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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


2013年09月09日 11: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朱 玲 简 介 

  朱玲,女,生于1951年,安徽寿县人。1988年在联邦德国Hohenheim大学农经系取得博士学位;1981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取得硕士学位后,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至今,现任副所长、研究员。她曾任国际农经学会(IAAE)执委和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还曾参加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穷研究小组;目前仍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在农村社会经济制度转型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社区功能补充论;在农村减贫途径的探索中,提出将救济与就业促进相结合、并借助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实现减贫和发展的理念;在卫生经济学研究中,揭示政府在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农民工医疗保障领域的责任缺位问题;在把性别视角引入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用统计模型分析农地分配、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中的性别不平等。她因减贫政策研究,获1993年(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1996年(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因性别分析,获2004年(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因藏区发展研究,获2008年(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主要论著 :

  1.Zhu Ling,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o.2, Vol.26: pp. 229-242.

  2.Zhu Ling,1991.Rural Reform and Peasant Incom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3.Zhu Ling and Jiang Zhongyi, 1993. From brigade to village community: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7, No.4: pp. 441-461.

  4.朱玲、蒋中一:《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

  5.Zhu Ling and Jiang Zhongyi,1995.Yigong-daizhen in China: Labor-intensive Public Works in Poor Area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Vol.13, No.4:pp.349-370.

  6.Zhu Ling, Jiang Zhongyi and Joachim von Braun, 1997. Credit System for the Rural Poor in China,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7.朱玲:《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护评析》,1998,《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第25-36页

  8.朱玲:《救灾与重建》,1999,《经济研究》第4期:第18-26页

  9.朱玲:《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2000,《经济研究》第9期:第34-42页

  10.朱玲:《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2000,《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89-99页

  11.朱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2002 ,《经济学动态》第8期: 第56-60页

  12.朱玲:《西藏经贸改革中的民间投资与产业深化》,2004,《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5-11页

  13.朱玲:《农村人口基本健康保障指标的政策含义》,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第4-12页、第141页

  14.朱玲:《构建竞争性县乡医疗服务供给机制》,2006 ,《管理世界》第6期:第55-62页、第70页

  15.朱玲:《论全球性食品和能源危机的应对策略》,2008,《经济研究》第9期:第22-30页

  16.朱玲:《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时间和职业健康》,2009,《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第133-149页

  17.朱玲、金成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与金融危机应对》,2009,《管理世界》第3期:第63-71页

  18.朱玲:《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迁移工人生计的影响》,2009,《比较》第4期: 第1-15页

  19.朱玲:《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研究》,2010,《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第1-12页

  20.朱玲:《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粮食生产与食品保障》,2010,《经济学动态》第9期:第7-14页

  21.朱玲:《青、甘、滇藏区农牧妇女健康问题的调查》,2010,《管理世界》第10期: 第59-74页

  22.朱玲:《应对极端贫困和边缘化: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2011,《经济学动态》第7期:第27-34页

  学 术 自 传 

  一 求学之路 

  朱玲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父母在陕西煤矿学校分别教授数学、语文和财会,他们勤奋、正直、坦率、诚恳、朴实,深受学生敬重,同时也给了子女良好的家庭熏陶。1966年夏“文革”开始的时候,朱玲还不到15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在席卷全国的“大批判”风潮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她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由于社会动荡而失学。1968年11月,朱玲和十几位正值人生花季的同学一起,到陕西省蒲城县东党公社尧山生产大队当了农民。两年后,蒲城和白水煤矿纳入“大三线建设”项目,她经招工进入陕西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当工人。

  1970-1977年期间,朱玲先是在机修厂当机修钳工,后来做职工子女中学的地理和历史教师。此间她和矿工报的编辑一起,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中外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精读了《资本论》,合作撰写了近23万字的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1990年出版)。1977年底,她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被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录取。

  1978年,朱玲以《资本论》科目满分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从此实现了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梦想。这既得益于西大爱护学生专长且成人之美的古朴校风,又受益于武大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传统。其中,西大何炼成老师在资格审察时对她的考试成绩的认可,武大曾启贤老师在面试中对考生能力的重视,以及经济学前辈于光远先生对《〈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书稿写作的鼓励,都对朱玲的“梦想成真”发挥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1981年,她顺利通过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进入心仪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所领导班子敏锐地预见到中国经济将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转型需要市场经济理论,为此所做的理论准备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前提,而当时最有效率的培养途径是送年轻人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朱玲便是这一决策的众多受益者之一,最初的选派方向是美国。1983年初,教育部通知经济所的留学候选人,如果愿意去联邦德国留学,阿登纳基金会可以提供两年奖学金。而此时若要去美国则遥遥无期。经巫宝三先生、董辅礽老师和唐宗焜老师力荐,朱玲于当年10月由教育部派往联邦德国留学,计划学习消费经济学。

  在联邦德国Mannheim市Goethe学院学习德语期间,朱玲搜寻到唯一有消费经济学专业的学校——Stuttgart市的Hohenheim大学。她到那里去拜见教授,才知道这是一所农业大学。1984年春入学,她听了两三个月的课,方知原来选的专业属于家政系,其中的内容距离中国的现实太远,因而转到农经系。此后她学习了农业企业管理、市场学、发展政策和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并于1985年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师从农业企业管理教授Erwin Reisch先生。不久,Reisch教授担任Hohenheim大学校长,平日里负责朱玲学业的是他的助手Frank Litzka博士。此间朱玲还受益于发展经济学专业的Beatrice Knerr博士及在同一楼层办公的其他同事的帮助。德国同行认真严谨的学术风格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留给她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留学期间,朱玲还结识了先后访德的中国农经界前辈杜润生先生和安希伋先生。在选择学位论文主题和调研方法时,她分别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在Reisch教授的支持下,朱玲确定学位论文以“中国乡村改革和农民收入”为题,并回国在河南省做农户抽样调查。1988年8月,她在Hohenheim大学农经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91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

  二 耕耘岁月 

  自1988年9月完成学业回国,朱玲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聚焦于收入分配、减少贫困、社会保障和乡村发展问题,注重对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追踪调查。她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在搜集和研读已有的文献和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实地访谈和抽样调查,借助专题理论和统计工具,重点分析第一手数据和案例,对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理论阐释,并据此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1992年,朱玲经院所两级学术考核,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此后,她一方面保持与政府机构研究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注重与国内外大学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及时交流。不但将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机构参考,而且能以其具有的中国特色,扩大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自担任研究员以来,她主持了中国社科院院级课题6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个,国家发改委、社保部、卫生部、农业部等部委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德国、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机构的双边合作课题10多个。为此,她每年都要带课题组到贫困边远地区进行数十天的实地考察。此间,她每年还应邀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用英语或德语做演讲人或评论人,这既扩大了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所的学术影响,又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到目前,朱玲作为第一作者,已发表英文专著3部;作为第一作者和第二主笔(或主编),已发表中文专著7部,中文论文100余篇,英文论文10余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检索,1995-2009年期间,近40篇论文和研究报告被国内文摘类刊物转载或摘编。近25年来,一些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有关决策部门产生良好反响的专题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农村经济改革对农户经济安全的影响。1985-1990年,这一研究得到当时中央农研室的支持。主要发现在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在激励农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却也留下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空白;同时,单个农户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她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农民的制度创造,提出关键的应对措施:一是增强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服务功能;二是发挥村庄自治作用:人民公社解体,社区组织可在公共事务方面补充基层政权的部分作用,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的条件下,社区组织还可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部分地补充市场的作用;三是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她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论文中,有两篇分别被英国的《发展研究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0年第2期和《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年第4期采用。

  2、收入不均等问题。这项研究从1985年延续至今,主要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确认显著影响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因素。朱玲在研究中强调,市场经济虽然有可能为人们提供同等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但个人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原本就不同,所以需要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公共服务项目来缓解其不利影响。2009年,她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研究报告《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发表于《管理世界》当年第3期,该报告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s)等摘编。

  3、减贫政策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研究中对贫困群体生存状况的认识,朱玲从1990年起探讨缓解和消除贫穷的有效途径。首先,对“以工代赈”工程的减贫作用,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和营养学交叉研究。采用决策分析模型和基尼系数分解等统计方法,引入营养学家制定的理想膳食评分方案,分析村庄和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确认政策干预对农户的食品保障、收入和财产状况的影响。以此为背景,分析宏观经济改革与实施减贫计划的关系,指出现行扶贫政策的得失。朱玲发表的研究报告《公共工程对乡村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服务的影响》于199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她与农业部同行合作的专著《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于1996年获得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书的英文缩写在英国的《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1995年第4期发表。其次,考察扶贫贷款的运行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和中国乡村社会行之有效的非正规制度,提出改进措施。她撰写的研究报告在《金融研究》1995年第6期和第7期上连载;与农业部和德国Kiel大学同事合作的英文论文,于1997年先后在国际农经学会年会和亚非国家减贫政策研讨会上讨论;专著《为穷人提供贷款》(Credit System for the Rural Poor in China)于1997年由美国的 Nova Science Publishers出版公司出版。

  4、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学分析。1995年,朱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从此将性别视角引入所有研究项目,其中论文《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文章表明,乡村社会现存的对女性的歧视,使得平等分配土地的政策产生性别不平等的结果。2010年,朱玲在《管理世界》第10期发表研究报告《青、甘、滇藏区农牧妇女健康问题调查》。她在调查中发现,藏区农牧妇女面临的疾病威胁多与贫穷相联系。可是,健康服务特别是妇女健康服务,恰恰是藏区发展和扶贫计划实施中的薄弱环节。病弱的农牧家庭主妇不但难以给予全家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照料,而且会因其自身的疾病负担而加深家庭的贫困程度,并且容易造成子女发育不良,进而导致贫穷的代际传递。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云南和甘肃藏区的某些初级卫生保健制度的创新,为其它藏区的政策改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5、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研究农民和农民工健康保障。鉴于疾病负担是导致农户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朱玲从1997年开始带领课题组对此开展研究。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在转型期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和农民工医疗保障领域,政府的责任缺位。在这些研究中,她先后培养了6名博士,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上的《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一文被引用350多次。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她还应邀参加中央办公厅组织的对策咨询会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被当时的新任北京市长采用。

  6、藏族聚居区发展研究。自2000年始,朱玲作为这一院级重大项目的执行负责人,组织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合作,多次深入藏族农牧区调研,每次为期数十天。在课题设计和总报告中,她都强调以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作为评估藏区发展政策的基本尺度;帮助农牧民排除发展障碍的关键,在于针对他们特有的困难,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投资于防灾减灾、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2009年,在统战部为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组织的咨询会上,朱玲应邀报告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此外,她还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和国家重大工程性项目《西藏历史与现实研究》评审委员会委员。

  7、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养老保障。2007-2010年期间,朱玲率领课题组首先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现状做抽样调查;其次,追踪调查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进展的情况;再次,承担国务院交办的“‘十二五’规划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她在《比较》杂志2009年第4期撰文强调,在农民工和城市户籍职工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对二者做无差别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保险关系的属地化特征妨碍劳动力流动并损害缴费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多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于缴费基数下限,实际上承担了较高的费率;女性农民工就业期限短,在同等缴费工资水平上,模拟的养老金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55%左右。基于对“十二五”规划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朱玲在《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撰文指出,中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板块分割状况,使得整个体系既有失公平,又损失效率。公共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公务员“保护过度”,非公共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和农村迁移劳动者“保护不足”。推行新农合、新农保以及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政策,有助于促进社保公平。但地区之间的“福利锦标赛”和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的状况,不利于社保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了向决策机构和公众传递这些信息,朱玲在2009-2010年期间应邀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讲座、全国政协组织的21世纪论坛、社保部组织的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等专题研讨会上作讲演。此外,她还向决策机构提交政策报告。其中有关“新农保”推广措施及制度可持续问题的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

  8、对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推广。1998-2010年期间,朱玲担任分管经济所科研工作的副所长,先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学部执委和经济系主任。她十分关注青年经济学人在研究工作中的困惑。针对这一群体在学习和研究中遭遇的难题,她一是推行研究室和课题组内的导师制,帮助青年学者进入研究领域;二是邀请国内外专家到经济所午餐研讨会讲演,就近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机会;三是举办读书报告会,组织研究室主任轮流报告经济学名著学习心得,激励青年经济学者多读多思多写;四是带头向经济学前辈求教,总结专业学习和研究方法,并以青年经济学者为对象,撰写方法论论文。其中,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三篇论文《经验研究中的关键细节》(2002年第11期)、《文献研究的途径》(2006年第2期)和《实地调查基础之上的研究报告写作》(2007年第1期),被多所高校的经济学教研网页转载,并被一些经济学教师编入课程参考资料。

  三 终身学习理念 

  朱玲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感受到经济学的新进展,从而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学无止境。然而,再读一个学位或时常中断研究工作去进修却不可能。为此,她曾专门请教经济所的赵人伟教授。赵老师建议她,在研究工作中“扬长补短”、“活到老学到老”。这次智慧的点拨令朱玲受益匪浅。她认识到,不可为了图新而学习,而应瞄准自己的研究方向去学习,尤其是选择最适合于改善自己能力的方式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此后,她一方面通过参加短期研讨班学习专题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和自己的研究生们一起学习。基于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她不但收获了“教学相长”的果实,而且在师生交流中升华了对人生的感悟:

  1、作为经济学人,缺少人文精神而只重研究技巧,那是经济学工匠;缺少研究能力和悟性而只重人文精神,那也不是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富有人文精神而又视经济学为生命、同时充满经济学悟性和探索兴趣的人,才有可能因为其真诚的人文关怀,成为胸怀宽阔、视野高远、脚踏实地为公众服务的经济学家。人们常常讨论做学问有几种境界,在具备了经济学基本研究能力之后,是人文精神将学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区分开来。

  2、严谨细致的风格是从每一件小事培养起来的。当交出一篇论文的时候,就把注入了自己风格的产品交了出去。所以,应力求从内容到形式都尽善尽美。生活可以简单,但专业研究必须精益求精。

  3、赚大钱和学术进取很难兼得。钻研学术确实需要衣食无虞,但是若被超出这之上的物质欲望所驱使,那就难以静下心来做学问。

  4、做学问本身就有无穷的乐趣,如果以学术成就博得外界的承认为乐的话,那自己的学问很可能就走到了头。因为外界未必都是做学问的人,如果被这些人的偏好牵着跑,没准就会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学问就危险了。

  5、既要做学问,那就必须又学又问。问谁去?必须与外界交往,而且至少应该维护一个学术社群,也就是research community。如果仅仅是自己钻研,那么在学问上的变化,只是change;与社群的同事展开交流,则为exchange,那才可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为了维护这样的社群,首先就应当想想自己能为这个群体做什么。否则,若因自己的道德行为令人不齿而不被包容,那学问就不可能达到本应达到的深度。

  6、做学问的基本能力不难掌握,可是学问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目标远大、心胸开阔、道德高尚,才有可能使那些并非天才的人做出超越常人的贡献来。这就是道德情操对研究者的影响。

  朱玲

  二〇一一年十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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