宋刑统》、《大元通制条格》等中国传统法律典籍,同时向法学所的专家们请教,补学法学课程,同时与同事一起翻译西夏法典原文,并作注释,1994出版了汉文译本《西夏天盛律令》,后又经修订补充再版。一些专家利用这部书中的资料研究西夏,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

  我们在俄罗斯整理西夏文文献时发现了多种活字版文献,国内也陆续发现西夏文活字版文献,这些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特殊意义,我便着力探讨,综合研究,先后发表数篇论文。后与本所同事雅森?吾守尔(维吾尔族)承担社科院下达重点课题,2000年合作出版《中国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以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实物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展示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印刷术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和传承播远,客观上维护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1909年沙俄探险队自中国的黑水城遗址发现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载运而归,使存世的绝大部分西夏文文献流失俄国。1987年我去苏联作短期访问,主要在入藏西夏文献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查阅西夏文献。每天从上班至下班时间都在该所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览。这里用十二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西夏典籍,有八千多个编号,皆为难得的珍本,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这些文献中过去面世的仅占极少部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仍长期不为世人所知。我手抚千年旧卷,心情激动难以名状。白天阅读、抄录资料,晚上在寓所整理笔记,短短的十个工作日使我收获颇丰。然而在那里只能摘录,不能照相、复印,加之时间短暂,所能见到、摘录的文献极为有限。我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圣彼得堡。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诸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专家们都能足不出户即可直接查阅、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王忍之、汝信副院长对流失到俄国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希望这些文献能早日整理出版。1992年院领导委托我与俄方联系,得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彼得罗斯扬、副所长克卡诺夫的联名正式答复,同意与我所合作,共同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文献。1993年春,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我于1993年至2000年4次率团赴俄进行整理、注录和拍摄工作,每次约工作两三个月。我们对文献认真阅览、审读,并详细登录,拍摄了大量照片。登录卡片上列有包括题目、内容、装帧、版本、形制、字体、特点在内的40余项目。我们工作紧张有序,为早日完成这一意义特殊、任务繁重的工作,每日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早出晚归。为了省时、省钱,我们自己做饭。早晨带着午饭上班,总是最早到达。一直工作到12点,中午匆匆吃完干粮,马上又开始工作。这与国内生活习惯很不一样。中午长期吃干冷的食品,两个多月后回国后,胃部开始剧痛,经检查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至今难以治愈。在整理文献时,对每一部文献都爱不释手,反复琢磨,尽量加深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的认识。但因文献数量大,工作计划安排紧,又不得不抓紧时间看阅下一部文献。经过艰苦的国外工作和繁重的国内编辑工作,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2册。全部出齐共30册。这批古籍的出版,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魂归故土,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

  在西夏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引起中外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主体民族党项族早已消亡,现在还有没有西夏的后裔?我带着这一问题,查找资料,发现元代进士出身的党项后裔余阙具有寻踪西夏后裔的典型性。余阙《元史》有传,我自《元史》而文集,自文集而方志,多方查找,终于发现余阙后代在清光绪年间仍居住在合肥的线索。便于1980年与同事吴峰云到安徽等地调查,几经周折,终于在合肥和安庆找到数以千计的西夏后裔,并在两地发现两部余氏宗谱,著文考其宗谱传承来龙去脉,是为首次发现有确切依据的西夏后裔。

  科研的基础是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思考方可不断创新;而后又会有新的研究课题,又要学习新知识,作更艰难的钻研,才会有更多的进取。在漫游西夏以及相关各领域时,感到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讨,有更多的领域需要开辟,真是学路漫漫,无有尽期。

  四、求真之路

  研究工作应有求真的精神,抱着学习、探索的态度,在前人的基础上尽力向着这样的目标前进。研究工作中,不断提问、不断求索才能有所心得,逐步接近真实。有时囿于学识不足,或未及深入,或考虑不周,也会出现不足或失误,因此还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西夏信奉佛教,佛教对西夏历史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之学问。为探究西夏佛教,我在研究生期间就自习佛教知识,阅读佛教发展史、佛教思想史书籍,还诵读数部佛典。我登门向佛学专家王森先生、郭朋先生请教,把所写文稿请他们审阅、修改。后来利用丰富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资料,1988年出版《西夏佛教史略》一书。佛学泰斗赵朴初先生欣然题写书名,使拙著增色。但当时未能全见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唯恐挂一漏万,谨以“略”名,俟以后补详。书中因循前人旧说,将西夏法典中管理道教机构“护法功德司”,理解为管理佛教机构,后此书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时,在重版序中予以更正,学界由此始知西夏有道教管理机构。

  在论述西夏佛教时我曾根据一则记载贺兰山佛祖院僧人李慧月曾印施十二部汉文大藏经的西夏文题款,认为西夏时期曾刻印汉文大藏经。后来国家图书馆李际宁先生为文考证僧人李慧月的生平,证实他应是夏末元初人,刻印汉文大藏经应在元代,西夏时期是否刻印过汉文大藏经尚需进一步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论点,获得新的知识,并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2000年我在俄国又发现了几页表格式汉文历书残片,经反复观摩,发现是活字版印刷,但因残缺年代标志,其时代未能遽定。为求得真知,回国后查阅资料,学习繁难的历法知识,特别登门请教历法史专家邓文宽、陈久金教授,学得利用残历书中有限条件确定具体年代之方法,经过大半年时光才写出《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的论文,确认其为在西夏排印的、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为中国活字印刷史增添了重要实物。

  在俄国整理西夏文献时,又在未登录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5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军抄状、契约、诉讼状、告牒、书信等。这是一项新的意外收获。这些文献多用难以辨识的西夏文草书写成,翻译、研究困难重重。于是我又开始摸索西夏文草书释读,在反复阅读文书时,不断积累各类西夏文草体字形,排比特点,寻找规律,日积月累,草书识别能力逐渐提高。研究社会文书又是一新领域,不仅需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研究情况有较多的了解。经过近七年的释读,现已编出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稿,并利用这些新资料,撰写了西夏户籍、租税、借贷等方面的论文,使西夏社会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

  藏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7世纪就创制了藏文。有宋一代辽、金、西夏、回鹘等都有了发达的刻印事业,唯独见不到藏文早期刻本。以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是15世纪初的明代永乐版大藏经。我不是藏学家,但从民族文字使用和印刷术传播角度分析,似乎应有更早的藏文刻本。这一问题我在10多年前就提出过,也曾请教过藏学专家,但苦于没有材料证实。我带着这个问题寻觅求索。2000年第四次到圣彼得堡整理黑水城文献时,我们整理、拍照了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当我察看这些藏文文献时,惊喜地发现有多种刻本。这些藏文刻本属哪一时代呢?我回国后带着这一问题请教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他指出这些藏文刻本中很多处出现古藏文厘定前的反i字,证明其为古藏文。这些藏文刻本应属于西夏时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比明代永乐版藏文大藏经要早两个世纪,是有重要价值的珍贵藏文文献。这一关系到中国印刷史和藏族文化史的重要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少数民族印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关注、研究的对象。2003年我得到一则信息:在贵州省荔波县发现了明代的水书(水族文字)刻本,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我正在与同事撰写《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一书,这当然引起我高度重视,同时根据对水书文献的了解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因未见原件,难以论定,心里很不踏实。我想到当地对原件进行考察。2004年在贵阳参加学术研讨会后,我在贵州民族研究所陈国安教授的陪同下,穿山越水南行数百公里,来到与广西交界的荔波县。几经交涉,才在县档案馆看到这部被当地视为镇县之宝的水书文献。我仔细翻阅了全书,对其字迹、墨色、行款、边栏等认真考察,确认它不是刻本,而是用硬笔书写得比较规整的抄本。这在我们的书中只占一小段,但有了这次远途实地考察,弄清了版本真相,避免了人云亦云的失误。

  学海无涯,知识无穷。我是一名十分普通的研究人员,既没有超强的记忆,也没有过人的思维。所作微薄成绩是一个研究人员应尽的责任,甚至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国家培养研究人员目的是为了获得为社会所需要的创新成果。而学术腐败、学术失范则与此目的背道而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和不少专家针对学术造假、学术炒作、学术侵权、学术失范的严重现象,呼吁倡导科学诚信,加强道德修养,履行学术规范,我以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做学问来不得虚假,没有捷径可走。在我们熟知的业务范围内,可以发现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丢掉科学求真务实的原则,玷污科学规范,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有的养成了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恶习,到处当挂名主编,甚至在其完全未涉足的领域也要抢当主编;有的学风浮躁,明知自己没有创新成果,仍弄虚作假,故意炒作;有些科研和教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或家丑不外扬,而袒护甚至支持某些学术腐败行为。

  当前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都需要树立求真务实、潜心学术、淡泊名利的学术风气,弘扬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现在应把学德放在科学研究的首位,还要从制度上、体制上,包括学术评价体系上防止抄袭作假、以量制胜、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研究人员应洁身自重,坚持学术操守,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在社会科学学风建设、反对学术腐败、净化学术殿堂方面做出应有的特殊贡献。

  史金波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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