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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2013年09月04日 14: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王巍简介

  王巍,男,汉族。1954年生于长春市。1970至1977年,先后在吉林省农安县农村插队,长春市锅炉厂当工人,长春市基层机关当干部。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初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1987-1990年,受派先后到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和茨城大学研修,学习日本考古学。1995年1月,以在日本发表的专著——《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获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博士学位。1995年4月至1996年3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作访问学者,撰写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1996年7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日两个博士学位对俄考古学家。199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7年晋升为研究员。199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还分别于2001被授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2006年被授予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2011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6年8月,任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1998年6月,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任《考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任。2005年起,任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委(历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6年7月起,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主要社会职务有:国家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五届和第六届成员(每届由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和考古学者共15人组成,王巍是目前的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中唯一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前副会长、曾先后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聘为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他还是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

  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1996年~1998年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区的发掘。和同事们一道,在商城中新发现了一座始建于商代初年的外城,原来发现的宫城恰好位于该外城的正中,从而将中国古代择中立宫和中轴线的制度上溯到商代早期。在宫城内宫殿区的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建筑,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标,成为该工程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该项发掘被评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并入选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0年,王巍主持了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一组东西对称的西周大型建筑,很可能是当时的宗庙。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资料。该项目被评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2003-2004年,作为总领队,领导数十位考古学家、上百名技工和在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进行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村落、铸铜作坊、家族墓地,出土了大批遗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殷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商代晚期社会和文化的认识。该项目因发掘工作的高质量而被评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

  王巍是迄今为止唯一三次获得田野考古奖的中国考古学家。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日文,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93年

  2.《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4.《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论文

  1.《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1986年第11期

  2.《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1989年第9期

  3.《美松里型陶器研究》,《考古学论考》第14辑,日本疆原考古研究所,1990年

  4.《从考古发现看四世纪的东亚》,《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5.《中日古代坟丘墓の比较研究》,《东亚と日本の考古学Ⅰ(墓制)》,同成社,2001年

  6.《倭五王时代の日中交流》,《考古学季刊》33号

  7.《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范围文化突变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8.《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9.《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瑞考古学论坛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汉代以前の东西文化交流》,《茂木雅博先生退官纪念文集》,日本同成社,2007年

  12.《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2月28日理论月刊版

  13.《从中国看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考古》2009年第12期

  1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第12 版,王巍、赵辉合著

  学术自传

  我的求学、治学经历

  对于我们这些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50后来说,我们的成长经历也许比现在的80后、90后要曲折得多,感受和体会也会更深。对50后的学者来说,求学、治学是占据我们整个人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会有很多经历、很多感受、很多回忆。如同登山,有登顶后的喜悦,更会有整个攀登过程的艰辛。这些经历、感受和回忆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不可磨灭的印记,令人终生难忘。

  人生起步

  1、我的家庭

  我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全家五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和我。父母50年代初从大连的医学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是专门从事各种疫苗研制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像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忠于职守,勤俭持家,诚恳待人。父亲生长于胶东农村,他酷爱园艺,擅长养花。在我家并不太宽敞的两居室里,仅各种花卉就占了半间屋子。我从小就帮着爸爸在大院里一小块儿属于我家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各种蔬菜和花卉。爸爸喜欢读书,涉猎广泛,知识渊博。妈妈生长于大连,爱好唱歌,会弹钢琴。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花了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架风琴。每到闲暇之时,我和两个妹妹就会在妈妈的伴奏下唱起歌来。正是童年时期家庭的熏陶,为我后来最大的爱好——唱歌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妈妈是我唱歌的第一个老师。

  2、5分加绵羊的学生干部

  我从小就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上小学时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受到老师的喜欢和信任。小学一年级就担任学生干部,小学三年级开始担任少先队中队长,帮助老师管理班级的自习,组织班级的各种活动。小学时代的学生干部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3、与时代相伴的体育爱好

  我喜欢体育。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我的体育爱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小学时代正赶上中国乒乓球队从26到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取得辉煌成绩的时候,全国兴起了乒乓球热,处处是砖头砌成的乒乓球台,几乎人人都会打几下,从小就爱活动的我也理所当然地被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中学时代的我和很多少年一样,喜欢打篮球。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插队。那时,虽然干农活很累,但我们还是会利用休工甚至是午休歇晌的时间组织起球队步行数公里去参加比赛。在工厂时,我还坚持打篮球;进入大学后,正赶上袁伟民教练率领郎平、张蓉芳、孙晋芳、周晓兰等那批中国女排队员连续获得世界冠军。那时,全国都掀起了排球热,我们这些大学生当然首当其冲,纷纷喜欢上了排球。我在成为系篮球队员的同时也成为了系排球队的成员。

  我自小争强好胜,不甘落后,打球的时候也不例外。我一上球场,就像一台具有充足马力的发动机,不知疲倦地防守、奔跑、扑救,如果自己失误,就会非常的自责。同样,同伴们失误,我也会瞪着眼睛大叫大喊。大家都说,“王巍一上了球场就变了一个人!”其实,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只是表现的明显程度不一样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不服输、不甘落后的劲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学生时代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的动力之一。

  4、就读一年就毕业的初中生

  1966年5月,小学毕业前夕,我参加了当时长春最好的中学——长春师大附中的入学考试。考试后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考上师大附中是十拿九稳的。就在我期盼着师大附中“发榜”(公布考试合格者名单)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当然“一风吹”了。全国的学校全部停课,我和大量同龄人一样,只好在家闲赋闲了2年。1968年9月,全国中小学复课。我被就近分配到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读书。在中学仅仅一年,到1969年底我就毕业了。这一年里,我们要经常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还要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活动,因此,数理化等文化课都只学了可怜的一点点儿。如果只靠这一年里所学的文化课是根本考不上大学的。我所在的中学我们这个年级共有两个班,将近100个学生,只有我和另一位女生考上了大学。那位女生的父母是中学的语文和数学教师。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后来的自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5、编外学生——自学数学

  中学毕业后,我和广大同龄人一样,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的两年期间,我干遍了几乎所有的农活,吃了很多苦,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冬天天寒地冻,晚上得戴着棉帽子睡觉,醒来时眉毛胡子都是白的。有一年夏季,因口粮缺乏,我连续两个月每天吃炖土豆、窝瓜,以至于抽调回城20年间,我一看到土豆、窝瓜胃里还会泛酸水。在农村,我经受了有生以来最艰苦的磨练。由于表现好,在农村插队刚满2年达到抽调回城的最短期限时,我就被抽调回城,分配到长春市锅炉修造厂机修车间学钳工。做钳工学徒时,因为从事一些简单的机械设计需要平面几何和代数的知识,而我在中学根本没有学过几何,代数也仅仅学了一点点儿。仅凭我这点文化课知识,根本无法承担机械设计等技术性较高的工作。对于一心想成为“技术大拿”的我来说,数学知识的不够,就像一座挡在面前的大山,令人感到难以逾越。焦虑、沮丧的心情不难想象。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大妹妹的数学课本,发现她正在学习平面几何。于是,我就拜她为师,学习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居然学得不错。有时,在中学班里的学习尖子的大妹妹都求证不出来的难题我却可以做出来,这大大地提高了我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自信。在后来我参加高考时,凭借自学学到的数学知识,我得了近三十分。否则,仅靠语文、政治和史地三科的成绩,我充其量也就能上一个非重点的省级大学,那就今生都和考古无缘了。我常想,要是当时在工厂不是学钳工,就不会有学习几何的需求,我也就不会去自学,那就极有可能考不上吉大考古系,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人生转折——报考大学

  1、机会来临

  1977年10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报纸刊登了国家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一个闪电,重新燃起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早已泯灭的上大学的理想之火。但是,从公布恢复高考那天起到11月28日举行高考考试,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应试者的成绩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是不大可能的,拼的只能是原来学习的基础。由于准备的时间短,很多人缺乏信心,没敢报考。幸运地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实现上大学的理想,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二是“敢”,敢于报考,敢于挑战。据说七七级大学生是在40:1(还有一种说法是接近百里挑一的比例)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

  2、决定人生道路的一转念

  1977年1月,我作为青年干部,被任命为长春市朝阳区绿园公社(城区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当时的绿园公社共有6个社办工厂,工人近千人。我在那儿工作了将满10个月的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并没有打算报考,而是帮助在农村插队的大妹妹复习,帮她做几篇作文,帮她做好政治考试的复习卷子,每天忙到后半夜。我妈妈见状就劝我说:“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何不也报考一下试试?”当时,我感到很是意外,心想:“自己只上了一年中学,怎么能考大学呢?”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劝我说:“你考一下试试吧,虽然你的数学较弱,但你的语文、政治和史地并不差呀!”我被妈妈说的心里活动了,想那就试试吧。于是我就决定报考了。

  3、“悄悄”报考 “偷偷”复习

  但是,紧接着我又产生了新的顾虑:当时的我已经是基层的青年干部,走到哪里都被称为“王书记”。要是大家知道我报考,而我却没考上,该多丢面子啊!今后怎么在这儿工作呀?!于是,我和当时的党委书记汇报了我想报考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同意。我请他替我保密,随即开始了紧张的高考复习。由于我的复习是保密的,因此我白天要正常上班,晚上回到家后才能复习。每天复习到后半夜两三点,睡三四个小时后早晨七点半又去上班。就这样,我度过了短短的一个月的高考复习,就仓促上阵了。有人说,七七级考上大学的大都是靠“老底”,这话确有道理,因为短短的一个月,要想在成绩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是不大可能的。

  4、选择考古专业的两个原因

  我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了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我的父母都是5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从事疫苗的生产和研究。我从小就有一个理想,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人类做出贡献。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按照我的意愿是报考理工科。但由于我的数理化学的太少,基础太差,报考上理工科的希望十分渺茫,只能报考文科。从文革的政治动乱中过来的我们,对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早已厌倦至极。虽然不得不报考文科,但也希望所学的专业距离现实政治尽量远些。听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离现实政治远,这是我报考考古最重要的理由。而我报考考古另一个原因是觉得干考古有意思。我第一次对考古的了解是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影片中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等墓葬中出土的一件件精美文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考古既神秘,又有趣。正是这两个原因,使我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至今我仍为当时的选择而庆幸。

  5、令我终生难忘的“喜讯”

  1978年1月底,我和我领导的社办工厂的厂长和销售主任在上海出差,在给公社书记打电话汇报工作时,被告知我已经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这一喜讯。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真的考上了?!真的成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了吗!当天晚上,我们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不错的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当然是我请客。

  实现梦想 进入大学

  1978年3月初,我怀着兴奋、期待又有些忐忑的心情到吉林大学报到,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1、珍惜机会 刻苦学习

  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农村、工厂的艰苦,以40:1的比例脱颖而出,成为幸运的大学生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深深感到机会的来之不易。因此,进入大学后,大家都十分珍惜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往往到了十点半闭灯的时间了还意犹未尽,有的甚至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书。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人满为患,难觅一席;专业图书一书难求,很难借到。

  2、学习外语 笨鸟先飞

  我在入学后感到最吃力的课程是日语课。各个大学七七、七八级考古专业的外语课大都是日语。可能是觉得日语比较好学?或者是认为日本学术界对中国考古研究得比较多,掌握了日语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吧?我们这些从农村、工厂来到大学读书的青年以前基本上都没有接触过日语。对日语的印象,也就是在电影中听到的日本鬼子常说的几句话,例如“八嘎亚路”、“米西米西”、“死啦死啦地”等等(笑)。学习外语要背单词和课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背单词和课文竟然成了摆在我面前的第一只拦路虎。可能是由于好多年都不用脑子来记忆和背诵东西的缘故,我刚开始怎么也记不住那些单词和课文。往往是背了几遍、十几遍,以为自己已经记住了,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想不起来了。看看同班的一些比我小几岁的同学们,背单词和课文好像一点也不费劲儿,很轻松地就能够记住,我十分着急,担心自己因为记忆力不好而在学习上被甩在后面,这对于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的我可是无法面对的啊!于是,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下苦功夫,攻克这个难关。我把单词或课文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来背。在去教室或图书馆的路上、在食堂排队打饭、上床睡觉前、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用上了。忘了就再背,一定要到彻底记牢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坚持了一两个月,我的记忆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日语成绩也排在了全班的前列,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学习更有劲了。

  我们的日语老师是一位刚刚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她的年龄和我相同,人长得不错,教学也很认真。只是不知是她自己的发音不太准,还是教得有问题,我们班同学的日语发音似乎都不太好,起码不是很地道。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我父母的家在长春,我一般每周末都回家,一是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家里吃的毕竟比学校食堂的可口一些,二来也和父母团聚一下。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一个周末的上午,吃完早饭后,我照例取出日语课本,开始朗读刚刚学过、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我的妈妈小时候是在大连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大连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学校实行殖民教育,学生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和日本老师学日语,到了三、四年级以后,都用日语上课。因此,妈妈和很多当时在大连上小学和中学的同龄人一样,会讲日语,但语法却不大懂。就像我们的国人,会讲国语,但一般人都不太清楚其中的语法规则,更不会教人家语法。妈妈听我朗诵了两遍课文,忍不住打断我说:“你读的日语听着怪怪的,发音不准,语调听着也很别扭。”我听了一脸不高兴地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嘛!我还是班里日语成绩数一数二的呢!”于是,妈妈就拿过书来给我读了一遍我刚刚朗读的那篇课文,读得很流畅,发音及语调和我们的日语老师读得很不一样。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日语的发音和朗读的语调可能学得不好。我心里很着急,如果这么学下去,即便是语法学得再好,发音不好,人家也听不懂呀!这样怎么和日本人用日语交流呀?妈妈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不要着急,你以后每周回来把学过的单词和课文读给我听,我帮你纠正。”于是,妈妈就成了我的日语“家庭教师”。每到周末,妈妈就帮助我纠正日语的发音和语调。不久,日本产的录音机开始在国内销售。带着39.5元工资上学的我在当时班级里面算是“大款”了,我赶紧买了一台外观像砖头似的松下产录音机,买了日语教材的录音带,经常听,跟着模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的日语发音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就是这段时间对日语发音下的功夫,使我在后来去日本留学时受益无穷。我的发音和语调在一开始去日本时能够让日本人听得懂、不那么别扭,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日语家庭教师——我的妈妈。

  3、初学考古——听张忠培老师讲“天书”

  我们上的第一个专业课是时任考古专业主任——张忠培老师讲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那时上课没有讲义。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们在下面记笔记。张忠培老师是湖南人,乡音很重。刚入学时,听他平时讲话都十分难懂,更何况他讲的内容中贯穿着数不胜数的我们完全陌生的专业词汇!记得有一次上课,他讲新石器时代的房屋结构时,讲“柱子洞”,说了很多遍我们人人不知其所云,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直到无计可施的张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出“柱子洞”三个大字,我们才恍然大悟。那时,我上课十分注意听讲,课堂笔记做得很是认真。我除了在课堂上用钢笔记录老师讲的内容外,在课下复习时还用红蓝铅笔在重点内容下画线或做出记号。我的课堂笔记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也不时地被同学们借阅传看(尤其是快要考试的时候)。大学时代,我因为近视,又不愿意戴眼镜,因此上课时往往坐在第一排。张老师常常盯着我讲课。起初,他那犀利的目光让我往往不敢和他对视,但渐渐熟悉起来后,才发现他并不那么可怕,于是,就和老师目光交流。听懂了的就点头,听不懂他的话或他讲的内容,就皱眉头。看到我这样的表情时,张老师往往就会再讲一遍,或在黑板上写出他讲的专业术语。每当这时,大家一看黑板,才往往恍然大悟。

  张老师非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要求我们提问题,说从提出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听懂了。于是,我们全班同学都搜肠刮肚地找问题问他,对于有的同学提出的问题,他会十分不客气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课堂上讲过了,你去看课堂笔记吧!”窘得那个同学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4、学习哲学——掌握通向科学世界的钥匙

  张老师常常和我们聊天,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他除了教授我们专业知识外,还多次谈到让我们学好哲学。当时,我很不太理解,感到哲学不是政治的内容吗?我们搞考古学哲学有什么用呢?但是,出于对张老师的尊重和信任,我还是认真地学习了哲学。渐渐地,我体会到了哲学原来不是像我原来所想的是“政治说教”,唯物辩证法中蕴含的深邃内涵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哲学真理。在我后来成长的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一直是指导我科研实践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是百试不爽,终生受用!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曾评价我说,王巍能够“举一反三”,此话颇有些过誉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张老师教导我们要学好哲学,掌握唯物辩证法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张老师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科学研究之门的钥匙。时至今日,我仍然很习惯于在自己的研究和指导全所的科研工作中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这不是政治口号,更不是唱高调,而是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实是从事任何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5、三好学生标兵——荣誉带来的压力和动力

  我一进大学,就被选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一年多以后又接任了班长。我从小学就当学生干部,养成了工作认真负责的风格和习惯。在大学期间,我也是一样的认真负责。由于各方面表现较为突出,我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标兵。全校只有几位学生获此荣誉。我虽然从小学时就是好学生,也得到过不少表扬和奖励,但像这样被从几千学生中选为标兵,获得这样大的荣誉,却是新媳妇上轿——头一次。我们几位标兵的照片贴在图书馆楼的橱窗里,我看着心里美滋滋的。但是,自己心里也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想,只能更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来回报组织和同学们的信任。打那以后,我学习更加勤奋,工作也更加努力了。

  6、初学日本考古

  记得是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一次,张忠培老师和我聊天时,说到教育部要派一批青年教师到国外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包括考古学。他说,你的日语学得不错,如果有时间和精力,不妨看看日本考古学的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将来总会需要有人懂外国考古的研究。例如,夏鼐先生就是既懂外国考古,又懂中国考古,是“学贯中西”。听了他的话,我深以为然。于是,我就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了日本考古学的书,开始涉猎日本考古学的知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基本上能够看懂书中的意思,我感到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的眼界开阔了不少,了解到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对日本产生的强烈影响,也了解到日本老一辈考古学家对中国历史和考古研究的精深。这更加激发了我学好日语,学习日本考古的决心。

  第一次真正接触考古

  1、考古实习 初次发掘

  1979年春季,我们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奔赴河北蔚县进行考古实习。这是我们在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第一次到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习。按照中国考古学界两位泰斗之一的苏秉琦先生关于注意加强北纬40度线一带,也就是自古以来农业和牧业交错地带考古工作的指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张忠培老师和许伟、陈雍、张文军三位刚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带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七八和七九级的学生开始在河北北部的蔚县和山西晋中的白燕进行为期数年的考古工作。我们班是第一个在蔚县开展考古实习的班级。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考古学的知识,大家都一直期待着能够早日参加考古发掘,亲手将数千年前我们祖先们使用过的遗迹和遗物发掘出来,通过这些实物,了解在那遥远的过去,祖先们的生活状况,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揭示那个时代文化和社会的丰富信息。

  我们实习的地点是在河北省蔚县筛子绫罗村。发掘地点选在村东南。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共同负责一个长宽各5米的“探方”(即方形的发掘区域)的发掘工作。发掘实习共持续了近两个月。这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4500年前后)的村落。遗迹和遗物算不上丰富,但居住的房址、储藏东西的窖穴、废弃物品的垃圾坑、埋葬死者的墓葬等各种遗迹都有发现,对于我们这些毫无发掘经验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进行考古实习,全面掌握考古发掘的基本方法是十分适宜的。带我们实习的老师在张忠培先生的要求下,对我们要求很严。在这里,我们经受了比较全面、十分严格的考古训练。从考古钻探、选择和布置发掘区域开始,到具体的发掘墓葬、房屋、窖穴、垃圾坑的方法,再到各种记录手段的使用以及室内对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物进行整理,还有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的编写程序和方法,老师都手把手地传授,并让我们反复实践,力求使每位同学都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考古工作者看家本领之一的“粘对陶片、复原陶器”,是从一个房址或丢弃废物的垃圾坑中出土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记的破碎陶片中,根据陶片的质地、颜色、形状,挑选原来可能属于同一个体的陶片,再根据这些被挑选出来的陶片的破碎茬口的形状找出本来曾经彼此相毗连的陶片,进行拼接粘对,再以此为基础,用石膏把整个陶器复原出来。这个工作是考古操作中最需要耐心,也最显示每个人操作能力的工作。往往是面对同一堆陶片,能够粘对、拼接复原出的陶器会因做此拼对的人的经验和耐心程度而大相径庭。

  这次考古实习,我们受益匪浅。经过两个月的实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各种方法,为我们后来的考古生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

  2、蔚县调查 终生难忘

  4年的大学生活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春季,我们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在蔚县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当时,蔚县几乎从未开展过较为正规的考古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发现的遗址数量只有区区几处。为了全面了解该县境内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了解该地区古代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系列,我们按照学校的安排在蔚县境内开展了考古调查。

  我们全班20多人,每2个人为一组,每组负责一个小的区域,在蔚县全县范围内开展考古调查。我们在自己负责调查的区域里,徒步在田间、沟渠、断崖中寻找散落在地面或沟壑断面的陶器、石器等异物,以及可以观察到的遗迹。张老师要求各个调查组一定要高度认真,要走遍各自负责的区域的每个断崖和台地,观察每个可以观察到的沟壑剖面,努力做到不漏掉任何一个遗址。

  我和我的好兄弟王军(现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为一组。由于我们所在的蔚县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当地农民的生活很苦。为了不给老乡们增加负担,我们每组背着十斤挂面,带着一块固体酱油,走到哪儿就向当地老乡借个锅,用白水煮挂面,掰一小块儿固体酱油放在面条汤里做调料。至于住处,我们一般是在当地的生产队队部的炕上睡。那里基本上是公用的被褥,恐怕几个月也不会拆洗一次,里面是虱子和跳蚤的乐园。为了防止这些小生物的干扰,我想出了一个妙招:把两个褥单缝在一起,做成一个土睡袋,晚上一丝不挂地钻进去,用绳子把睡袋口系上,只露出头来。这个土睡袋还真挺管用,我凭借它避免了那些小生物的很多干扰。我们的田野考古调查进行了十多天,每天要在田野里走几十里地。一天下来腰酸腿疼,似乎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在我俩累得走不动,在树荫下休息的时候,我想到,这时,在我们大学的校园里,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也许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也许在安静的图书馆里看书,也许在体育馆里打球,而我们却在这里顶着烈日,风餐露宿,终日奔走在田间。同是大学生,境遇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想到这里,有一个念头涌进脑海,自己选择考古作为专业是不是错了?但是,转念一想,现在这样的调查虽然很苦很累,但毕竟还能吃饱饭,而且这样的调查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目标,每天都会有收获,而且毕竟只是半个月,比起在农村的2年每天吃的苦,受的累,而且看不到一点前途和希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心中就释然了,又振作精神,接着开展考古调查。那时的我们都怀着一个心愿,通过自己的努力,多发现一些陶片,多找到几个遗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考古调查与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以来我们从国外学到的区域调查的方法不是很像吗?只不过是记录的手段更加科学,获得的信息量显著增加罢了。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我们全班在蔚县范围内新发现了数十个遗址,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将在各个遗址采集到的陶片进行了分析,基本上排出了蔚县范围内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其中,我和王军发现的大水门头一号灰坑,时代约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原地区夏王朝的时期,该遗存的发现表明,蔚县一带有相当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且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这一发现受到各位老师的重视,成为这次考古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这时的我和王军,心里都十分高兴,很有成就感,十多天考古调查的苦和累顿时烟消云散,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3、立志考古 坚定不移

  蔚县的田野实习,非但没有使我们产生对考古的畏惧和厌倦,反而使我们了解了考古,真正爱上了考古。正是通过蔚县实习,我坚定了今生今世干一辈子考古的决心。我相信,那时,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曾经有着和我相近的心情。直至今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改行,都在从事着与考古和文博研究或教学有关的工作。为何全班同学对考古事业如此情有独钟?为何矢志不渝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考古事业?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有在农村插队的经历,经历过更加艰苦的生活磨练,有着很强的忍耐力。二是几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他们对考古事业的无比热爱,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他们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榜样作用,是无声的命令,对我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恐怕是现在各个大学的中青年教师最需要学习和保有的精神和品格。试想,如果大学老师自己都不热爱考古事业,怎么会交出热爱考古事业的学生呢?三是老师们启发式教学,使我们比较快地进入到了研究探索的层次,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促使我们能够挺过来,能够坚持下去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其实,希望有所发现,希望在自己所从事的考古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为建造中国考古学这个大厦添砖加瓦——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几代考古人撇家舍业,一年中大半时间顶烈日,冒风寒,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奋战在田野第一线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呀!

  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引领我走进考古之门,并引导我在大学期间打下较为坚实基础的我的第一个恩师——张忠培老师!

  进入研究机构 投身考古事业

  1、进入考古研究所 发掘燕国族墓地

  1982年2月1日,是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到,成为令我向往已久的这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的一员。虽然距今已经过去30年了,但刚刚来到研究所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是前不久发生的事。

  入所后,我被分配在研究所的第二研究室,也就是现在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被安排到北京队。时任队长的是二室学术秘书、考古学家殷玮璋。他思维敏捷,能力超群。他对我关怀备至,从各个方面给与我帮助和指导。当时,北京队正在北京郊区房山县琉璃河遗址发掘西周时期燕国的墓地。由于我在大学期间接受了较为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加之我虚心地向队里具有较为丰富的考古工作经验的靳枫毅、冯浩章等老同志学习,求教,他们也都对我十分关心、提携。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较快地进入角色,较好地完成了我承担的工作任务。入所不到一年,我就成为北京队在琉璃河发掘的主力之一。1983年,是琉璃河发掘最为繁忙的一年。这一年,我在发掘队从事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的时间接近10个月。

  我负责了80年代琉璃河墓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M1193号墓葬。这座墓葬形制独特。在长方形墓圹的四角各有一个狭窄的“墓道”。这种形制的墓葬迄今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现第二座。墓葬不仅规模巨大,形制独特,而且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墓葬的四壁,摆放着十余件髹满红漆,并镶嵌铜质人面和圆形铜泡的盾牌。有的铜泡背面还有“燕侯”的铭文。墓葬虽然被盗,但还是出土了两件刻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礼器。铭文中记述了周王封召公于燕的史实。这是迄今为止,十分罕见的记载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历史青铜器铭文。根据墓葬的规模,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很有可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燕侯。这座墓葬是我30多年考古生涯中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2、发掘三千年前的马车

  在琉璃河墓地的发掘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工作之一,是西周时期车马坑的发掘。车马坑是在西周贵族的墓葬旁边埋放的马车。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贵族根据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在可以使用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数量和种类,可以乘坐马车的数量、下葬时的棺椁的数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史学界将其称作礼制。在我们发觉琉璃河西周贵族墓地时,墓葬的规模、随葬青铜器的数量等方面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车马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这是我们在后来才认识到的。在1981年秋季我所着手这一墓地发掘之前,地方的同志曾对此墓地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由于西周时期的马车大多数并不像春秋战国的马车那样在车体外面遍髹红漆,它们在地下埋放两千多年,被发掘出来时虽然木质车体可能已经腐朽,但仍可根据其红色漆皮来看出当时车子的范围和轮廓。西周时期的车子基本上是不髹红漆的,因此,在发掘时就不能依靠看到红漆发现朽烂的车子痕迹。正是这个原因,在以往对琉璃河墓地的发掘中,未能发现车子的痕迹,只是发现套在车轴两端的铜质轴头装饰,才意识可能与马车有关。但由于未能发现车子和朽痕,于是得出了当时这里流行不埋放车子,仅以车轴来象征车子的习俗。

  在我到琉璃河参加发掘时,当地文物部门就是这样向我介绍的。对此,我半信半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习俗。在我接受发掘车马坑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个疑问,仔细地清理,不放过坑中的任何蛛丝马迹。在考古老技师的协助下,我成功地清理出没有髹漆,已经朽烂成土,很难辨别出来的车子痕迹。原来,这里也和其他地区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一样,在贵族的墓葬旁边专门挖坑,把车子埋放在坑内,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些车子是被拆卸后放入坑内的。这种情况使我们在发掘时难度大大增加。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如果不是我们发掘出车子,那么,此前这里的车马坑不埋放车子,仅以车轴象征车子这一说法就会在学术界流传开来,成为长久的谬误,以讹传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由此可以看出,在考古第一线实施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的细致发掘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在考古发掘现场遗漏了重要的迹象,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在发掘结束后,这些认识将可能成为长久的、难以纠正的谬误。打那以后,我无论是自己在现场的发掘,还是带队发掘,都以此为戒,提醒自己和部下要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地发掘,尽可能不漏掉任何一个迹象。

  由于我发掘细致,在此后的几年中,每逢遇到车马坑的发掘,队长都派我负责。我成功地发掘了位于一个高级贵族墓葬旁边,埋放5辆马车的1100号车马坑,首次清理出西周时期的车伞盖。这个车马坑成为了琉璃河墓地发掘的代表性成果。

  我在琉璃河遗址进行了5年的发掘,先后发掘了西周燕国贵族墓葬,包括被认为可能是与周公齐名的西周重臣燕召公的大型墓葬,和与墓主人等级身份密切相关的车马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经过艰辛的钻探,找到了西周早期分封的燕国都城。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座西周早期分封的诸侯国都城。

  留学东瀛

  1、初识恩师——王仲殊先生

  由于我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几本日本考古学的书籍,对日本考古学有了粗浅的了解。在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刚刚报到不久,我拜访了当时任所长的王仲殊先生,把张忠培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他,同时向他请教了几个日本考古学的问题,询问是否可以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他很是惊奇,询问我怎么会想到学习日本考古学。我向他道出事情的原委,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嘱咐我要好好干几年中国的田野考古,打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掌握考古发掘和从事专题研究的能力。如果有余力,可以继续读些日本考古学的书籍,一来可以巩固日语,不至于遗忘。二来可以扩宽眼界,也为将来可能有的出国深造做准备。我按照他的教诲行事,在北京郊区房山琉璃河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继续涉猎日本考古学。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向王仲殊先生请教。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并由此问题扩散出去,我从中感受到他渊博的日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知识,使我由衷地敬佩!

  2、强化日语

  1986年,王仲殊先生访日回来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说,他访问日本奈良县橿原考古研究所时,时任该所所长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末永亚雄先生提出,希望接收我所派遣的研修学者,时间自1987年秋季开始,为时两年,日方提供所有的费用。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自己多年来出国深造的愿望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了!心中十分激动。当时,我的日语语法掌握得比较扎实,阅读能力还可以,但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口语能力较差。恰好社科院外事局那时正在举办日语口语高级培训班。王仲殊先生就让我报名参加学习。我到了那个培训班才知道,班里的同学都是院部各个研究所的。他们大多数是从中级班就开始学习,已经学了一年口语,所以,大家平时交谈大多是用日语。而我由于是刚刚插班进来的,大家说的我大都听不懂。我自小要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种落在大家后面的情况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心里很着急。嘴上起泡,牙龈和嗓子肿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再努力,要迎头赶上。于是,我就拿出当年在大学时学日语的劲头,每天睁开眼就学日语,听日语录音带和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讲座,练习听力和发音;再次采用在大学期间尝到甜头的用日语思维的方法,平时自己想事情,考虑问题都尽量在脑子里采用日语的语序。对培训班学习的课程我都要做到滚瓜烂熟。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我的日语口语成绩突飞猛进,从全班最差,逐渐上升到中游乃至上游,在培训班结业式时,我的口语能力已经是全班数一数二的了。

  3、恶补日本史地知识

  在1987年春季,王仲殊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起我日语口语学习的情况。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当时就用日语和我交谈起来。我很流利地和他交谈,他对我日语的进步很满意。接着,他又对我提出了新的问题。日本历史上各个都道府县的地名和日本历史的大致脉络。这可把我难住了。我以前从未留意过日本古代地名的读法,对日本古代史的了解也十分有限。见此情况,王仲殊先生严肃地说:“你要学习日本考古,不了解日本的历史怎么行呀?日本很多考古文章都用日本的古地名,就像我们讲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你如果不知道汉唐时代的长安是指哪里,就没法研究汉唐考古是一个道理。你必须尽快补充这方面知识。”此后的1个多月里,我把日本古代史和地理作为我的主攻方向,白天都泡在所里的图书室,翻阅日本古代历史书籍,晚上回家后也是书不离手。经过努力,我终于把日本古代历史的脉络和日本古今地名的对照印在脑子里。距离上一次被王仲殊先生考问日本历史和古今地名对照大约1个月后,我再次来到王仲殊先生办公室。这一次我的表现和上次判若两人,对王先生的提问对答如流。王先生对此非常满意,说可以看得出我这1个月是花了大工夫的。他这次可以给我打满分。后来,我到日本后,在奈良橿原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学者们聊天时,当时任副所长的胜部明生先生为了解我对日本历史和地理知识掌握的程度,特地写出七八个日本古代侯国的地名,问我这些地名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我一一作答,准确无误。在场的日本学者都很吃惊,问我为何会知道的这么准确。我把出国前接受王仲殊先生关于日本历史和地理考试的事说了一遍,他们恍然大悟,纷纷赞叹王仲殊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格,说中国国家级考古机构派出的研修学者果然不同凡响。

  4、留学日本

  1987年10月3日,我来到日本,到接受我研修的机构——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奈良是日本的古都,古代文化十分发达。奈良县立僵原考古研究所是负责奈良县境内除8世纪的首都平城京的核心部位外古代遗迹的考古发掘,和我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比较类似。奈良境内很多重要的墓葬和遗址都是这个研究所负责发掘的。

  我在大学期间和进入考古研究所之后,虽然读了几本日本考古学的书,但是从未亲眼看到过日本古代的遗物。在橿原考古研究所,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仅在照片中看到过的,在日本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和国宝级的文物。我先后参加了3次考古发掘,有都城中的宫殿、庶民的居住址和贵族墓葬。我还到日本各地参观了很多考古发掘现场和历史、民俗博物馆,和各地的日本同行进行了交流,建立了友谊。通过这些活动,我对日本考古学有了真切的感受和体会,也较为系统地了解了日本考古学。

  在橿原考古研究所研修期间,我每天都是“两点一线”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住处和研究所之间。我就像长时间受饥饿之苦的人进入放着琳琅满目的食品商场狼吞虎咽地尽情享用美味佳肴一样,尽情地阅读各种日本考古学的书籍,徜徉在日本考古学知识的海洋。古代日本接受了大量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要研究日本考古学,必须熟悉中国汉代到隋唐时期的考古。但是,我以前的专业兴趣在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汉代其后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考古学得并不扎实。在深入学习日本考古学时,这一短板逐渐显现,成为我深入学习日本考古学,尤其是学习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障碍。为了学好日本考古学,我还从同事那里借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宿白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考古的讲义。我一边学习日本考古,一边补习中国汉唐考古学。这段时间的学习,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日本考古学,而且我对中国汉代到隋唐时期考古学的了解程度也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这对于我后来担任研究所所长,组织、带领研究所不断向前迈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难忘的考古发掘

  在日本研修期间,我参加了多次考古发掘。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位于奈良县北部斑鸠町的藤之木古坟的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6世纪末高级贵族的墓葬。该墓葬拥有长近10米,宽4米,高近3米、用石头砌成的墓室。墓室内有一个宽大的石棺。1986年,橿原考古研究所曾打开墓室,对墓室内石棺外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铁质武器、鎏金的马具等大批文物。由此可以看出,墓主人是地位很高的贵族。当时,由于不知道石棺内遗物埋藏的状况,为了谨慎起见,没有开棺清理。1988年夏天,橿原考古研究所决定用特制的、类似医院检查内脏情况的腹腔镜的内窥镜对石棺内部的情况进行探测。我参加了这次探测。电视台对内窥镜的探测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通过内窥镜观察,可知馆内有一些积水,一些朽烂的纺织品残块漂浮在水面上。了解了石棺内的情况后,研究所决定1989年春季对石棺进行开棺发掘。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发掘。我们把沉重的石棺盖打开后,看到了石棺内随葬着鎏金刀剑、冠帽等精美绝伦的遗物。墓主人是当时大和朝廷中官位显赫的贵族。这座墓葬的发掘被列入日本80年代重要考古发现。这座墓葬出土的遗物在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中算是佼佼者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墓葬出土遗物的丰富,而是日本考古学界在这座墓葬发掘的前前后后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细致、谨慎的态度和采取措施的严密周到。受此影响,我后来在国内主持的几次考古发掘中都尽可能把工作安排得细致、周密。

  6、堪称楷模的日本公众考古

  日本留学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有很多,其中,日本考古学界对普及考古学的热情和自觉使我最受教育和启发。我80年代后半去日本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界还普遍缺乏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的意识。那时,在中国也有一些通俗性的介绍中国考古学成果的书,但基本上都是一些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学者。往往是写不了学术论文的年轻人,才去写通俗读物。到日本后,我惊奇地发现,日本考古学界对考古成果的宣传和考古知识的普及十分重视。每一次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束后都要举行现场说明会,向当地居民介绍考古发掘的成果。那时的日本,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研讨会,由考古学家和日本古代史学家就日本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讨。一般是在公开的讲堂、报告厅举行,到场听讲演和讨论的大都是对古代史和考古有兴趣的民众。当有著名学者讲演时,听众还会花一千到两千日元(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元)购票入场。几位在日本考古学界声名显赫的考古学大家纷纷撰写普及读物,用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介绍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撰写的这些普及读物一般都是装帧简单的“文库本”,价格便宜,便于携带,销量往往达到数百万册。日本的媒体也十分注重对考古成果的宣传,发挥了考古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日本考古学界如此重视对公众的宣传和普及,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当时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民众也能对考古学这么热心,该多好啊!日本留学虽然是25年前的事,但日本考古学界对普及宣传考古成果的热心和主动仍令我记忆犹新。我任考古所所长以来努力推动我们研究所乃至中国考古学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与当年留学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不无关系。

  7、挑战自我 撰写专著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阅读了很多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书籍。我发现,日本学术界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年代说成是710年的奈良时代。当时的日本从中国的唐代全面学习了政治、文化和佛教,形成了律令制国家。但是,这时的国家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在此之前,日本经历了从平等的较为简单的社会,到不平等的阶层社会乃至阶级社会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大致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经历了近千年,这一千年就是日本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过程。如果不考虑年代的差别,我发现,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龙山时代经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形成过程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于是,我打算就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希望写一部专著。但我又很犹豫,以我的学识和日语能力,能够写成专著吗?我把这一矛盾心情向与我同时在橿原考古研究所研修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茂木雅博诉说,他鼓励我说,以你的能力和现在考虑的观点,一定可以写成一本很好的专著。他的鼓励给了我勇气,我决心拼力搏一把。于是,我就全身心投入到此书的撰写中。当时,我已经结束了为期2年的在奈良县橿原考古研究所的留学,为了能够完成这部书的写作,我承蒙茂木教授的邀请,到他供职的、位于日本东部的茨城县水户市的茨城大学自费研修。在那里,我一边做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整理工作以获得生活费,一边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专著。为了支持我写作,我的夫人还把我们不到4岁的儿子放到我在长春的父母家,她来到日本,一边在中餐馆、汽车加油站打工,一边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在她的支持和照顾下,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作上,用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中日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后在出版时被出版社改为《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在这部书稿中,我根据出土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驳斥了在日本历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于八世纪初的奈良时代”的传统观点,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如同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老头一样,日本古代国家经历了开始于公元前后的社会出现分化、4世纪出现王权、5~6世纪王权的强化,形成早期国家(王国)和7世纪向律令制国家(帝国)转变,8世纪初帝国形成的过程。将这一过程与古代中国国家的发展过程相比,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共性,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其个性,则是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发展道路所致。这部书于1993年由日本著名的出版社雄山阁出版,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对日本学术界关于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日本古代国家研究的划时代著作”。1995年1月,日本著名的九州大学破例以此书授予我论文博士学位。

  谢绝邀请 回国效力

  1996年3月,当我正在全力以赴地撰写我的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接到了位于冈山县的国立冈山大学的邀请,希望请我到该校考古专业任教,并承诺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凭心而论,留在日本,可以有较为富裕的物质生活,也可以比较少各种杂事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但是,我并没有为此所动。我觉得,是祖国培养我成为了一名考古工作者,是研究所为我创造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远不如日本发达,民众生活水平比日本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她就更需要自己的孩子们倾尽全力去建设她,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够享有富足的生活而离它而去。我要用学到的知识,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在日本期间,多次受到邀请前往各地做学术讲演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我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代表走上讲坛,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我所受到的欢迎、得到的尊重,是留在日本任教的我们的同胞所完全不可能得到的。我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是因为,我和祖国息息相关。于是,我毅然谢绝了日方的邀请,回到了祖国。时至今日,我为我当时的正确抉择而感到由衷地庆幸。

  得到第二个博士学位

  1996年6月,我顺利地完成了我的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我的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为撰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我争取了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做1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在早稻田大学的1年期间,我用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几乎所有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和写作,每天8点前就到大学为我提供的研究室,到晚上11点研究室大楼关闭才离开。我还自费到日本和韩国各地实地考察古代冶铁遗址,观摩出土铁器,与日本和韩国学者交流。经过1年的艰苦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博士论文。在书中,我系统地论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6世纪东亚地区冶铁术和铁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并深入分析了其背景、契机及其历史意义。迄今为止,考古学者在对铁器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限于对铁器种类和形状的分析,冶金学者只是对冶金工艺技术的研究。究其原因,是各自的知识结构局限我将冶金技术和铁器结合所致。我在工厂学徒时,曾经自学“金属工艺学”和“金属材料学”,又多次亲身参加锻造和铸造车间的实际操作。因此,我能够看懂冶金学家的文章,能够将铁器和冶金术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不仅如此,我还贯彻“透物见人”的理念,将冶铁术和铁器的发展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进行考察。这就使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东亚地区考古学界在此类研究的空白。

  返回主战场——主持三项重要的考古发掘

  1996年7月,我从研究生院得到博士学位回到所里。回所之前,我到大学时代的恩师张忠培先生家,向他报告了我得到博士学位,将回所里继续开展研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该返回主战场了。”

  回到研究所后,所党委对我很信任,让我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我上任后第一项工作就是领队到河南偃师发掘商城。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都城。1983年被我所考古工作者发现,同年开始发掘。1983~1988年,我曾在此进行过大规模发掘。此后,工作一度中止。1996年秋季,我带领7位老中青年学者再次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我们发掘的主要任务是该城址宫城内的宫殿。由于是在同一个区域连续说那个时期修建几座宫殿,彼此之间迭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作为发掘的领队,我不仅率先垂范经过连续三个年度的大面积发掘,搞清了这座城址宫城内修建于三个时期的多座宫殿的结构和布局,这项发掘荣获国家文物局1997、1998年田野考古二等奖,并入选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偃师商城宫城发掘告一段落之后,我又承担了位于陕西关中地区西部岐山、扶风的周原西周时期宫殿的发掘。周原是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周人的老家。西周王朝建立后,这里仍然是周人的重要据点。周原的发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有北京大学等单位短暂实施过。此后,因由谁实施发掘一直悬而未决,致使周原的考古工作一直中断。80年代以后,周原地区的古代遗迹受到当地农民烧砖和经济建设等各种因素的破坏。为了尽快扭转这种情况,我多次与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沟通,终于促成我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三方合作,组成周原考古队,于1999年开始实施考古发掘。我主持了周原扶风云塘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该基址的格局和周礼中宗庙的记载相当吻合,据此,我和我所的中年研究员徐良高合作,发表了研究论文,提出这座遗址极有可能是西周宗庙遗址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项发掘也被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周时期建筑基址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荣获1999、2000年国家文物局优秀田野考古工作奖。

  2003、2004年,我又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殷墟是商王朝晚期(距今约3300到3000年)的首都。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第一次进行的考古发掘,与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等,共同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开端。2003~2004年殷墟孝民屯的发掘,是配合安阳钢铁厂大规模技术改造而实施的。这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殷墟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我带了20位学者、50多位考古技师和300名民工开展发掘,2年时间的发掘面积达4万平方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公共墓地、建筑基址、村落等丰富的遗迹和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大量遗物。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商代晚期社会生活的图景。这项发掘以其工作的精细和成果的丰富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

  我自1996年以来,连续指挥了3个商周时期都邑遗址的发掘,虽然工作期间十分辛苦,为了弄清复杂的地层关系和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而耗费了大量的心力,但这些发掘成果为商周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这是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同时,这几项发掘使我组织领导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对于我现在领导考古研究所是很有益处的。

  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1996年至2000年,我参加了科技部立项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学研究”,简称“断代工程”。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一个由科技部立项,由文献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国家级研究工程。虽然围绕断代工程得出的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我觉得,断代工程最大的收获是开创了一个人文和自然科学相结合,解决人文科学重大课题的先例。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我们都希望科技部能够继续支持这类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项目,并建议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的建议得到科技部领导的支持,从2002年开始,实施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简称“探源工程”。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何会形成这些特点?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一般认为,这些记载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根据这些文献记载,也很难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开始算起,如果夏王朝不是实际存在的王朝,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不仅没有五千年,就连四千年都没有,只有三千多年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仅凭传世的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探源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为主要承担单位,我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赵辉为项目负责人。多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0余个省级考古研究机构、近10个大学的数百位学者参加了项目的工作。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

  探源工程的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1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精确测年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各个地区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以及各地都邑性遗址绝对年代的范围。

  (二)对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环境与各地区文明兴衰演进的关系有了总体性把握。

  (三)对各地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农业和冶金、琢玉、制陶、绿松石等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对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四)各地区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周围聚落分布调查的资料,揭示了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阶层分化、权力出现并逐渐强化,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过程。

  (五)对于一直成为世界学术界争论焦点的难题——如何从考古资料中辨识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的问题,我们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提出了既具有自身特点,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

  1.农业生产得到显著发展,能够生产出较多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得以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集团事物的管理。

  2.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某些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如盐、铜)被权贵阶层所控制。

  3.人口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邑。

  4.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区域内部以及各区域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在一些文明发生地,作为记录信息媒介手段的文字被发明。原始宗教逐渐发达,出现了掌握祭祀权力的阶层。史前艺术得到显著的发展。

  5.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出现了表明等级身份的贵重物品——礼器;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

  在考古上的具体物化表现是:

  1.反映农业发展和手工业进步的考古资料。

  2.反映精神生活丰富的考古资料(祭坛、祭祀用器具等)引人注目。

  3.需组织大量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巨型都邑和公共设施的兴建。

  4.表明王权显贵身份的规模具大、营建考究的宫殿或庙宇和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权贵墓葬的出现。

  5.彰显权贵等级身份,制作精美的玉石器、青铜器等礼器的出现。

  (六)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有了总体性认识。

  1.距今六千年前,在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社会分化,文明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状态。

  2.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簋,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反映出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他们通过对宗教祭祀权利的垄断,已经掌握了整个对社会的控制权。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已经进入初期文明这一说法不无可能,中华文明五千年恐非虚言。

  3.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4.在夏代后期,以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具有中轴线理念的宫室为代表的宫室制度和以青铜礼器和大型玉石仪仗器具为代表的礼器制度以及以青铜器和绿松石制作作坊为代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出现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了王国文明的新阶段。

  (七)对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各地区域文明多元并进,百花齐放,交流互动;夏王朝建立之后,特别是商周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持续崛起,核心地位逐渐形成和巩固,各地的区域文明如百川归海,逐渐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的格局之中。

  目前,探源工程正要进入第四阶段(2013~2015)。我们要在前三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通过与各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和特质。希望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写出一部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回答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用中央领导的话说,我们是在“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

  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自大学毕业进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由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年近花甲、成熟稳重的“熟年”。只有一点没有变,就是我对中国考古事业的热爱。经过30年从事考古研究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考古学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学科,是一个不断有新的发现,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材料,引发新的讨论,得出新的观点的学科。中国考古学是一片沃土。中国是文明古国,具有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国际考古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应用于中国考古学,会比应用于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得多的成果。用王伟光院长的话说,“中国考古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学科”。虽然我已年近60,体力、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我仍然决心殚精竭虑,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王巍

  二○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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