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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2013年09月06日 17:05    来源:     作者:

张海鹏简介

  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该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未更换工作单位。1979年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评定为副研究员,1990年升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河南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2001、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中国历史学30年》、《台湾简史》等论著和资料集,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关系问题的论文百余篇,其它学术文章二百多篇。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中国近代史稿》(3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再版
  2.《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独著,长城出版社,1984年
  3.《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8月
  4.《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独著,中国地图出版社,1984年12月;《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缩小本,1/32开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12月
  5.《中国军事史略》,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
  6.《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7.《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开篇语》,合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
  8.《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主笔,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9.《辛亥革命史话》,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011年再版
  10.《国耻百谈》,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
  11.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Nowozytna  historia  Chin,pod redakcja  Romana  Slawinskiego,Ksiegarnia  Akademicka,Krakow 2005(波兰文版:中国近代史,施乐文主编,波兰科学院出版社,克拉科夫,2005年)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Edited by Roman Slawinski  Published by Ksiegarnia  Akademika,Krakow,Poland,2006(英文版)
  15.《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文库版,2009年
  16.《张海鹏集》,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7.《书生议政—中国近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独著,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编纂:
  1.《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1982年9月、1983年3月;1985年再版,统编
  2.《中国近代史演义》,署名陆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5月,主编
  3.《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1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与徐辉琪共同主编
  4.《中华骄子,卓越使者》,龙门书局,1995年2月,主编
  5.《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7月,主编
  6.《人民警察必读丛书: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1999年5月,主编
  7.《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主编
  8.《百年中国史话》,9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与王忍之共同主编
  9.《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编辑
  10.《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与步平共同主编
  11.《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全五册,线装书局,2002年9月版,与龚育之、金冲及、郑惠共同主编
  12.《1979-2000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主编
  13.《中国历史学3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主编
  14.《台湾简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年,与陶文钊共同主编
  论文:
  1.《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16千字,《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
  2.《忠诚的友人 勇敢的战士——纪念呤唎参加太平军120周年》,6千字,《历史知识》(成都)1981年第2期
  3.《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17千字,《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合著
  4.《四川保路同志军的组织者龙鸣剑》,7千字,《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3月
  5.《呤唎》,3千字,《清代人物传》下编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
  6.《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20千字,《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7.《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5千字,《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8.《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 》,6千字,《红旗》1987年第6期
  9.《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15千字,《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0.《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1.Peasant Wars in Moder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uses of Their or Success (10千字), UNESCO Yearbook on Peace and Coflict Studies(1986),Greadwood,USA 1988.
  12.《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18千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3.《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学习毛泽东有关论述笔记》,4.8千字,《求是》1990年第3期
  14.《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6.2千字,《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5.《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16千字,《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6.《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18千字,《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7.《略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农民战争》,1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科学》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
  18.《论黄兴对武昌起义的态度》,15千字,《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3年3月
  19.《历史和现实:“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研究》,7千字,《统一论坛》1993年第2期;《海峡评论》(台北)1993年第2期
  20.《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10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21.《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1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2.《中国历史将要良性运转——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历史的随想》,8千字,《海峡评论》1993年12期
  23.《一个蹩脚的文字游戏——与王晓波教授商榷“不完全继承的理论”》,7千字,《海峡评论》1994年第3期
  24.《勿忘国家耻 励精图富强——甲午战争百年祭》,7千字,《海峡评论》1994年第8期
  25.《论台海两岸暂时分离的由来——评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 》,5千字,《光明日报》1994年9月28日
  26.《中国的统一要靠中国人自己——书生议政:年终看两岸关系》,5.5千字,《海峡评论》1995年第1期
  27.《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5.6千字,《海峡评论》1995年9月号;《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
  28.《近代中国丧失发展机遇的省思》,3千字,《北京日报》1995年10月19日
  29.《从史料解禁看“一国两制”的历史根据》,5千字,《海峡评论》1995年11月号
  30.《论皖南事变之善后》,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1.《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1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孙中山〈民生主义〉の真义にっぃての试论》,《孙文研究》21期(日本神户),1997年1月
  32.《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2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33.《“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6.5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4.《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12千字,《炎黄文化研究》1996年12月;《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35.《百年沧桑话香港》,9千字,《求是》1997年第6期
  36.《香港地区是怎样被英国“割让”和“租借”的》,13千字,中华名人协会等编:《香港新纪元》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37.《黄炎培与近代史研究所的交往》,3.2千字,朱宗震等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
  38.《香港回归的历史和现实意义》,5千字,武汉《改革纵横》1997年7月号
  39.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Historical Fate of Their Motherland,Social Sciences in China(Beijing),Vol.18,No.3,Autumn 1997
  40.《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5千字,《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
  4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11千字,《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2.《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15.5千字,台北《历史月刊》第121期,1998年2月
  43.《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在1997年11月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7.5千字,《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44.《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析》,13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5.《当代日本人眼中的侵华史》,3.5千字,《北京日报》1998年11月1日第四版
  46.《对“戊戌维新的再思考”的再思考》,4千字,天津《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增1期
  47.《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考》,3千字,《光明日报》1999年3月12日
  48.《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5.5千字, 《光明日报》1999年4月26日,合著
  49.《香港对于21世纪中国人的意义》,5.5千字,香港《亚洲研究》1999年第30期
  50.《回归之际话澳门》,7千字,《求是》1999年第23期
  51.《刘大年》,17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
  52.《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1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53.《建国5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の基本问题に关すゐ检讨及び研究课题の概述 》,7千字,《近きに在りて》(东京),1999年12月,第36号
  54.《战士型的学者 学者型的战士——追念刘大年先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11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1期
  55.《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6千字,人民日报,2000年5月9日“纪念与回忆”版
  56.《读刘大年的<如何评价张学良?>》,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6月6日
  57.《发扬吕振羽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进程的精神》,3千字,《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8.《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三个标志性年代》,2千字,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第11版
  59.《战士型的学者 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18千字,《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60.《50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10千字,国父纪念馆编印:《第四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5月,台北:《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61.《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10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
  62.《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8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3.《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12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64.《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40期(总2584期),2003年5月28日
  65.《坚持百家争鸣 繁荣历史科学》,4千字,《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历史,2002年8月27日
  66.《是一部历史政论剧,而不是历史正剧——关于历史剧〈走向共和〉的零星感想》,4千字,《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
  67.《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宣扬什么历史观》,9千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68.《辛亥革命を纪念する政治?学术の意义》,11.5千字,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の多元构造》,日本汲古书院出版,2003年12月25日
  69.《中国共产党人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楷模》,5千字,合著,李慎明主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
  70.《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简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17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71.《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12千字,《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
  72.《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20千字,《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3.《关于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与主体性问题的思考》,3.4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3月15日3版
  74.《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20千字,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6月
  75.《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5.5千字,《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2005年8月16日7版
  76.《抗日保台 心向祖国——评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4千字,合著,《光明日报•要闻》,3版,2005年10月24日
  77.《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10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78.《略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3.5千字,《海峡评论》2006年1月1日
  79.《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12千字,《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日
  80.《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问题》,9千字,(台北)《世界论坛报》2006年8月9日、15日、16日连载
  81.《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17千字,(香港)《海岸线》2006秋
  82.《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5.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学术专刊•特稿》2006年12月14日
  8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以编纂大众历史读物的指导思想为例》,12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84.《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30千字,韩国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东亚文化》第45辑,2007年12月
  85.《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代意义》,4千字,《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8年1月7日
  86.《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40千字,合著,《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87.《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3千字,合著,《牟安世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7月
  88.《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11千字, 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89.《新时期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6千字,《求是杂志》2009年第7期
  90.《中日关系の现实と最近の中日关系史研究》,19千字,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编:《摸索する近代中日关系 对话と竞存の时代》 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6月
  91.《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理性提升的历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9年08月31日第19版
  9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10千字,《人民日报》第7版,2009年09月01日
  93.《学者论坛: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3千字,200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第7版)
  94.《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7千字,《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95.《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4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96.《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18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97.《对未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可能定位及发展刍议》,11千字,《海峡评论》 2010年1月
  98.《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问题——与一些流行的观点商榷》,21千字,于沛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99.《试论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罗尔纲全集〉出版前言》,11千字,《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罗尔纲全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100.《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3千字,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
  101.《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张海鹏研究员访谈录》,24千字,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
  102.《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30千字,历史研究第3期,2011年学术
  综述及书评:
  1.《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11千字,《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 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10月
  2.《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3.2千字,《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 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10月,署名十合
  3.《通俗历史读物的社会责任——评<中国历代名臣>中两篇近代人物传记》,4.2千字,署名薛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4.《记檀香山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5.《记台北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6.《辛亥革命》,合著,9.5千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3月  

  7.《探索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有益之作——杜恂诚新著<中国传统伦理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读后记》,1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8.《记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澳门文化司署:《文化杂志》,第26、27期,1996年夏秋季号
  10.《中共党史之前史的巨著——读再版的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5千字,《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1.《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2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2.《1997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合报告》,2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199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38千字,《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4.《1999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概述》,36千字,《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5.《1999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报告》,27千字,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6.《200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概述》,33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7.《200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报告》,20千字 ,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200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报告》,23千字,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9.《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34千字,《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0.《中国近代史的新写法、新史识、新论断》,3.8千字,《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
  21.《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热点问题的讨论》,25千字,何秉孟 高翔主编《理论热点:百家争鸣12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
  22.《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13千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6期
  文章:
  1.《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76年11月13日
  2.《伟大的历史使命》,北京日报,1978年5月13日
  3.An English Fighter in a Chinese Peasant War_A.F.Lindley in the Taiping Revolution ,China Reconstructs,1980.7
  4.《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革命——辛亥革命》,合著,解放军报,1981年10月4日
  5.《中国近代史讲座》(共16期),解放军画报,1982年第10期——1984年第1期
  6.《照相机何时传入中国》,北京晚报,1983年8月7日
  7.《照相机的传入和中国近代早期的照片》, 解放军画报通讯,1984年第1期
  8.《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学术座谈会纪要》, 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1986年第2期
  9.《三十七年沉冤今日得昭雪——辛亥功臣夏之时的遭遇》,团结报,1988年9月17日
  10.《怀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1.《掀开近代反帝斗争第一页》,团结报,1990年5月26日
  12.《鸦片战争150周年感言》,解放军画报,1990年6期
  13.《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感言》,葛州坝水电工程学院(社科),1991年第1期
  14.《孙中山——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历史伟人》,中华英才,1991年第18期
  15.《前驱伟业光照人寰——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解放军画报,1991年第10期
  16.《〈抗日战争研究〉致读者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1991年第1期
  17.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Sun Yat-sen,BEIJING REVIEW,VOL.34,No.41,October,1991
  18.《珍珠港参观随感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2期
  19.《余仲勉日记并说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9月
  20.《近代边疆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21.《刘大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3月
  22.《几位台湾著名人士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及我见》,《对外学术交流情况》增刊第18期,1992年7月12日
  23.《台湾举办“黄兴与近代中国 ”学术讨论会——访台报告》,《对外学术交流情况》 第38期,1992年7月27日
  24.《促进海峡两岸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交流》,江海侨声(江苏)1992年5、6期;民国春秋,1993年第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15期, 1993年3月
  26.《驳永野茂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27.《〈马关条约〉关于战争赔款的规定给中日两国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北京日报,1994年6 月22日
  28.《台湾与祖国共患难——回顾〈马关条约〉割台百周年》,海峡评论,1995年第4期
  29.《警世甲午 醒世亦甲午——评电视历史纪实片〈警世甲午〉》,人民日报,1995年5月20日第7版
  30.《回归前的思考——澳门史研究中的新观点》,百科知识,1995年第5期,总190期
  31.《一片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的报道--谈〈「虎头要塞」:日本法西斯的罪证〉》,中国教育报,1995年6月4日星期刊
  32.《牢记百年之耻 发奋振兴中华——论马关条约与近代中国的落后》,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海峡评论,1995年第6月号
  33.《张西曼文集》跋,张小曼编《张西曼文集》1995年6月
  34.《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5年7月15日
  35.《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36.《在第三届中华民国史国际研讨会上的贺词》,民国研究(南京)第2期,1995年
  37.《向青少年朋友推荐新书:〈记住这段历史〉》,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22日,7版
  38.《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29日,7版
  39.《近代中国丧失发展机遇的省思》,北京日报,1995年10月19日,文史专刊
  40.《在祝贺刘大年同志80华诞座谈会上的致词》,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41.《用〈百科知识〉迎接21世纪--贺〈百科知识〉出版200期》, 百科知识,1995年第11期
  42.《“战争!日本空袭珍珠港!”——珍珠港博物馆巡礼》,中国教育报,1995年12月3日4版
  43.《议和大纲、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谈判、庚子赔款、义和团大辞典》,廖一中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12月
  4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增刊第36期,1995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2期,1996年1月5日
  45.《清除殖民文化心理 挺起中华民族脊梁(三人谈)》,光明日报,1996年2月27日史林版
  46.《里斯本访史散记》,澳门日报,1996年3月17、31日,4月14日
  47.《留学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6月19日
  48.《关于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对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59期,1996年6月28日
  49.《不能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6期
  50.《陆荣廷新论》序,陆荣廷新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9月
  51.《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跋,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1996年
  52.《英国是怎样割占、强租香港的--澄清有关香港的几个错误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第21期,1996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6年第25期
  53.《人文学科在信息工作中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7年3月29日,第3版
  54.《黄炎培研究学术讨论会闭幕词》,朱宗震等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社1997年4月
  55.《跨世纪的历史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7年第27期
  56.《〈陈明侯将军〉序》,载《陈明侯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57.《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天津《今晚报》,1997年7月1日第10版副刊
  58.《回归:下一个是澳门》,《环球企业家》1997年第4期4-6页
  59.《英国割让香港——旧中国屈辱的象征》,中组部《党建研究》 1997年第7期
  60.《中国近代荣辱撮要》,军事科学院《国防》 1997年7月号
  61.《香港回归后的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 1997年第19期
  62.《佗城开基客安家》序言,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12月
  63.《评胡绳著新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光明日报史林版,1998年1月6日
  64.《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史林版,1998年2月3日
  65.《〈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本语版序文》,吴天颖着《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 外文出版社,1998年
  66.《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增刊第12期(总1933期),1998年4月26日
  67.《对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28期(总1934期),1998年4月28日
  68.《出版讽刺小说的讽刺——评大众文艺版“中国古典小说大系”第二辑》,新闻出版报,1998年6月15日,第3版,署名“易笑翁”
  69.《造就大师级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8年9月16日
  70.《2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光明日报史林版,1998年12月25日
  71.《学习范文澜和罗尔纲的治学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8年12月31日《范文澜和罗尔纲的治学精神》,《科学时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2月15日
  72.《旧诗六首》,单天伦主编《秋韵诗词选》,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
  73.《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史林版,1999年3月12日
  74. Якакученыйозабоченсобытиями вокруг обликаЛенинаиМавзолея,Правда12-13Октября1999годаnо.116(28078)
  75.《中国工人运动史》评介,《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6期;《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6期
  76.《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9年第23期
  77.《“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了望周刊》1999年第 51 期
  78.《警惕日本的动向》,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79.《张国淦文集》序,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3月
  80.《吕秀莲嗜“台独”如命,绝没有好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16期,2000年4月28日第一版
  81.《继承光荣传统,追求发展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建所五十年》,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26日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
  83.《开拓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6月8日
  84.《追思胡绳同志在建树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1月23日
  85.《编辑〈刘大年文选〉的回忆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86.《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追怀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2月19日
  87.《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序言, 臧运祜着《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88.《世纪回眸:历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2月28日
  89.《新世纪将是中国走向新的繁荣的世纪》,当代思潮,2001年,第1期
  90.《50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摘录),中央日报,2001年3月3日22版
  91.《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斗争》,总政宣传部电视录像带,2001年4月
  92.《访问英国、法国、波兰情况报告》,世界社科交流(院内版)第13期2001年4月24日
  93.《〈幸运的人〉中文版序》,王德讯等译佐藤猛夫著《幸运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版
  94.《为建设一流研究所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8月14日
  95.《牢记历史的教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6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8月30日头版“热点纵论”
  96.《为什么要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0月30日头版“热点纵论”
  9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
  98.《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1月27日4版“学苑”
  99.《“汀、贺大捷”与北伐战争的地位及作用》,咸宁日报,2001年11月13日
  100.《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序》,王宏斌主编:《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9
  101.《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序言》,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02.《“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
  103.《关于东方学研究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廿一世纪の东方学》 2002年3月
  104.《学习罗尔纲治学精神 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载方之光 易家胜主编:《太平天国史新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
  105.《把认识提高到“三个代表”的高度——学习江泽民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重要讲话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5月16日
  106.《提高对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办: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2002年5月20日
  107.《历史岂容篡改——〈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6月4日
  108.《我院开展台湾史研究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50期,2002年7月19日
  109.《一定要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23日
  110.《学会与党委书记合作共事》,直属机关党委主办《党的工作通讯》,第28期(总145期),2002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30日
  111.《在澳门文化局在北京华润大厦举办的〈文化杂志〉座谈会上的讲话》,2002年5月22日,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4期,200年秋季号,第195-6页
  112.《百家争鸣 促进历史学繁荣——在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澳门)市民日报,2002年9月30日第七版
  113.《关于人才培养的一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暑期工作会议文件汇编》,院办公厅编印,2003年8月
  114.《强迫台湾实行社会主义不会有好结果——“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根本方针》,海峡评论,144期,2002年12月1日出刊
  115.《深秋游广岛有感》,日本侨报电子周刊, 第252号, 2002年12月4日发行
  116.《维护祖国统一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2月26日
  117.《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序言》,薛衔天、周新民主编:《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17-20世纪)》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18.《张海鹏与宇野重昭对话录:在共同历史认识的基础上走向东北亚的发展》,日本《山阴中央新报》 2003年1月4日,14版
  119.《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析?序》,伊原则周着:《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析》,中华书局,2003年1月版
  120.《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为建设一流研究所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4月3日
  121.《学习当人民代表》,百年潮,2003年,第4期
  122.《对谈者:宇野重昭/张海鹏:日中国交正常化30周年にぁたり「「历史认识」のギャップをどう乘り越えるか 」,宇野重昭编:《北东アジアにぉける中国と日本》,补论,第247-256页,东京都国际书院发行,2003年3月31日
  123.《中华民国历史的全面研究与编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对策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
  124.《在新中国史学成就与未来研讨会上的发言》,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25.《故纸堆序》,《故纸堆》,本书编委会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4月
  126.《台湾选举与政治生态的观察》,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第28期,2003年5月12日
  127.《透过莫理循的眼睛》,光明日报,第2版,书评,2003年5月22日
  128.应大力强台湾史研究,合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37期(总2581期),2003年5月18日
  129.《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红线》,经济日报,2003年7月9日第三版
  130.《胡锦涛七一讲话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办:《邓小平理论研究动态》2003年第5期(总第47期),2003年7月10日
  131.《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报告读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简报,2003年第25期,2003年7月14日
  132.《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17日;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3期(总第19期)
  133.《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序》,《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
  134.《弘扬民族精神是当前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9月23日热点纵论
  135.《张国淦文集续编序》,《张国淦文集续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36.《百年中国社会图谱•序》,《百年中国社会图谱》编委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月
  137.《南三岛志序》,南三岛志编委会:《南三岛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 3 期
  138.《开展严复研究,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进步》,《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化》,海风出版社,2003-9月;世界论坛报(台北),2003年12月23日
  139.《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序》,李细珠着:《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
  140.《捍卫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3年第35期(总第296期),12月15日出版;台湾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4期);台北,世界论坛报,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1日
  141.《毛泽东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96期,2003年12月25日
  142.《发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开拓精神——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年1月13日
  1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
  144.《纪念二二八义举 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3月2日
  145.《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辞》,载《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
  146.《不骄不馁,扎实苦干,推动中俄关系史研究》,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147.在纪念台湾光复59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华夏经纬网
  148.《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序》,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149.《保定历代史事长编序》,政协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保定历代史事长编》新华出版社,2005年6月
  150.《治所与治学肩挑双但 论史与论政心忧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年7月29日
  151.《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年8月11日3版
  152.《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彪炳史册》,合著,台湾工作研究,2005年第9 期
  153.《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和法理无法改变》,人民网2005年10月27日10:22
  154.《正确处理历史认识问题,构筑亚洲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年11月3日
  155.《中葡关系史•序》,黄庆华着:《中葡关系史》三册,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
  156.《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关键在于抓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2期
  157.《一篇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性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7月20日;社科党建,2006年第8期
  158.《关于太平天国是否邪教的一点思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通讯》 2006年第9期
  159.《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序》,张友坤著《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160.《我是怎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主办《社科党建》 2006年党的工作会议增刊
  161.《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正确判断“二二八事件”的性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主编内部刊物《台湾民情》,2006年第2期(总第1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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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金石铭刻的澳门史序言》,谭世宝着《金石铭刻的澳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164.《中国工人运动图史序言》,刘明逵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16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人民日报,2007年1月17日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月30日理论月刊?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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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抚平历史创伤 积极面向未来》,台声,2007年03期
  168.《增强责任意识 关注现实问题——“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一版,2007年3月8日
  16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4期
  170.《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奋斗的一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
  171.《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72.《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为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公民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1版热点纵横;北京日报第20版:理论周刊文史版,2007年7月23日
  173.《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7月3日第2版,学部委员论坛;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8月
  174.《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编 张海鹏 陈育宁主编:《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
  175.《一次愉快的合作经历》,载《凤凰情缘》编委会:《凤凰情缘》第93-9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176.《日据台湾时期警察制度研究序言》,李理著:《日据台湾时期警察制度研究》 海峡学术出版社,2007年12月
  177.《缅怀与金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广东历史学会编:《潜心求真知 沥血育英才——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 香港出版社,2007年12月
  178.《在台湾光复59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回眸——献给台湾光复62周年》,第123页,华艺出版社,2007年
  179.《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估?序言》,龚云:《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估》北京出版社,2008-1
  180.《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上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1
  181.《滇缅抗战纪实序言》,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省德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滇缅抗战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
  182.《张海鹏研究员谈认识台湾历史的特点与对台工作的复杂性》,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讲座 2008年第2期
  183.《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推动台湾史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在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暨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割让与回归——台湾光复60周年暨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8年8月
  18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2008年11月9日
  185.《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序言》,许毓良着《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九州出版社,2008年11月
  186.《一个沉重、震撼人心的话题——评电视连续剧〈台湾•1895〉》,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年12月2日第03 版
  187.《艺术诠释台湾历史》,《人民日报》,2008年12月4日12 版
  188.《建构包含面更广的世界史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1月6日第11版历史学;《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89.《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日报,2009年1月12日第7版
  190.《一江春水向东流,海峡春潮逐浪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年2月17日第7版
  191.《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日报,2009年4月3日第6版
  192.《刘大年》,中国历史学年鉴2000,453-464页,三联书店2009年4月版
  193.《高举民主大旗推动思想解放》,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第四版
  194.《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张謇研究,2009年第1期
  195.《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园林建筑与精致文化序》,孙若怡《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园林建筑与精致文化》 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
  196.《在林献堂、蒋渭水——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林献堂、蒋渭水-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7月
  197.《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经济政策研究序言》,王键着《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经济政策研究》 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
  198.《社科院既要培养“书呆子”,也要培养战略思想家》,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中组部人才工作局《专家意见建议》第59期,2009年8月20日
  199.《继承白寿彜先生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奋斗精神——祝贺纪念白寿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召开》,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2009-12
  200.《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兼对几个问题的回答》,团结报2009年9月24日第7版•史学
  201.《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0期
  202.《中国为什么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10期
  203.《两岸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2009年12月24日第5版
  204.《两岸学术交流的一些回顾与建议》,台北《世界论坛报》第3版 2009年12月28日
  205.《刘大年传跋》,周秋光、黄仁国着《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年12月版
  206.《曾国藩传序言》,易孟醇《曾国藩传》,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207.《在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通讯,2009年第6期
  208.《在新中国60年历史学术研讨会闭幕时上的总结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通讯,2009年第6期
  209.《对未来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猜想》,台北《远望》杂志,第256期,2010年元月号
  210.《搁置历史并非良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6日第2版
  211.《进一步推动中蒙关系发展的意见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12期(总第3269期)2010年1月29日
  212.《祭安藤彦太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版学林,2010年2月11日
  213.《直面历史,谋求共识,面向未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读后》,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2010年
  214.《教育改造与改造教育序》,李理著《教育改造与改造教育——教育部审定高中台湾史课程纲要及教科书研究》,(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3月
  215.《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培训辅助教材》 辅助教材编写组编,2010年4月
  216.《张海鹏先生访谈录》,李细珠、张志勇、赵庆云访谈,李细珠统稿,张海鹏修改补充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回望一甲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
  217.《部分台湾政要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简报,2010年第3期总第66期
  218.《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的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第16版
  219.《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第16版
  220.《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序》,茅家琦主编《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 凤凰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221.《何兹全的史学创新与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3日第17版学林
  222.《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7日第1版
  223.《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崔之清主编《张謇与海门——早期现代化思想与实践》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224.《台湾史序》,戚嘉林《台湾史》,海南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25.《祝贺〈海峡评论〉20周年》,《海峡评论》2011年1月1日刊,241期;《以言论求和平,以意见求统一,以思想捍卫中国——写在《海峡评论》创刊20周年之际》 中国社会科学报,16版期刊,2011年2月15日
  226.大国兴衰给中国提供的的历史经验,7千字,北京青年报C4版原声讲堂,2011年5月4日
  227.如何科学把握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1千字,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版,2011年6月30日
  228.普及历史知识首先应尊重历史真实,3.3千字,人民日报理论版 2011年8月18日
  229.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7千字,人民日报第7版理论版 2011年9月26日
  230.百年辛亥的回顾、追思与展望,1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网
  231.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序,1.9 千字,祁龙威、周兴国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232.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辛亥革命--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17千字,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9
  233.怎么看待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3.5千字,中宣部主管《党建》,2011年10期
  234.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4.4千字,前线,2011年第10期
  23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4.5千字,与汪朝光联署,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版,2011年10月11日

学 术 自 传

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

序 言

  我今年已近73岁了,谚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来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可与阎王对话的时候了。回顾一下自己一生来历,也是一件趣事,也就腼腆写来,不顾是否合适了。
  一.我的求学经历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日本侵略军曾到过我的家乡。比我大两岁的同乡还记得这一点。我似乎没有留下印象。我的家里很穷,父母是农民,兼做一点小熟食生意,以维生计。听父亲(1896年出生)讲,大革命时期,汉川县一带是农民运动发展很好的地区。1927年,我的母亲怀着我的哥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张海涛)到附近马口镇游行,高呼打倒列强的口号。那年我哥哥出生了。苏维埃运动时期,我父亲也参加了。解放初,我的伯父(1887年出生)告诉我,他们早已知道朱毛和红军。我的大姑妈(1875年出生)却说,她不知道辛亥年武汉发生的起义。1946年,我上了私塾,读了一年。1947年,族人们出资办了一所汉川县私立两铭小学校,就办在张氏宗祠里。我从私塾转到小学校,读二年级。
  我的家乡距离汉口不过50公里。1946年以后,时局不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反映到这个穷乡僻壤。经常有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乡公所保丁到乡下骚扰,有所谓“盗坛队”四乡横行劫掠。乡下人一听到狗咬,就知道出事了,赶快来拉着儿女“跑反”、逃难。我也经历过多次这样的逃难。记得有几次半夜,父亲把我拉到菜园里,躲在草丛中,匍匐地下,大气不敢出一声。大约1948年,我的家乡还驻扎过一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我们上学路上最怕他们的军犬。这支部队虽是美式装备,纪律并不好,在小店里吃东西不给钱是常事。
  1946年,某日,家乡人张印谱(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武昌红星面粉厂厂长)带领乡人缴了一群来乡下收税的乡丁们的枪,引来强烈的报复,国民党军人包围了我的村子,往房顶上放了稻草,准备焚烧。气氛极为紧张。记得我家大门紧闭,母亲把我们笼在怀里,一声不吭,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据说经过更上层的交涉,算是免除了这场灾祸。
  这一年,我的母亲听说在外当学徒的哥哥跟着共产党走了。有一天夜里,她拉着我的手匆匆忙忙摸黑到一个地下交通站人员家里,打听情况,急冲冲说要叫一匹马到汉口去,把哥哥拉回来。地下交通告诉她,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不作罢。我的母亲就在这年去世了。
  1948年,乡人称作“老四”(即新四军,实际上是中共的地方武装人员)的人,半夜把住在我家附近的乡丁缴了枪,还砍死了两人,尸体就放在我家门前右边。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了。
  1949年5月,未经战事,武汉就被解放军解放了。但是我的家乡却小有战事。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姐姐、妹妹逃难途中,还在回头看炮弹落在哪里,据说乡人有人受了伤。解放军还在家乡挖战壕,我们跳到战壕里帮忙。
  这时候,我满了十周岁,迎来了解放。
  我所读的这所私立小学,来往任教的老师都是有进步思想的。我记得唱过的歌曲,都是进步歌曲。著名的革命作曲家汉川人宋扬做的《读书郎》,《古怪歌》,还有一首《山那边呦好地方》,几乎天天都在唱。
  1950年,我读五年级。同学中有一位张江普读六年级,他要报考初中,鼓动我和另一位陪他考。张江普考上了,我们两人榜上无名。1951年我小学毕业。那时候家里很困难,我在五、六年级都买不起课本,同桌一位名叫提啽,家里是地主,在汉口还有不小的生意(张吟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解放后是武汉市政协常委)。我与提啽共一套课本。我考上了初中,提啽落榜。我所上的中学在马口镇,名为湖北省立马口中学,是省里的重点中学。这所中学离家乡15华里,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到校。
  1951-52年,汉川县土改工作铺开。我大体上了解了家乡土地改革的进程和农民的情绪。土改工作队成员有大学教授,多是知识分子。土改期间,镇压反革命,斗争恶霸地主,分浮财,分田分地,这些过程,我未曾亲自参与,但都亲眼所见。我家分到了两亩水田,一点浮财(一只旧皮箱),还有一间房子。
  1954年7月,我从马口中学初中毕业,考取了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毕业前夕,空军部队到马口中学招考空军地勤人员,许多同学报名。我也想报名,第一关就被淘汰了,身高不够,我那年身高只有139公分。我的一位同乡同学被录取了。1954年是湖北的大灾年,从春到夏,一连下了三个月大雨。长江水涨空前,为了保护武汉市安全,省政府把汉水大堤炸开了,汉川、汉阳、天门、沔阳、洪湖等县一片汪洋。我的家乡完全成了泽国。父亲带着妹妹和伯父一家搬到了数里远半山坡的一户人家暂住。到了九月,大水还没有退尽。那年我满了15岁。家里无钱,没有路费,四处汪洋,不知道如何去孝感上学。过了报名期,我也就不想它了。这样,我回家当了农民。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说法,从报上得知,那年全国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大概只有几个人。
  1954年8月——1956年8月,我在家乡当了两年农民。两年中,我从父亲学会了种田的基本知识,插秧、割谷,样样都做得不错;到十里外的垸子打草、割柴、拉纤,踏雪到乡公所领救济粮,等等,充分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两年中,有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参加修筑水利工程,一是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水利方面,先是参加了汉川县南河乡南屏垸,开挖新河,大约一个月。这一个月,炼成了我的肩膀和脚板。那时挖河,没有任何机械,全凭双手、双肩和双脚。接着在1955年到沔阳县参加杜家台水利工程。这是湖北省的重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在汉水南沔阳县境内杜家台建一座分洪闸,闸后挖一条长21公里分洪道,再建一个分洪区,工程目的是为了减轻长江、汉水涨水压力,也为了武汉市安全。政府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各县农民都参加。我家乡的一支挖河队伍在公明山工地干活,住在大棚里,吃的是工地提供的米饭和自带的咸菜。河宽800米,开起工来,人山人海,处处吆喝之声,极为壮观。我在这里干了大约两个月。
  在工棚里,在微弱的灯光下,汉川县来的干部传达中央有关互助合作的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讲话精神。乡人讨论是建立初级合作社,还是建立高级合作社,发言热烈。有人主张,既然初级合作者还要发展到高级社,何必不一步到位呢?这种主张居然得到了多数人同意。所谓高级社,就是农田入股,耕牛等大农具入股,农民干活记工分。从公明山工地回到家乡,就在原有三个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新兴高级农业合作社。复员回乡军人张明仁(华清)担任社长,我担任会计。一时群情昂扬,生产情绪很高,加上1955年秋季大丰收,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颇有好感。
  农业合作社成立以前,本村共有三个互助组,我在其中一个有12户人家组成互助组担任记工员。秋天棉花收成好,三家互助组各成立一家轧花社,替农户把籽花轧成皮花。我在其中一家轧花社管账。有人告诉我要建两套账本,我不以为然,坚持只建一套账本。完税时发现,另两家营业额大,只完税二十多元,我这一家营业额小些,却完税八十多元。我这才知道,做假账,历来都有。秋末,三个互助组联合成立轧花组,担任会计。
  1956年,合作社一切正常。一些比我年长的同乡人,力劝我继续上学。我那年17岁,他们说跟他们一起种田,势必把人糟蹋了,耽误了前程。于是,我动了心。6月,我到汉川县一中复习了一个月,与一位应届毕业的同乡睡在一个床上,共看一份复习提纲。我考上了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那位同乡考上了武昌金口农校。
  1956年9月,我到孝感高中上学,被编在三班,这个班后来被命名为理想班,在学校是有点名气的。1954年,孝感专区把马口中学的高中部全部搬到了孝感,我一上学,孝感高中的老师几乎都认识,原来我在马口中学的同学也都在这儿,一下熟人很多。老同学抬举我,在一年级下学期,我进了学生会膳食委员会,住进食堂,负责监督大师傅,慢慢打交道的人更多了。高二,我退出了学生会膳委会,在班里被选进班委会,先后担任文体委员和学习委员。高中三年,除了正常的课堂学习外,还参加了不少劳动,参加了学校的大炼钢铁。学校在孝感城郊种了田,1958年冬深翻土地,一下挖了一米深。很快就知道,这种深翻是不科学的。又在环河外种了田,请一个生产队王队长作指导。1958年孝感朋兴乡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水稻亩产超万斤,县委大墙上贴了喜报,人民日报头版有报道,我曾约几个同学前往参观。后问学校劳动基地王队长,王队长把嘴一撇说,把土挖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真正农民的看法。
  1959年7月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前夕,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也是毕业前夕,空军到学校招飞行员,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报了名。那时青春涌动,很想从军。我被淘汰了。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又规定高中生免服兵役,考上大学就没有机会当兵了。后来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又,学校遴选留苏学生,此次全校未选中一人。因这时候,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也许是营养不良所致。
  我在初中一年级学了英语,二年级转学俄语。高中三年也是学俄语。自以为俄语尚可。那时候我从书店订阅的苏联出版社会科学系列小丛书,大体上都可以看懂了。我是抱着强烈的愿望,指望可以考上外语系,所以,前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外语系,第四个志愿是历史系。不巧,还是被历史系录取了。
  武汉大学是一所非常知名的综合大学,五年期间,校长都是党的一大代表李达。记得每年新年半夜12点一过,李达校长就在广播里致新年祝词。听罢新年祝词,同学们欢庆新年,有时通宵达旦。历史系系主任是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党总支书记,先是老红军李焕潮,后是世界史教研室教师李梓楠。历史系安排两门通史课,世界通史是吴于廑先生主讲,中国通史是唐长孺先生主讲。另外,汪贻孙先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姚薇元先生主讲中国近代史。王宗华先生主讲现代革命史。彭雨新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张继平副教授主讲世界近现代史。施子瑜副教授讲西方史学史。石泉副教授讲历史地理。吴于廑、张继平、施子瑜都是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老教授还有李剑农、谭戒甫、曹绍濂等。李、谭二先生年老体衰,已经不上课了。曹先生被错化成右派,在历史系资料室整理资料,也不能上课。那时候,刚刚过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提倡老教授上课,我等适逢其会,深受教益。
  大学期间,有几件事还记得:
  一、出席过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1960年4月,作为“优秀学生”出席了武汉大学群英会。1962年五四青年节,被评为历史系模范团干部,同时担任甲班班长。1963年2月,出席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全校第三届团员代表大会。我代表历史系团员就加强对青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作大会发言。3月,作为班里选出的学生代表出席武汉大学第十五届学生代表大会。1964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接待以甲斐静马为团长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对武汉大学的访问。
  二、学习方面。可以记述的,有如下数事:1960年6月,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后,一时心动,写出《论战争与和平》一文,寄给了北京《红旗》杂志编辑部,未见下文。年轻人幼稚,与此可见。一年级下学期到二年级上学期,被指定参加历史系组织的教学改革、大编讲义的活动。我参考了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等书,编写克里特、迈锡尼古代社会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的成就和社会处境部份讲义稿。总体上讲,大学生撰写讲义的活动是不成功的,但我个人在活动中读了一些书,思考过教材大纲和教材体系问题,受到了一定的锻炼。1961年11月完成《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读书札记,作为课堂作业。姚薇元教授批道:“能详细参考史料,发挥自己见解,表现了独立钻研的劲头和能力。但本题枝蔓较多,文章结构不紧。” 1963年撰写学年论文,题为《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指导老师赵婷评为4分。写成《读普鲁塔克〈梭伦传〉心得》,作为外国史学史读书笔记。这篇札记的结尾说:“总之,从《梭伦传》看来,普鲁塔克主要是道德论家,而不是历史家。它赋予编造故事的才能,却无视历史的真实。他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引申出一系列的故事来,又从故事中隐喻了自己的道德观。它有时通过故事的叙述说明自己的观点,有时夹叙夹议,有时则长篇大论。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读他的著作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不对普氏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不参考其它史学著作来了解前代历史,我们会对《传记集》遇到鱼目混珠的困难,分辨不清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普氏的伪托。这种情况,正是初学读史的困难。”吴于廑先生批道:“有见解,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也清楚确切。望在此基础上努力精进。”又完成《关于均田制的几点想法》和《从旧史学看史学的阶级性》两篇读书笔记。这年10月,系里指定唐长孺教授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唐先生出的论文题目是《北齐政权的评价》,唐先生指出:历史研究的方向是做社会制度史的研究。同月,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的研究生,开始阅读侯着《中国思想通史》、范着《中国通史简编》和郭着《中国史稿》。1964年2月,经历史系党总支推荐,报考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班。据说,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通知,外交部长兼外交学院院长陈毅将在外交学院办两个研究生班,每班30人,为未来外交战线培养外交人才和国际关系方面理论研究人才,要在全国重点文科大学中招收学生。我原已报名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考试,已经把侯先生所着《中国思想通史》读完一遍,已办理了准考手续。临考试前大约一个月,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放弃报考侯外庐,转而报考外交学院。考试结束后,许多同学前来祝贺。考试过后,我感到时间紧张,原定毕业论文题目《北齐政权的评价》不想做了,历史系同意我翻译一篇论文。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指定了2003年第6期苏联《近现代史》杂志上一篇论苏美建交三十年的文章,作者依斯拉爱梁Исраэлян。我用一周时间翻译完毕,世界史教研室老师评了5分。系里总支书记认为这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需要消毒,要我写一篇批判文章。1964年5月,我完成《苏美外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毕业论文。随后改题为《试论苏美建交的原因》,寄给了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我后来知道,编辑部收到了此文,近代史所余绳武、王学庄看过此文,副所长黎澍似乎也很高兴。当然,此文最终未能发表。
  三、在校期间,列席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还听过若干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1961年10月,有幸与同学数人前往汉口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礼堂,列席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吴玉章、范文澜、李达、吕振羽、吴晗、白寿彝、邵循正、黎澍、李新以及辛亥老人李书城等。武汉大学校长兼湖北省社联主任李达致开幕词,就史学界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做了评述,特别指出,湖北学者要加强对湖北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要回答为什么辛亥革命要在武昌首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吴玉章代表中国史学会讲话。他首先讲到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然后讲到研究历史,要鉴别史料,对文字史料固然要审订,对回忆录和访问记也要严加核实。因为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不是历史家,他们只能叙述历史,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要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老老实实的治学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来。吴老讲话后,开始论文报告。此前,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汪贻荪教授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会后,学校邀请了来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吴晗、白寿彝、黎澍先生给研究生作报告。范老认为王朝名称是学习历史时很好的符号,何必硬要打倒呢?还谈到了帝王将相与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问题,指出元朝和清朝历史都必须重新估价。吕振羽主要谈学习和研究历史为什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他认为,以这样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以这样丰富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传统,不产生毛泽东思想则是不可理解的。他说: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样发展为当代的马列主义的武器可供你运用,我们有丰富而庞大的历史文献可供你采择,如果你是一条鱼,那你就如进入了水的世界;如果你是一只鸟,那你就如同进入了无边的苍穹。真是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是英雄,就请你显武吧。吴晗报告主要讲历史知识普及问题。历史系指定我和其他两位同学记录吕振羽的报告,由我负责整理成文,送交历史系存档。
  1962年起,还听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报告《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及其社会作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则虞先生有关王充与论衡的学术报告,《红旗》杂志编辑关锋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几个问题的报告,《哲学研究》主编林聿时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报告,谭戒甫教授关于先秦诸子和研究方法的报告,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作关于井田制、宗法制度和中国思想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作“青年语文工作者的修养问题”的学术报告。通过这些学术报告,我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熏陶,认识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
  四、还听了几个重要的政治报告。1961年9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邀请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报告。张体学说:三年来,农业生产大受损失,连年减产,去年全国只收了粮食2700亿斤,棉花2600万担。今年灾情比去年严重,但产量可能比去年略高。1958年以前每年出口100亿斤粮食,库存400亿斤。1959年后,每年进口粮食100亿斤。我们明年一二月份可能吃进口大麦。湖北再安排灾区500万人民生活后,城市人口尚缺一亿斤粮食,所以明年五月可能要吃豆饼。工业方面,重工业是煤的问题,轻工业是原料问题。如果天时顺利,二年内我们就可以改变局势。我们必须认清困难,准备以三五年时间度过灾荒,争取国民经济大好转,人民生活大提高。张体学指出:困难对青年人是大考验,青年人必须从困难中锻炼自己。他劝大学生好好考虑当前困难,要有充分信心克服困难。想通了,发奋读书,想不通就不要想,自有共产党来安排。大学生读书是第一要务。这样的政治报告,对当时武汉大学的师生好像是一场及时雨,是很起作用的。在校期间,我们吃过进口杂面,吃过红薯干,似乎没有吃过豆饼。1964年年初,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向全校教师和文科四五年级学生传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传达了周扬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讲话。其它的,还听过许多时事报告。这些报告,对当年的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革”
  1964年8月,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个时候,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我刚满25岁,正是青春焕发的年龄。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满40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我的头上已初现华发。
  我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要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同时到西颐宾馆报到的还有历史研究所傅崇兰和亚非研究所刘仲华。在那里服务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在1963年秋季,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在武昌县茅店公社红旗大队院子吴村第六小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对农村“四清”有了最初的体验。去甘肃“四清”,是中央统一部署的。学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我从科学讨论会回来后便准备“四清”,开始学文件,学了一个月,学“前十条”,“后十条”,学刘少奇讲话,学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学了一个月的文件,就到甘肃“四清”。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全所大会,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念了决心书。10月30日抵达张掖县城,住进张掖饭店。此后开始一周学习,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在张掖地委参加四清工作培训班后,分配到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还不能做正式工作队员,在工作队内部称为临时工作队员。
  我们所在的乌江公社工作组的组长是甘肃永靖县的县委书记,刘大年是副组长。贾家寨大队工作组的副组长是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生活了八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我们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一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1月,中央有新的文件叫“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现在对“二十三条”批判很多,但当时我们学了“二十三条”后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我们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我们,似乎有点难舍难分。因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是纠正了“桃园经验”的一些偏差。但因为“二十三条”提了“党内走资派”,与后来“文革”中的“党内走资派”联系起来,批判就多了。
  当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后应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我们在张掖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学部领导觉得张掖太苦,要给我们换一个地方,完成劳动锻炼。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家、于口几个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七个月。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男子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我们在黄县县城作劳动锻炼总结时,就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黎澍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个时候批判吴晗,从黎澍的心里来讲,也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一个月,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可能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他也很着急。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祁式潜带队,地点是江西。刘大年参加过,黎澍没有参加。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同志领导的,1963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的中苏谈判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在这期间除了批判吴晗,还批判“三家村”、“青春漫语”。“青春漫语”是在《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执笔者是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那时候,各大报纸大张旗鼓批判“三家村”,学部则在组织批判“青春漫语”。批判的材料都印出来发给我们,各所都开批判会。1966年5月下旬,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署名的,矛头直指杨述及其《青春漫语》。《新建设》编辑部在近代史所张贴大字报,揭发副所长黎澍。5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全所(部分人员在江西“四清”在外)大会,批判《青春漫语》。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发言。发言稿是与刘存宽、韩信夫、张友坤商量后,由我和韩信夫共同起草的。接着,西郊组党分支部决定大家可以写大字报,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贴了出来。
  学部通知1966年6月4日要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和沈庆生到学部大会上发言。正好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一清早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社论。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相当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论点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点名。第二天我就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学部大会上发言,我就想,前一天有社论,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发言,我应不应该回应一下社论。我就在发言稿的最后加写了几句话。当时我把这个发言稿给余绳武同志看,他是我们西郊组的负责人。我问他最后加的这几句话合适不合适,他没有反对,说可以。随后我知道西郊组内有不同意见。后来我还是讲了,因为余绳武是组里的负责人,他同意了。6月4日,学部批判杨述大会在首都剧场举行。学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等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我说,我们一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台下的一些人高呼刘大年下台。哲学所、《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学部党委特别是关山复包庇杨述,把矛头对准学部党委,刘亚克等人上台争夺麦克风。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我们学部文革的正式开始。从这以后,所里的文革也就开始了。其实呢,我发言后就回西郊组了。
  那个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党中央毛主席,有无限崇敬的心情。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在当时被认为比较活跃、比较被人看重的人。加上黎澍同志的接见,在新进所的人中间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我在大学期间要求入党,写过多次申请书。当时中组部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方针是谨慎发展。我虽然积极要求入党,学习是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一直担任班干部。当时三个班将近一百人,年级里有由调干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五年级时,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克服骄傲自满,说在大学没能入党,但会把档案转到工作单位,让我不要泄气。后来到所里,我每次都要检查骄傲自满。进所后,所里对我很重视。不久,组织团支部,我是团支部委员。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就到了西颐宾馆,参加了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
  近代史所的造反和别的单位的造反可能不完全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起来造反的。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开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我们现在讲文革史,通常讲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了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当时报上没有公布过,我们不知道,一般人知道的就是6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6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社论,题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同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史绍宾的长篇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是张际春,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庞大的一个工作组。也给近代史所派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6月15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也没有电话联系,不知道其实质所在是要酝酿什么。后来知道所里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实际上就在底下酝酿,要搞一番名堂。6月15日,近代史所党支部召开全所大会布置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上午部分党支委、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今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在讨论中多数人反对连燎原选入主席团。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会。我们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革命开始了。这次是全所会议第一次公开批判刘大年、黎澍。这就是近代史所的所谓夺权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工作组外,还有学部其他各所人员。
  随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所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开始是四人,后来增加到七人,组长是张德信,他是党员,他还被推选为学部文革小组成员。我、蒋大椿是副组长,还有尹仕德。我管常务。在工作组支持下成立的这个机构就是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机构。这以后就开始批判走资派,当时称为“三反分子”。“三反”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时也简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里当时主要是按照中央,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来抓走资派,我们就确定刘大年、黎澍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新当时在所里没有行政职务,也没有党内职务,所以他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从1966年6月下旬以后,一段时间里多次召开批判刘大年与黎澍的会,好多次是由我主持的。6月15日那个会以后,刘大年同志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在近代史所工作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官僚主义,近代史所有一批年轻人,很能干呀,很有本事啊,所里党支部布置的这些东西,他们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得稀里哗啦。他说姓张的这个人还不错。”今天说到这里,的确很感慨,因为,他没有因为我们把他批了而对我们仇恨,反而觉得这些人还不错。尽管后来我们经常开大会批判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但是刘大年后来始终对我没有这种仇恨的心理。
  7月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所里来,与部分人谈话,揭发黎澍、刘大年、丁守和。7月下旬,张德信和我还到学部文革小组和工作组汇报工作,张际春、林聿时、王瑞琪、吴传启、刘亚克等对所里“文革”有过不少“指示”,特别是林聿时、吴传启对近代史所如何揭发、斗争黎澍、刘大年出了一些“主意”。8月以后,由于在批判工作组问题上产生分歧,学部逐渐产生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中宣部部长陶铸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学部工作组,撤销学部文革领导小组,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学部从此分成两大派。我们近代史所内尽管也有不同意见,但在组织上没有分成派别,近代史所也组织了红卫兵,参加了学部红卫兵联队,称作红卫兵联队近代史所支队,我是支队长。
  “文革”初期,我在所里处理的一个案件,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经历。“四清”回来后,所里适应社会需要成立了“情报组”(主要从事国外学术信息的翻译工作),革命资历很老的祁式潜为组长。“文革”起来后,我成为文革小组负责人。祁式潜仍是组长,当时他是支持“文革小组”的,是支持群众造反的。1966年7月底8月初,社会上传言抓叛徒。8月,我们在所里组织批判工作组。所里有人认为,工作组是支持所“文革小组”的,对“文革小组”有非议,据说祁式潜在其列。8月3日,有人在所里贴大字报,题目是《我们怕什么?》,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走资派,我们不是叛徒,我们怕什么(大意)?这样的话,有影射祁式潜的含意,接着有十几张大字报跟进。8月4日下午,我还召开了各组组长会议,祁参加一半,早早走了。傍晚时西城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你们所祁式潜自杀,我和几位同志赶紧赶到西城区公安局,我们当时很紧张。公安局同志说不要紧张,这几天老有自杀的。我要求去看尸体,公安局不让,说人来到医院时还有一口气,现在断气了,只让我在死亡证明单上签了字。隔天,我接受姜克夫建议,请李宗一将大字报照相了。后来我又去找学部潘梓年汇报。潘当时是学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也说不要紧张,要整理一个材料,往上送。我这才有机会把祁的人事档案调出来,看了他的档案。祁的人事档案很厚,我看了一遍,现在还有点印象。
  祁的妻子叫居瀛棣,她是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祁本人1937年加入中共,资格很老,受党的派遣,在江苏、安徽一带活动,任路东区党委委员,又担任某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大队长,党内职位很高。路东区党委书记是谭震林。1940年左右,刘少奇在这一带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后,刘少奇顺便问起汇报人是哪一年入党,祁见另一人汇报说是一二九运动中入党,怕自己入党晚了脸上不好看,便谎称自己是一二九时期入党的。1940年延安整风,华中局党校也在盐城开办,华中局通知祁去盐城上党校。他看过中央的有关文件,说是敌特打进了我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他一下紧张了,以为自己出了问题,以为他对刘少奇撒谎,刘已记住并查了。他心里焦急,做了十分错误的决定。正好此时他夫人怀孕,他将夫人送到上海待产,此时上海是在汪伪统治下。上海公安局长叫张鸣,也是居正女婿,他接待了祁的妻子。不久后,祁带着勤务员和一部分钱,以到上海采购武器名义跑到上海,以后没有回来。当时中共华中局发了通报,开除祁的党籍。张鸣将祁夫妇送到重庆居正那里。居正知道祁是共产党,把他安排在重庆中央银行当专员。拿干薪,不做事。他毕竟出身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腐败在专员室不免有所议论,经人告密,国民党抓了他。居正出面保他,出资送他去美国上学,他没有去。1943年苏德战场形势明朗,他已经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此时他又想回到中共队伍。他在重庆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悔改,希望回到中共队伍。周派吴克坚找祁谈话,吴跟周汇报,同意他回到党内,派他作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后来他回到江苏上海一带做秘密工作,领导了一批地下电台。这些电台直接同党中央联系,作了贡献。问题出在上海解放时,陈毅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大型招待会,过后,上海报纸报道,将祁列在陈毅以下第三名,原来在华东局工作的人立即跟陈毅反映祁式潜曾经叛党,陈毅命令对他进行立案审查,被软禁。他交待了自己的经历,审查到1953年,此时审查结论基本清楚,他交待周总理派吴克坚跟他谈话,恢复他的党籍。但吴克坚当时也因事系狱,祁的交代无法证实。到1953年,祁被调到北京化工部,任化工部学习委员会主任,在化工部工作了几年。又重新办理入党手续。1959年,化工部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五年之久,1964年,他给范老写信,希望进近代史研究所。后来从张掖回来又到江西“四清”,仍任临时党支部书记。8月4日傍晚,他回到三里河化工宿舍他的家里,在人民日报报头上留了一句话,大意是今晚不回来了,就在附近人定湖湖心岛上喝了敌敌畏,被游人发现,报告了公安局。潘梓年听了汇报后讲共产党员自杀是叛变,应该开除党籍。近代史所党支部开会宣布开除祁式潜党籍。所里组织了大辩论,批判党支委会某些成员的右倾思想,揭出了以祁式潜为首的“三家村”,这一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就明朗化了。祁式潜的妻子居瀛棣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她对祁式潜的自杀很不理解,曾到近代史所贴过大字报,大呼祁式潜死得冤枉,不是自杀,是近代史所杀人。9月28日,我去潘梓年同志家里,谈中宣部转来居瀛棣材料问题。潘老指示:对祁式潜自杀问题,要向陶铸同志和中央写一个报告:肯定自杀,驳斥被杀,这个报告要包括历史问题和现状。10月中旬,我把祁式潜一生经历及在近代史所的表现和自杀前后情况,以及他自杀现场的目击者和公安派出所有关人员的口述材料,写成报告,题为《关于证实祁式潜确系服毒自杀的调查报告》,经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审阅后,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报告送出后,就算了结了这一案件。这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一件大事情。
  因为撤销了学部文革小组,红卫兵联队一派组织了学部联络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近代史所文革小组组长张德信当选为学部联络委员会常委。我们在所里的运动也逐渐转向学部和社会。打派仗多了,所谓斗争“走资派”、“三反分子”就少了。此后,斗争本所的、学部的,以及社会上知名的公认的“三反分子”大会,时不时会召开,都带有派性斗争的性质,都是在所谓抓旗帜、抓斗争大方向的名义下进行。1966年12月,学部联络委员会开会决定,要紧紧抓住运动的大方向,向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开火,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接着学部红卫兵联队联络十三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所谓“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有全国在京四十多个单位共一万七千人出席。周总理支持这个会议,最后决定把陆定一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借给这个会批判。中央文革王力、穆欣出席支持。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及各报记者在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后,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代表第一个发言,此外还有中央高级党校、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大红旗兵团、北京日报红卫兵、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西安地区文艺界造反团、国家科委系统红卫兵等单位发了言。
  1967年春,按照戚本禹要求,历史所和近代史所联合,收集整理刘少奇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资料。傅崇兰主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3月,该资料出版,新华书店发行。4-5月间,接受戚本禹交给的任务,撰写《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与文化部研究室组成写作班子。文化部研究室出面的是金冲及、宋木文等,学部是王戎笙、栾成显、吕景琳和张海鹏,学部方面以张海鹏领队。地点在文化部大楼里。时间大概花了两三周,我们提交的稿子未通过。后来金冲及撰写的文章通过了,8月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7月,学部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发生分裂,以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为核心,反对林聿时、吴传启,组织了揪潘联络站(揪出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王恩宇等的简称),后发展为学部大批判指挥部。这时候,所里也发生分裂,少数人不同意反对潘、吴、林,自己也拉出了一个小组织,继续站在红卫兵联队阵营。
  从1966年6月,到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个组织垮台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这个组织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戚本禹。我们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历史所的傅崇兰,他和戚本禹关系很密切,傅崇兰为此付出了代价,后来坐了七八年牢。20世纪90年代,傅崇兰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心主任。
  回顾起来,“文革”当中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基本上没做出轨的事。当时就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刘大年和黎澍,批判他们,别人我们都没有多触动。所以我们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在我挨整的时候,老替我说好话。我感觉到后来给我说好话的人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荣孟源同志,他是我们所里老一辈,是前辈,早在延安时期就是有名的人物,后来因为划成右派,很坎坷。他家就住在美术馆的后面黄米胡同,他们家住的房子比较宽敞,“文革”初期,街道的红卫兵一下子就冲到他家里去了,那很厉害。我知道以后,就派红卫兵到他家里,用近代史所红卫兵名义,把他的书架全部贴了封条。80年代初,荣孟源说没有近代史所红卫兵那个封条,他家不知要被外面抄多少次,就是因为我们这封条一贴,外面的人一看人家的单位已经作了处理,就不再来了。他说:就是近代史所保护了我,不仅书的安全,而且还有人身安全。所以他们后来也给我说了好话。红卫兵运动期间,我们对金宗英、丁原英等同志也及时提供了保护。金宗英先生的先世是蒙古王公,曾协助清军入关,建立清朝。家里仍保留着先世的遗风。街道红卫兵冲到他的家里,又打又抄,他和他的家人吃了苦头。他给我打电话,要求带着儿子到所里来住,否则,他会被打死。我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带着他的儿子驻在所里一段时间,躲过了风潮才回到家里。他来所,交给所里三十多块外国表。丁原英先生有官商背景,街道红卫兵冲到他家里抄家,要抢他的保险柜,情形紧急。丁原英给我打电话求援。我派人到他家里解救,缓解了他的困难,并且从他家里抬到所里一个大保险柜。我让人把保险柜送到王府井那家懋隆(马可波罗)珠宝店,珠宝店打开保险柜,柜里有金条、美钞和珠宝。按照当时最低估价,珠宝店估了8万元人民币。丁原英还给所里拿来了一手绢散碎金条。董其昉是老干部,他的妻子在北京某工厂工作,可能与厂里关系不恰,厂里红卫兵来到东厂胡同她的家里,强迫剪她的阴阳头,董打来电话,我立即带人赶去,驱走了厂里人,保护了他们家里的安全。
  1968年2月初某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到秦城监狱。学部大批判指挥部头头傅崇兰被学部总队揪到北京卫戍区。我所属的学部大批判指挥部逐渐解体。我和张德信、张显清、孟祥才等数人在外“流亡”数日。经济所吴敬琏数次来给我们分析各高校大字报走势。在北海五龙亭召集同派各所负责人碰头会,交流情况,实际上确认了我们这一派的失败。
  回所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3-4月间,学部总队在西单大木仓教育部大礼堂开批判会,斗争对象是孟祥才和我。与会者挤满了大礼堂,大约千人。孟、张二人被拉到台上接受批判、低头认罪。我们被说成是傅崇兰的黑高参、黑笔杆。
  4月中旬,我请假回到湖北孝感结婚,在孝感干了大约两个月农活。下半年,何重仁、李瑚两位同志邀我参加“文革”中查抄文物的清理工作,跑过北京大学、北京工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这一项工作,到工军宣队进所后,被要求停止。
  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体团”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
  10月,我被强制请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就意味着隔离审查的开始。在这个学习班里,主要是打态度,要打得你低头。大约两周后转进到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三层(或四层),从此失去自由。11月,我开始写交代材料。现在记得所写第一篇交代材料题为《中国向何处去写作缘起》。以后按专案组要求写出多种交代材料,包括1?15抢档案所得档案柜在近代史所存放的材料。这时所写交代材料都是如实回忆的。但是过不了关。在专案组穷凶恶极般、连续三天三夜的车轮战中,我几乎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在精神和精力都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屈服于专案组淫威,“屈打成招”(军宣队新来的负责人张文换副团长曾送我一拳),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专案组采用车轮战、逼供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供、诱供,什么手段都采用了。所谓车轮战,专案组审查被认定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尤其是“骨干”,多人轮番轰炸,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喝令交代问题,日夜不休,连续数日夜,有的被审人三天三夜不能眨眼,甚至有的被审人七天七夜不能睡眠,而专案组人员轮班休息。军宣队里的小战士甚至不止一次说过,你们这些人该枪毙!这样的刑讯逼供,让被审人精神和肉体彻底垮掉,终于逼打成招。他们给我的精神压力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逻辑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拒不交待,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当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自以为无限信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却被打成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不能辩解,在这样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感到无以解脱。再加上在无限高压下,三天三夜不准睡觉,实在熬不过去,只得暂时承认,以观察下一步动静。
  专案组的策略,首先是打垮你的精神支柱,逼你承认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战略部署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军团,学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两套班子,潘吴林王是第一套,傅崇兰、张德信是第二套。这是大前提。我是学部“文革”的过来人,当然知道学部没有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开始我死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专案组以已经确定的傅崇兰、张德信是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头头这个大前提相逼迫,这个班子里难道只有傅崇兰和张德信吗?它下面就没有根根须须吗?你怎么解释你在学部“文革”中的地位?难道你和孟祥才不是傅崇兰、张德信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吗?我在被迫承认大前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况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仅承认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还要承认是骨干分子。我在被迫承认以前,还曾盲目相信傅崇兰、张德信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们瞒着我,从事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我自己被迫承认后,特别是在恢复体力,头脑清醒后,立即明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不仅我不是,傅崇兰、张德信也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既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还要承认是骨干,还要承认是头头,还要交代组织体系,交代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在专案组的不断引诱下,只得发挥想象力,任意编造。交代组织体系,只得按照专案组多次诱供提出的线索,把1967年8月以后,积极参加所里和学部各种活动的人,依与我的关系亲疏,逐一罗织进来。要我交待整周总理黑材料,我开始死不承认。我记得,我只是所里某次会议上,讲到高校大字报倾向时,提到有的大字报攻了周总理。我个人从来没有发表过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但是,在高压下,也不得不招认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我当时的知识有限,说不出党史中周恩来有什么问题,只得尽量回忆以往搞党史的人在闲谈中流露的一星半点故实,加以罗织和编造。我今天敢于说,如果把我当初交代的所谓“黑材料”,晒到阳光下,一定是最没有内容的。我却因为编造了这些,蒙混过关了。此后,专案组对我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今天回想至此,仍感在高压下未能坚持真理,向淫威低头,实在无限惭愧!专案组获得的材料,全部是逼打成招得到的口供,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宁可信口供,不要寻觅证据。我党历史上,从延安整风以来,多次犯此类错误,回想起来,令人不胜唏嘘。
  离开文联大楼后,我还被关在美术馆两个月。1970年5月20日,看守我的同志骑着三轮车把我从美术馆拉到所里,告诉我准备下河南五七干校。5月30日,工宣队员某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陪同的有专案组人员。
  进干校后,我被编入二排八班。分配我的任务是盖房,拿瓦刀砌墙。建房指导是连燎原和刘宝元。砌山墙和窗户发券,是技术难度最高的工作,我和李宗一、石方勤、张友坤经常合作担任此项工作。半年之内,盖了五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
  夏某日,学部军宣队在干校中心点(经济所附近)召开清查大会,宣布给曹振中(近代史所)、王戎笙(历史所)、汤重南(世界史所)、杜伟强(哲学所)等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曹振中、丁守和被送农村交农民监督劳动。
  秋,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成员何重仁来到干校,找我谈话,要我谈清楚1?15抢档案与我有关事实,又要我写材料。我按照本所专案组的要求写了材料。何重仁看过后,用铅笔将其中不实的地方勾去了,要我重抄。我由此体会到中央专案组也许会实事求是一些。
  1971年1月,学部干校离开息县,搬到明港军营。在息县干校,主要精力是体力劳动,建设干校。到明港军营,目的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继续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
  4月下旬,“清查五一六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李新在工军宣队领导下担任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首先办了我的学习班,大约十天。李新每天上午或下午找我谈话,主要谈他的革命经历,谈他从15岁当重庆学联主席闹学潮被开除,步行到延安的经过,谈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谈了十天,谈完了,李新要我谈。我问:“谈什么”?李新说,你谈1?15抢档案。我如实谈了我知道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与抢档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1?15清晨,张德信打来电话,告民族所洪涛和红卫兵联队曹振中组织人抢了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柜,其中有15个柜子无处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随后有人开着卡车拉来15个铁柜。我让他们把15个铁柜分别放到几处屋檐下,没有同意放进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对铁柜加了封条。李新问:“你们用抢来的档案编了什么黑材料”?我答,档案柜是密封的,我们打不开。李新愤怒,说:“你们手下不是有会开铁柜的人吗”?我问“是谁”?他答:某某某。我哑然失笑。我只得直言相告:我们没有动过档案柜,没有开过,当然也没有利用它编过黑材料。李新大怒,甩手走了。我的学习班就这样不欢而散。此后就是批判会。清查运动在息县干校时,主要是追组织。到了明港军营,主要是落实“罪行”。
  此后,军宣队组织各种所内批判会,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批判对象中包括丁守和。记得黎澍发言批判丁守和“卖身投靠”,发言稿在广播中播出。
  夏秋间,同为一个连队的考古所高旗在清查中经受不起高压,在军营厕所自杀。这些,给我们心里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阴影。
  11月,学部军宣队在某范围内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文件,我被允许参加。“五一六分子们”很高兴,大都坚持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统帅”的黑材料,弄得军宣队很尴尬。军宣队倒打一耙,批判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新的黑后台。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无法进行下去。军工宣队允许我的妻子前来明港探亲。
  到了1972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1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之《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抄写相关段落,写了心得。
  7月,我随学部五七干校一起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我作为被监管人员,还受派给几家同事家里修补破损的房屋。当然,我也利用晚上和早晨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和日语广播,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我翻译了大约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
  1973-74年之间,我为了说清自己的问题,写了数万字的材料,回顾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形,带有为自己翻案的性质。我把材料交给了新来的军宣队长李翔副团长。几个月后,他又原封不动地把材料退还给我。这预示着,清查五一六的案子,快要结束了。
  1974年12月工宣队和军宣队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解除对我的审查。审查结论还曾在所里广播。1975年初军宣队通知我说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组。我选择了翻译组,当时还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以为到翻译组后,因为大家都懂各种文字,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种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后来在翻译组待了几个月,那时候运动还在进行中,没有多少时间工作,很难提高外文水平。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组何重仁与龙盛运两位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不要在翻译组耗时间了。后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政治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就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当时的负责人是刘桂五、钱宏、何重仁三位同志。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实际上是批投降主义,组里提出怎样结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贯彻到近代史研究中来。当时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李秀成当时是投降主义,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毛主席“评水浒”的一些道理。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何重仁同志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全心全意地进入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务。
  我实际上用了三个月,两个月时间用来看书,把太平天国的基本史料,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大略看了一遍。我的文章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罗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罗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发表的政论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国,我的文章主要是从观点上针对它们。我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先送请何重仁、钱宏、龙盛运看,他们都感到很满意。最后我还送给刘大年同志看,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过后从结构上对文章作了调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年是怎么样考虑写论文。1975年年底,当时学部领导小组经中央同意,决定要把《历史研究》从国务院科教组拿回来,还是请黎澍先生来做主编。黎澍上任前开过几次座谈会,请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学者来,讨论重新接办《历史研究》,如何做好。所里党总支派我做会议记录,几次座谈会都是由我做记录,然后整理座谈纪要。第二次座谈会散会后,我把我写的文章交给黎澍同志。他说我们正要文章啊,顺手交给了宁可同志,我的这篇文章就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这正是黎澍先生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认为在学术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还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时还在“文革”中,写文章,因为按照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我心里又针对罗思鼎与梁效的那些观点,所以不免带有“文革”时期写文章的风格,而且结尾还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而且有些提法,很快就被李侃、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大学教材(第三版)吸收了,我的文章是1976年发表的,他们在1977年的修订版中把我的文章结论基本吸收进去了,但是“文革”后批“极左”思潮,又把吸收我文章的那部分删去了。其实,在我看来,那是学术研究,不是“极左”。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革”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革”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革”以及“文革”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理想的实现中间是差距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革”十年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975年,所里正式恢复了党总支。在军工宣队安排下,刘大年担任了党总支书记,郭永才是常务副书记,黎澍、李新是副书记。此后,我不仅协助大年做些《中国近代史稿》的工作,还协助刘桂五先生做了一些属于学术秘书范围的事情。也许当时的党总支对我寄予某种期望,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当时党总支决定“开门办所”,要我做一点具体工作。我负责联系到北京郊区南韩继收割麦子(“学农”),到北京内燃机总厂联系参加劳动(“学工”)。那年我还陪同郭永才几次到大连造船厂,向那里的工人理论队伍取经。1976年,我推动与北京二十多家印刷厂职工联合办“七二一大学”,给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并且编写、印发了教材。陪同刘桂五先生到北大历史系、天津历史所调查了解他们开门办学、开门办所的经验。我还参与接待来访外宾的工作。党总支研究某个问题的会议,有时候也通知我去参加,听取我的意见,尽管我还不是党员。“四人帮”被粉碎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也推荐我去出席,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1977年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我再一次受到冲击。“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确处理“文革”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社科院领导小组指定李新同志为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组长。一时间,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张海鹏成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靠边站。全所大会批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给我戴的帽子是三顶:“五一六”一风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我找李新论理:我不是“五一六”,而且“五一六”不是我吹的,是军工宣队吹的,怎么是我的罪名呢?我没有入党,也没有被提干,我怎么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呢?李新告诉我,那是群众发言,哪有那么准确。其实我知道,这些群众发言,都是李新事先审定过的。“清理帮派体系”把我和刘大年先生连在一起,在全所掀起风潮。但是,我那时的了解,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乌烟瘴气,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1978年,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到近代史所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事后我听出席过座谈会的丁名楠先生说,邓力群在会上说,对人还是要厚道一些。这显然是提醒李新注意。我协助刘桂五工作有两年,后来有的人向所里反映,现在所里需要好的研究人才,你们把张海鹏安排到那里恐怕是不合适的。所以后来所里就又把我从学术秘书那里抽出来了,没让我在那里干。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组建了科研处(大体上等同过去的学术秘书),在近代史所也成立了科研处,任命了处长、副处长,我就不与闻其事了。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从事纯粹学术活动的十年黄金时间。
  三.我的学术和事业
  1978年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总起来讲,33年中,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在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1978-1984年出版)和4、5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图片搜集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1984年出版)的编绘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1984年出版)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历史、辛亥革命史、留学生史、皖南事变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了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这些学术论文,如《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略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农民战争》、《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历史和现实:“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研究》、《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一个蹩脚的文字游戏-与王晓波教授商榷“不完全继承的理论”》、《论台海两岸暂时分离的由来--评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简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等,至今读来,尚不觉落伍。这些论文,分别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二本论文集中。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门史、台湾史以及中日关系史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目前正在组织力量进行台湾历史的研究,《台湾简史》已经出版,大约100万字的《台湾史稿》正在进入结项。
  第四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探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贡献了个人的绵薄之力。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文集《张海鹏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之一。这本文集中编入了我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探索与思考。200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在《历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等论文,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这些文章,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我和我的另一学生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作品。我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心得和主张,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和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上。
  在事业方面:
  第一件,我从1988年9月担任副所长,1993年1月担任所长,到2004年7月被免职,有16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在治所方面,投入许多精力。无论是学科的调整与建设、图书馆建设、所刊的建设,都曾有所着力。在治所的经历中,有一点尚可值得提出的,是通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开拓了近代史所的国际学术联系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空间。这一点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也与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关系。在1990年前,近代史所基本上没有以本所名义召开过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召开会议大多以中国史学会名义,近代史所承办。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在我的推动下(那时候所长王庆成先生在美国访问一年),以本所名义召开了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定名为“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名流几乎都应邀出席,台湾学者第一次出席了在大陆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辽宁社科院名义,在沈阳召开了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大会秘书长,是实际的组织者。1992年6月在北京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举办以孙文思想与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联合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1993年1月在北京与美国华人学术团体联合召开了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1月在杭州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孙逸仙与儒家人文精神”学术讨论会。1995年6月,近代史所承办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我任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出席开幕式。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委联合主办。1995年12月,我在珠海主持香港史研究现状与前景学术研讨会。1997年12月,近代史所与香港大学联合在香港举办“香港历史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我作为社长主持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社主办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小汤山举办“1949年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海内外学者80人出席。2000年9月,在顺义区怡生园举办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举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本所与华中师大等在湖北省咸宁市召开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七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8月,本所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中国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任内,差不多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为近代史所与世界各地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以上这些会议的经费,来自于美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大多数是由我来筹措的,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探索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学术研究人才的路子,形成了通过所内青年学术讨论会督促、培养青年学者成长的形式。这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引起了俄罗斯和美国学者的注意和评价。从1999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至今未停。同时推动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从专刊已出各种专著看,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件,组织推动并主持编撰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本所建所之初范文澜所长、刘大年所长一再倡导的出版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的夙愿。范文澜所长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刘大年所长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卷也只写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550万字,是第一本这样篇幅的近代通史,是打通了1919年,起始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所的学术精英,反映了目前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的水平,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好评,2010年12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1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第四件,协助刘大年和白介夫,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成立。1990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提议下,刘大年、白介夫商议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具体组织、策划工作由我承担。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正式成立,刘大年任会长,白介夫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我担任副秘书长。以抗战史学会名义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1991年发行创刊号,以我为主编。2004年,我始辞去这个学会和刊物的一切职务。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对于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1980年,我接受丁名楠先生的委托,在推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方面做过一些工作。1984年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时我担任秘书处常务秘书。1987年,我主动辞职。2007年我被推举为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在这一职务上,推动了2010年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举办。
  第五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1995年中日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国会通过了村山富市首相提出的中日历史研究的计划,中日外交当局之间做了长时间的沟通。我国外交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对日历史研究的窗口,我院尚未定议前,外事局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推动了这一提议的决定。1998年,我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为主任,郭永才、何秉孟为副主任,我也忝列副主任。我还策划推动了十人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是刘大年,1999年底刘大年去世后,我成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在国内实行招标制度,推动了国内抗战史的研究;对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下面成立了日本方面的评议委员会,以著名经济学家隅谷三喜男为座长。中日双方的专家在1998-2003年期间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双方隔年互访,对改善中日学者间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无助益。
  第六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2002年,在李铁映院长、朱佳木副院长大力支持下,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推动了所内和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为台湾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也为服务于祖国统一事业略尽绵薄之力。2004年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名义,召开了多次台湾史学术讨论会,吸引日本和台湾学者与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使台湾史研究中心产生了学术和政治影响。
  第七件,1998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2004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9年4月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推动中国史学会的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申办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目前正在推动在2015年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工作。
  第八件,我从2003年起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在这期间,参与了对高等学校学位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在参与学科目录调整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我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实践
  我从在大学学习,到进研究所工作,包括在文革中接受审查最难过的时候,都曾花时间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给了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基本的信仰,也给了我有关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知识。我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学习到了有关唯物史观的系统的知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的战争》等著作,教给我怎样用唯物史观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我从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学习了毛主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所形成的一系列结论。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学习和理解的程度不一定很好,不一定很深刻,我学到的,理解了的,在我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都努力实践、运用这个理论;或者按照我所理解到的深度,努力去宣传这个理论;或者在我领导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的时候,努力去提倡这个理论。
  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家,或者政治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有人说,唯物史观是教条。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成为教条。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如果你只死死记住那几个条条,那就是教条。如果你在社会实践中领会那个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那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就不是教条,而是活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研究工作的活的指南。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个别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 。通俗地说,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识,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的,是可以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因此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不是不可知的;历史现象是可以理出头绪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历史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网络工具,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一定都要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先后演进,像中国历史,就没有经历过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通常是把1840-1949年期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归入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仅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且努力追索历史过程的本质,把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结合起来。我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历史的思索,都努力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努力体现科学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结合。中国近代史起自晚清,经过民国时期,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连接。中国近代史不仅中国人在关注,欧美、日本等大国都在关注。不仅历史学家在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持有各种意识形态的人都在寻求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就不仅仅是对一般历史进程的解释,好像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解读那样;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道路的认识,对近代历史必然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性的认识。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坚持唯物史观作指导,不坚持科学的方法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我在研究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历史的时候,我在研究孙中山、黄兴等历史人物的时候,我在研究皖南事变历史的时候,我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历史的时候,我在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及其归国运动的时候,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历史的时候,我在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历史的时候,都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以为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符合历史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一文以来,二十多年来,我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结合毛泽东同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那种带有宏观探索和理论思考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论文被广泛转载;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注意,据我所知,在前苏联、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或者被评论,或者被转载。这些论文指出,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要充分估计中国人民,特别是近代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也要恰当评价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在近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进,中国传统社会也开始在走向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总起来说,中国人民只有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才为中国人民自己的真正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
  一些论者试图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取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是不妥当的。对这种研究取向,我明确表明了不同的意见。以上论文分别收集在我的论文集《追求集》(1998年版)、《东厂论史录》(2005年版)中。200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作撰著的学术史专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提出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在我主持编著的一些论著中,我也努力贯彻以上的精神,努力贯彻唯物史观的原则,比如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同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2000年与王忍之同志共同主编的学术性普及读物《百年中国》(共92册),以及2007年出版的由我担任主编的我院重大课题《中国近代通史》中,我都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面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所反映的错误倾向,我曾毫不含糊地展开批评。我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观。我想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995年,我院科研局让我就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动态作一个报告,我在科研局的会议上,就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倾向性问题作了剖析,列举了近些年近代史学界以及报刊所反映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错误观点,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因,科研局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让我将报告整理出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为题,发表在《要报》和《信息专报》上,同时还以这个题目,在院党办主持的会议上,在中央国家机关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年,我还针对一些人试图否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观点,在教育部社科中心和北京市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研讨会上作了发言,那篇发言以《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为题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给与了转载,在北京的高校也产生了好的影响。1996年,我在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不能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发言,也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了。这一年,我还依据以上的认识,完成了《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的论文,阐述了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原则性争论问题。这篇长文先后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并且被多处转载。我还以上述论文为题,在北京市高校工委主持的北京地区高校政治课教师报告会上作了演讲,也产生了积极效果。
  针对我院学者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的观点,我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的评论文章,批驳了这本书中歪曲、诬蔑中国近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的错误言论,指出“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幺?”这篇文章也被多处转载,受到了广泛关注。1998年,我院要报增刊发表了我的《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也是以学术动态的形式,反映我的基本观点的。2003年“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在黄金时间播出长篇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和北京地区的几位学者曾经集会探讨,共同认为这个连续剧的倾向是错误的,并向中央作了反映。我写了《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观众历史知识的错乱》,刊登在我院要报上。这篇短文为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内参》转载,并在网上广泛传播。同时,我还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是一部历史政论剧,而不是历史正剧——关于历史剧《走向共和》的零星感想》,在我院《社科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宣扬什么历史观》的长文,分析这个电视连续剧违背历史事实、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给读者以正确的引导。
  最近的例子,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复刊号上发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广州某大学退休教授在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否定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正确的观点,否定近代中国人的反帝斗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有关部门要求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这一举措在台港以及海外媒体产生强烈反效果。2月下旬,中国青年报约我写稿,评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我本来不赞成那篇文章的错误观点,以完成任务为己任,在一个星期以内完成了写作和修改任务。发表后反映很好。我在文章中除了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具体史实驳斥了对方曲解史料而得出的错误观点,还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具体史实,强调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特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强调唯物史观不可动摇。我在这一部分里指出:“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新华网记者为这篇文章发了摘要通稿。国内的几乎所有网站,国外的几乎所有报纸都作了报道。当天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采访我,认为我的文章很平实,出乎他们的意料。我调查了头三天网民的反应,支持的占到60%,反对的占不到40%。支持的人中,有人对文中提出唯物史观不理解,甚至反感。2006年12月14日我在院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一个网上博克对我强调唯物史观提出了强烈批评。我欢迎读者的批评,我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考虑他们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对此我将乐此不疲,不会松懈。
  2006年电视台播出了《大国崛起》的电视剧,引起人们的关注,评价不一。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九个国家在历史上崛起的经验,意在告诉观众中国要做这样的大国。但是电视剧隐瞒了一个真相:即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对别国的侵略。《大国崛起》的总策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长篇访谈,大谈《大国崛起》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西方人发明了“妥协”的观念,中国人只知道斗争。他说:这部片子将来播放了以后,中国观众要能领会和学会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那两个字就是“妥协”。2007年初,我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学研究》为题,在人民日报著文,简要阐述了我的见解,然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结合英国、欧洲的发展经验,分析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我指出:人类历史,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妥协与斗争,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绝对不是西方只有妥协,中国只有斗争。这就像革命与改良一样,人们往往称赞改良,不喜欢革命。其实,历史上,革命与改良,也往往是历史场景中的两个面。有人以为,革命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完全是误会。少数人的煽动是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恩格斯说:如果不通过革命,就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共产党人是最欢迎的。他说:“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这就是为什么痛恨、反对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可以延缓革命、不能阻止革命的发生的原因,也是欢迎革命的政党和阶级可以推动革命、不能随意制造革命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往往是斗争以后出现妥协,革命以后,会有大规模的改良。国际条约,往往是斗争以后的产物,或者是战争以后的产物。妥协与斗争甚至战争,是紧密相连的。斗争和妥协,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难道西方只有妥协,没有斗争,只有改良,没有革命吗?现代国家的建立,除了“妥协合作的方式”就没有别的了吗?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各国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就是现今的世界,也是既有合作和妥协,也有不合作和不妥协。美国要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联合国斗不过美国,只好妥协。历史的面像,不止一面,往往是两面甚或多面,只说一面,是片面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偏概全,就说不出历史的真相。
  2009年初,人民日报为了深入回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六个为什么”),邀请学者撰写文章,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发展方向等方面阐述六个为什么所提出的问题。我应邀撰写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四个方面,论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关注,网民发表了不少意见和商榷。此后,我应人民日报要求,以回答网民商榷的方式进一步作了阐述。我还就这个问题做了延伸研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长文,进行系统论述。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还应邀以中国史学会名义撰写长篇文章,人民日报在2009年9月1日发表,这篇文章题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这篇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做了对比,从历史坐标、国家的空前统一、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篇文章,中宣部《党建》杂志、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予以转载。
  我还有一个机会直接面对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宣讲唯物史观。台北出版的《历史月刊》,在1998年是创刊十周年,编辑部打电话我,要我给该刊撰文,纪念创刊十周年。我了解到该刊发表我的文章,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从1990年开始与台湾学者接触,1992年5月率团最先赴台出席学术活动,对台湾学者有一定了解。我知道他们一般对我们所说的唯物史观采取不理睬甚至敌视态度。我决定直接向该刊的读者宣讲唯物史观。这年《历史月刊》二月号发表了我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的长文(1.6万字)。我在这篇长文中系统解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这个原理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历史事实,包括帝国主义侵华问题、洋务运动问题、辛亥革命问题、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资产阶级历史作用问题、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问题,等分别给与了解说。其后,中央研究院张玉法院士、该院近代史所前所长陈三井研究员告诉我,台湾地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学者大概都看过了这篇文章。著名的民国史专家蒋永敬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我的文章。1999年,我随同李慎明副院长访问香港科技大学,也以这个题目对该校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们发表了演讲。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大概不会公开接纳我的观点,但是,他们读过了我的文章,不会完全不产生任何影响,迄今未见他们的反驳文章,则是事实。
  五.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
  今年初,山西社科院《晋阳学刊》编辑对我做了一次采访。采访重点涉及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这篇访谈发表在《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这里,把这篇访谈录的部分内容稍作改写,放到这里。
  现在有一个现象,在历史学领域,出现对理论的冷漠、冷淡、淡漠,说重一些是轻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争论,数历史学界的争论做得最好,当时中国古代史领域有所谓“五朵金花”,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争论也很多。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文章,推动了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此后连续好几年,很多学者加入了这次讨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这既涉及到古代史,也涉及到近代史,关于社会形态,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研究,关于洋务运动,长期争论,洋务运动在八十年代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延续五十年代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这个讨论轰轰烈烈,我也参与其中。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这是近代史学界百家争鸣的好现象。
  到九十年代初,争论还有,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的宏观问题的争论,就很少见了。我在199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文章,提出了关于“沉沦”与“上升”方面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在八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论证,但是,这时已经很少有人来和我辩驳了,讨论开展不起来了。九十年代之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转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我发表过文章,在我看来,都是就八十年代那些争论的问题继续进行展开,但是,没能引起讨论。我们的学术界对宏观问题显得有一些淡然。我想,不仅在近代史领域里是这样,在历史学的其他领域里也是这样。如,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虽然开展了一些,也是不能引起学者们广泛的兴趣。
  所以会如此,照我看,与后现代史观的影响有关。后现代史观,就是反对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历史,他们是要用精细的研究来解构宏大叙事。后现代理论是在西方形成的,它有一个好处,它强调一个一个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它不管什么大的背景,不管历史发展规律,就是只关注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它的好处是把与此事有关的史料全搜集在一起来分析,而超出这件事情之外,更大的历史背景,它不关心。
  对后现代主义,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历史研究只有后现代这一种方法,那历史研究真有可能被解构了。我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历史发展重大特点的认识、对历史发展的重大背景的认识,就会淹没在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精细研究之中了。所谓宏大叙事,不是建基于沙滩上的空洞说教,而是建基于史料累积基础上的宏观认识,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道路、方向、规律。今天的学术界,有所谓碎片化研究的现象。比如说,有学者已经指出,现在的社会史研究,大都是在研究吃喝拉撒睡,都是很小的事情。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是不能研究细小的问题,但是,在探讨的时候,要把细小的问题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要不然,就很难说明,为什么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这样的问题。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极其纷繁的。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就是要从复杂和纷繁中理出头绪,看看历史为什么发展到这个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这就是建基于史料累积上的宏大叙事。解构这种宏大叙事,把历史学者的眼光局限于,或者引导到日常生活的细故研究,就会掩蔽人们对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警觉。
  对重大题目,包括宏观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冷淡,在海峡两岸都是这样。我个人今天还是有孤军奋战的感觉。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合作了一篇研究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200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我们最近又合作了一篇《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2011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我们写这些文章,就是想告诉读者,中国近代史领域里,除了大量的实证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参加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那时,我的情绪很饱满,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没有回应,感到孤寂。学术探讨,就是要彼此争辩、反驳。当然不能感情用事。别人的反驳就要促使你思考,他反驳我,他的理由有哪些,需要思考,他的思考也会促进我进一步深入思考。这样就能推动学术的进步。我感到学术界太冷漠。有朋友对我说,你是学术界的领导,我们都是跟着你走。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需要讨论。这说明,大家对宏观问题,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很冷淡。我认为,不能要求历史学界的每一个学者都思考宏观理论问题,但是,应该有一些人在思考这些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给社科院写过内部报告,希望能够重视培养一些战略思想家。这种战略思想家,就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不通晓,特别是他能够提出一些重大的战略思想。但是,大量的学者,还是应该成为“书呆子”,就是要专门读书,要深入各种各样的专题当中去,展开研究。这两类人,国家都是需要的。如果都是书呆子,都是搞专题研究,当国家需要一些战略思想的时候,让谁拿出来呢?战略思想好像是很空洞,但是,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的思考。我的这个意见被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中组部人才工作局收入《专家意见建议》中,供有关领导人参考。
  当然,宏观研究,让年轻的人去做,可能是有困难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成才规律,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数学、物理学,有些很年轻的人,就可能有较大的成就。我们现在发射神舟飞船,指挥部里的人,都很年轻。这说明,自然科学领域里,老一辈人的接力棒已经到了年轻人手中。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是,人文社科领域里的情况,可能不大一样。年轻人主要还是应该积累知识,除了积累书本知识,还应该积累社会知识。研究天下大事,应该增加自身阅历,要增加人生阅历、社会阅历。宏观研究,应该是在中年以后。四十岁之前,还是应该在实证研究上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第一篇宏观研究文章,是在1984年公开发表的,那一年,我45岁。当然,我经过了“文革”十年的那些日子,我是在四十岁才开始搞史学研究的。“文革”前后十三年,我没有看书,没有条件做研究,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积累社会阅历的时代。我在甘肃张掖农村“四清”八个月,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大吕家公社于口大队劳动锻炼七个月,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三个年头,这些活动,增长了我的阅历,在甘肃、山东、河南有四五个年头,这些经验,对于我认识中国的农村,认识中国国情是很有好处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我再研究近代农民战争、近代农村问题,心里就有底了。社会阅历,对历史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宏观问题,战略问题,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兴趣。研究宏观问题,需要看很多书,特别是要看很多马列主义的原著,其他的一些著名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也要看。有了这方面的积累,到了一定时候,你就能够在这方面开辟自己的领域,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有底蕴,不会让人感到都是空话,即使是宏观的东西,你有大量的知识做基础,能够找出足以支撑你的结论的中外历史史实,那就可以取信于人了。宏观的东西,既要以材料取胜,更重要的是,要在材料中建立起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样,也就可以对重大问题,发表方向性、倾向性的意见。年轻学者不适宜做宏观研究,但是,应该有这方面的准备。增加社会阅历,多读理论书籍,就是这方面的准备。社会需要能够进行宏观研究的战略思想家。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是只要看三四十年,而是要看一百年。新千年到来的时候,英国人、欧洲人评选千年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2009年,德国大量发行《资本论》,当然,这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有关系。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对重大的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至今还能够给人以启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管从事什么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哲学研究,这些著作都应该看。这些,能够给予我们开启认识未来的知识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今天再写一本,不可能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今天再重写一本,不太可能了,无法超越。他们的书,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某些精辟的论点,对我们观察中国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的时候,是有启迪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观察社会、解读历史的解剖刀。
  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泽东,最早他看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是在1919年、1920年经常看的书,在延安,他也看了很多马列的书。对于革命家,读马列不一定要很多,看其中最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但是,学问家不同,马列要多读。时代不同了,前人讲过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它,他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说那样的话,有没有道理,讲得周不周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人都可以用的,也是有用的。年青一代的历史学者,还是要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多人说这部书已经过时了。在今天来看,是不是这样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的、腐朽的阶段,这些结论,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但是,列宁对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论证,写得很深刻,对于今天观察世界,还是很有意义的。美国今天不是帝国主义吗?它可能不再有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了,但是,基本特征还是有的,它为所欲为,做世界警察,东方西方都要插手,1989年它把巴拿马的诺列加抓到美国审判,诺列加可能有劣迹,但是,毕竟巴拿马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不能这样来抓人。此外,伊拉克战争,这不是帝国主义,这是什么?今天,从国际政治来说,从国家关系来说,我们是要和美
国搞好关系,但是,学者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要有正确认识。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你是很难否定的。学术研究和对外宣传,不能成为一回事。
  范文澜在延安所做的经学演讲,毛主席也要来听。他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观察经学,和传统的经学家是不一样的。刘大年有非常扎实的经学基础,国学知识,很多古书可以背诵,刘去延安途中,还想的是,国学这套祖宗立国的根本千万别丢了,到了延安,读了《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读了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外国历史的种种新书,才如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就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刘大年先生晚年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但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评近代经学》,这部书对经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有很深刻的点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作的。他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词汇并不多见,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应该结合起来,我们不能说空话。我们近代史所偏重于实证研究与范老有关系,范老自五十年代起就是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后来有人把范老的意思概括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副对联是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概括范老的意思写成的。这副对联的表述,不严谨。板凳要坐十年冷,十年之后还坐不坐?文章不写一句空,有些太绝对了。范老的意思是,做学问,不要想着急于成名,要塌下心来读书。读书人就要坐冷板凳。在近代史所做学问,不要有当官的思想,要当官,你们就出去,不要在近代史所,我在近代史所就是最大的官,也不过就相当于部队里的连长,这有什么意思?在这里,就是要好好读书,他还说过,“要等富贵如浮云”,追求富贵,就很难做好学问了。近代史所就是在范老的影响之下,形成了重实证的传统,大家在搞研究的时候,都会反复搜罗史料,核实史料出处,少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重视史料,这是我们传统史学的一些看家本事,我们并不是要把乾嘉考据全部否定,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论,我们还是应该掌握的。乾嘉考据着眼于具体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事物的联系。《罗尔纲全集》出版,我写了一篇长序。那篇序里说,罗先生以考据见长,是在胡适手下训练出来的,但是,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考据和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比,大不一样,他就能把许多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思考,这就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点,过去的考据,都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考据,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就明白了要联系起来思考。50年代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历史作出的一系列考据,不是一时一事的考据,而是对太平天国的诸多事实联系起来思考,在这一思考下作出的考据就不一样了,它对于揭示太平天国政治的本质,就有新意了。
  中国的学者,当然要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列宁有一篇文章《论青年团的任务》,里面有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必须善于汲取人类的全部知识”,毛泽东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这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经典论断。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取代可以说是一种方向,但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又是历史的进步,它在进步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益的东西,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我们中国传统的学问,当然应该掌握。
  重视宏观研究,增强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是视野很开阔的战略思想家。他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提出冲击反应模式,后来又有人反对,认为应从中国内部找原因。要求从中国内部找原因,这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没有外来侵略,内部的反应是怎么产生的呀?要想彻底否定冲击反应模式,是不容易的。这种模式的提出,是有一种宏观战略思想模式为基础的。
  我们的学者在宏观战略思考方面,确实还有欠缺。我还是提倡年轻的学者应该关注宏观问题、关注战略问题,培养对于宏观理论思考的兴趣。美国人是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的。不仅仅是在历史学领域,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美国人都是很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过去,恩格斯说过,德国的学者特别喜欢建立各种各样的体系。现在是美国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经济霸权,还掌握了学术话语霸权。最近,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原来的七国集团,后来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但是,美国人又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ARICAN),把英文的中国和美国两个单词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他们经常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赶上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要提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模式。青年学者应该有理论兴趣,如果大家都是钻进具体问题里去研究,就不容易突破了。要读大量的理论书籍,要认真思考,这里说的思考,是指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思考,以便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青年学者除了精读马列书籍,还要多读西方社科理论的代表作,都要拿来读,拿来比较,要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相比较,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是很需要的。当然,中国学者在宏观理论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单就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来说,胡绳先生在1954年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涨”(学术界通称“三次革命高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概念,影响了学术研究数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时岳先生提出了“沉沦与上升”模式,我在1998年发表了文章,隔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应了李时岳,我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我的想法是在李时岳的结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李是有思考能力的,“沉沦与上升”模式,是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释模式,我发展了他的了理论,现在,有不少人接受了我的观点。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学者提出的判断模式,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
  研究视角的变化能够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化。由近代史研究向现代史研究转移,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也应该好好研究了。有些研究者把他的研究兴趣向下转移,是正常的。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在做这种转移的工作。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也出现了转移的迹象。

  说晚清史、民国史已经没有什么研究余地了,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民国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晚清史,也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经常有一些学者批评革命史研究模式,有一定道理。我们以前在做革命史研究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从革命史角度来着眼,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前研究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研究这些题目的时候,还可以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着手,探讨一下当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辛亥革命出现的时候,清政府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导致有这些重大事件出来,这些地方还大有研究的必要。我现在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就正研究宣统朝是怎样应对辛亥革命的。我在山东大学还带着一个博士生,他做的是清政府怎样应对义和团运动,从义和团角度来研究,已经不容易说出新的话来了,但是,从清政府的角度来考察,还有出新的可能。
  其实,晚清的很多史料,我们还都没怎么用,包括《谕折汇存》、《平定粤匪方略》,这些史料,我们有多少人好好利用过?我在1988年发表的《湘军在安庆战役中获胜的原因探析》,我写的时候,就是本着这个思想,就是要从清朝的角度来研究。我从《平定粤匪方略》,从曾国藩、胡林翼的集子当中,看他的作为,分析他们如何对待天平天国,如何对待李秀成、陈玉成。清军在安庆战役中获胜了,原因是什么?从《平定粤匪方略》中,可以总结出曾国藩、胡林翼的长处,也能看出太平天国存在的问题,他的失败的必然性在哪里。认识历史,总是要从这一面看,也要从那一面看。所以,我说,晚清史研究还大有可为,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进去。我在三十年前编过一本史料《武昌首义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从湖北省博物馆挖掘的,编了三本,三十年过去了,又有多少人利用过这些史料呢?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晚清的很多史料都已经公布了,但是,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晚清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的。
  我们以前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史,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了60年,从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如果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话,又会有什么新的看法呢?怎样维护社会稳定?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多突发性的问题,甚至有的乡镇,暴动都有啊,这在历史上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就要总结历史经验,看看那时的统治者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太平天国是怎么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地方官都在那里压着,不往上报,等到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了,占领了广西的永安,冲出桂林,朝廷才知道,原来还有个洪秀全,派军队镇压,已经镇压不住了。今天,我们的社会还要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利益纠纷,干群关系,贪污腐败,还有“西化”、“分化”,等等,党和政府,各级干部,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要面对群众,要把矛盾化解。这里就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辛亥革命也是这样,孙中山原来也只是很小的力量,为什么控制不住?从社会治理者的角度来说,研究清朝历史,还有不少可以做的题目。
  至于说到我的专题研究,主要是力图在大背景之下探讨微观问题。像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的谋略处,许多研究武昌起义的论著都在讲,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里面专门有一节是讲谋略处。我考证了谋略处的问题,否定了谋略处的存在。胡绳那部书九十年代末在人民出版社再版,他要我写一篇书评,这篇书评除了正面肯定胡绳著作的大气和理论贡献外,还指出了书中若干具体学术失误。这篇书评曾送请胡绳先生过目。书评在《光明日报》登出时,我批评胡绳的话,都被删掉了。后来全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经过争取,批评胡绳的话还是登出了。这篇考证谋略处的文章,我是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来研讨的。胡绳知道以后,要了文章去看。
  关于黄兴与武昌首义关系的文章,也值得提出来说。我研究了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后,对黄兴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在爱护的前提之下的批评态度。我在1991年11月,接到台湾政治大学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黄兴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之前,我对黄兴,没有多少研究。我翻阅了湖南社科院编的《黄兴集》,这里面有黄兴写给别人的信,他说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派了人到香港去见他,请他回来,黄兴给别人的信中说,我三天没有见他。我就抓住这个“三天没有见他”展开研究与分析。武昌方面要起义了,他们都是基层军官和士兵,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起义的组织者感觉自己号召力不够,他们要请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到武昌来,领导他们,发动起义。来香港联络的,是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天民,黄兴的熟人,但是,黄兴三天没有见他。黄在4.27黄花岗起义之后,情绪十分低落,他当时对革命的前景已经有些失望了,想搞暗杀,对武装起义的成功,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他认为武昌没有能力来发动起义。武昌的来人,反复给他说,武昌起义很快就要发生了,你不去也要发生,去了,你就可以掌握先机。黄兴是两湖学堂出身的人,对武昌情形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同意前往,但又没有马上动身,他想带些钱去武昌,不想空手去,他和南洋、美国联系,但是,到了第十八天,人家也没有给他寄钱,他离开香港经过上海到达武昌,这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黎元洪已经作了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授予他大将军。黄兴把武昌起义的功勋让给了黎元洪,自己失去了掌握武昌首义领袖地位的时机。如果黄兴早来一些,他成了军政府的都督,这之后的革命形势,还会有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具体事件,我由此探讨了黄兴的起义战略、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孙中山的起义战略。黄兴1903年组建华兴会,就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起义战略,就是湖南先起来,其他各省再支持他,这样来发动反清起义。这样的战略,有一定道理。孙中山发动的起义,都在边境,广东、广西、云南,在边境发动起义,事实证明不足以造成对清政府的致命威胁,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的政权。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1910年在上海搞了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在上海主持,当时,武昌也派人去找宋教仁,宋教仁也不认为武昌有这个能力,宋在上海办《民立报》,他一天一篇社论。革命家在革命就要爆发的时候,你是坐在房间里写社论,还是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当中去?宋教仁不来,黄兴也不来,结果领导权落到了黎元洪手中。这篇文章,在台湾政治大学发表时,政治大学历史系林能士教授作为评论人点评,说我的文章,无懈可击。我这篇文章,既有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研究,从细小的问题,上升到孙中山、黄兴、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探讨晚清革命战略的问题。
  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是因为要参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个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会议,准备的。写之前,我找杨奎松讨论,请他提出写作方面的建议。杨奎松拿出他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是关于皖南事变的,说可以利用这篇文章与会。我此前对皖南事变无研究,从头做起,时间不够。我仔细研究了他的文章,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了我的文章,但是,我的观点与杨不一样,不仅观点不一样,我还从新搜集、补充了史料。在文章发表时,我向杨奎松致谢。杨看到后说,致谢的话是多余的,你的文章是你自己写的。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也写了一些看似细小的东西,像皖南事变前线给延安的电报,发报是在几点,延安回应是在几点,我写了细节,有人说细节是关键,我认为,关键时候的细节才是关键,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是关键。我的结论和杨奎松不一样,而且,我引用了他在其他地方发表的观点,对他的提法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我的文章主要是讲皖南事变的善后,结论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军事上要严,政治上要宽,共产党对国民党是反过来,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国民党消灭了新四军主力,讨了便宜,但政治上在全国很被动,所以对共产党政治上宽;共产党丢了新四军主力,政治上斗争很主动,针锋相对,但也注意不放弃团结抗日的旗帜,不要和国民党破裂。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讨的时候,主持人做会议综述,对这个观点很推重,认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我也写过其他一些文章,我的这些专题研究文章,都是从细小的部分入手,上升到比较宏观的境界上去。2010年8月,我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供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洋务运动的,我这里讲的,和国内外学者讲的,都不一样。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常常把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我的这篇文章里提出,洋务运动不应该和明治维新相比较,而应该和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后期的改革相比较,洋务运动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一个阶段,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改革,维新期间,明治政府提出过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举措,这些洋务运动都没有。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开始,但是,1862年到1867年,江户幕府已经开始了改革,引进的西方的枪炮,请来的工程师,比洋务时期还是要多一些,所以,我说,洋务运动只能和幕府时期的改革相比较,这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上。这篇文章,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我应该多写一些,我也有兴趣多写一些,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从事宏观研究是在回应现实的挑战。关于我的宏观研究文章,有一点值得一说。日本的狭间直树教授,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学者的有些文章,很不好懂,文章作者说他的文章是针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而作的,但是读了这些文章,却不知道他究竟针对谁。由于“文革”的影响,八十年代之后,学者写文章争辩,是不点名的,“文革”之前,是点名的。我对狭间说,我的文章,如果针对不同意见,都是点名的,我都是直呼其名,包括胡绳、李时岳、胡滨。
  我之所以要思考一些宏观理论问题,主要是我作为近代史所的所长,应该关注宏观问题,特别是在近代史领域里的各种挑战性的问题,我有责任回应这些挑战。我也常在想,作为近代史所所长,我应该怎样回应这些挑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我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新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出现,是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一大变化。民营经济的力量,比1949年之前,比洋务运动时期,那不知大了多少倍。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这同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更多地进入了中国,这是好事,但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多元、多样、多变”。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自觉去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六.结束语:体会与感悟
  我进入工作单位,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同志领导下工作,不仅读它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在他们弃世前后,我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我在撰写有关范文澜、胡绳、刘大年、吕振羽等前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功绩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这些文章的发表(包括一些网站特别是大学网站的传播),我想对我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有一些好的影响。
  前贤范文澜先生,主张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前贤罗尔纲先生提出先读四十年书,然后再来写文章。这些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必备条件。我甚心向往之。但是我未能做到。现在的时代条件变化了,整个世界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先读四十年书再来做学问的时代氛围不存在了。但是“二冷”精神还是要继承的。社科院要创造一种氛围,让有志成才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出不了学术大师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前进。所以,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软弱无力。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
  但是,我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我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撰写的学术论文,都是努力学习这种方法论,努力实践这种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一直在努力中;当然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学术活动中都要这样去做。
  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我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有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等。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而是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有时候,从现实得到启迪,去研究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有时候,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去观察现实中的问题。在这种研究中,始终要注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但是需要谨慎,因为历史不等于现实。如果把历史和现实混淆在一起,就可能出问题。
  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着《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地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写历史也不能用现实的需要改铸历史。今天我们在搞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框架改写历史是不行的。今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能说历史上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今天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历史书上也去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形象,这是历史书吗?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强调社会稳定,难道我们要在历史书上也强调社会的稳定吗?当然,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某种和谐时期,或者出现过某种稳定时期,这些历史时期如果对历史的前进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也要依据事实做出判断,提出研究结论。总之,研究历史,要依据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不能简单化。
  党中央赋予了中国社科院崇高的地位。中央要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与智囊团。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一种期望,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当然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理论方向。但是,它不能代替学术研究本身。所以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所谓最高殿堂,应是指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要取得最重要的成果,要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趋势。所谓思想库与智囊团,从狭窄方面理解,应是指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事务的决策方面提供对策方案和中央决策所需要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资料。因为社科院不是实际工作部门,在对策上不大可能提供政策上的执行方案,应该是运用学术上的基础,提供宏观思路和发展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实际生活中的对策方案。
  从以上认识来说,我觉得我们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我认为,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换句话说,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争取党和国家的支持,为这个坚强阵地和最高学术殿堂里年轻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合适的条件。

张海鹏

二〇一一年十月

   

  

  2005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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