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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


2013年09月09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张卓元简介 

  张卓元,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44年9月——1950年7月在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学习;1950年9月——1953年7月在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1954年7月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54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业务专长: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

  主要社会兼职: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价格学(协)会顾问,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与孙尚清、冒天启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4.《张卓元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5.《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6.《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7.《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研究》(与王绍飞共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8.《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9.《新价格模式的建立与市场发育的关系》(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10.《面对发展之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11.《政治经济学大辞典》(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思考》(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14.《论中国所有制改革》(与胡家勇、刘学敏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16.《张卓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7.《张卓元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18.《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与郑海航共同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1.《张卓元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

  学 术 自 传 

  张卓元的经济观 

  张卓元自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至今已有50多个春秋。其间,1983~1993年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从事流通经济研究工作,着重研究中国价格改革问题;1993~1995年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在经济研究所期间,则较多研究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目前已出版专著3部、论文集9部、主编著作10余部,200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他还带出了近40位经济学博士。现在年逾古稀,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张卓元从1993年夏开始,参加过多次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够看到大量的资料,获得许多信息,更好地掌握中国国情,了解中央重大战略、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根据以及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与此同时,还能在工作和讨论过程中,贡献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每起草完一次文件,他都会写文章谈学习心得,宣传文件精神并尽可能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和发挥。在他已发表的文章中,此类文章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下面拟对张卓元50多年来发表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一简要介绍,就教于广大读者和经济学界同仁。

  “文革”前主张“生产价格论”,“文革”中被批判为“大毒草” 

  中国经济学界1963~1965年展开了关于主张和反对“生产价格论”的大讨论,张卓元和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联名(当时用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他支持孙冶方的主张(孙冶方那时没有写出系统性论文,孙冶方的系统性论文形成于1964年8月,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和杨坚白的观点(杨坚白1963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主张生产价格论,但随即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张卓元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一起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生产价格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无视资金运作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的否定“利润”、“资金利润率”概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价格论被诬为主张利润挂帅的“大毒草”。现在看来,生产价格论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和价格体制的一个冲击,一次前哨战,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思想理论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文革”前,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恩格斯早年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不正确的,且后来被恩格斯本人抛弃的陈旧观点。而张卓元则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6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和不同意见展开了指名道姓的争论。他认为,一个商品,它的社会使用价值,亦即效用,不仅是该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制约因素,而且是该商品价值形成的制约因素,这就告诫人们,劳动投入必须是社会有用的,才能是社会必要的。这同效用价值论是不同的,因为决定价值的,归根到底还是劳动。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另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社会的总劳动时间中,也要把必要的比例量,用在不同各类的商品上”是相一致的。另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价值形成而不简单是价值实现的因素。

  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稳健派”代表之一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张卓元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致力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生活重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教授和张卓元主持,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文章,主张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不要企求“一次到位”。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持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认为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在于寻找增长和稳定的最佳结合点。1994年,他曾写文章指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速9.8%,CPI年均上涨率5.7%,说明张卓元的设想与实际还比较接近。因此,他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子。

  主张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张卓元就主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有人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时,他便写文章阐述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1988年,他还在自己的专著《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中明确指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张卓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公有制要着力适应市场经济,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这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伟大创举,是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和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性的最有力证明。在系统研究基础上,他还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若干规律,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 

  国有企业改革是张卓元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多次发表文章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是主张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认为中央企业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尽快改变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一级)仍是国有独资和尚未转为现代公司的状况。二是主张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进展不够快,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成为改革的“瓶颈”。原因之一是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和反对。为推进改革攻坚,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三是主张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他认为,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仍然太多,达11万家,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并分布于一般竞争性领域,需按党的方针加快放开搞活,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行业和领域。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如不加快步伐,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还要提及,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他在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对30年中国国企改革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实现微观经济基础再造;坚持循序渐进,从放权让利到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从明晰产权到国有出资人到位,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步步深入,坚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企求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坚持“抓大放中小”,着力搞好中央企业;坚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坚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债务重组,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坚持把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地上升为理论和提升为法律,指导改革规范进行。

  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探索中国价格改革规律性 

  张卓元在1983~1993年担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期间,主要是研究价格改革及其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有些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一是较早主张价格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方向,认为光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的,必须着力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让价格在市场交换中形成,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结构。影子价格、决策价格体系不能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二是强调价格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认为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经济运行从行政指令为主向市场协调为主转轨的关键。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价格改革顺利推进,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向市场主导型转轨。进入新世纪后,一再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市场化价格改革,指出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三是较早鲜明主张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不失时机地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并同主张向计划单轨制过渡的观点进行争辩。同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工业生产资料供需矛盾缓解,双轨价差已缩小至一倍以内甚至50%以内,并轨条件已经具备,应不失时机地进行并轨。四是初步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包括:价格改革主要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为主到市场定价为主的过渡;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价格水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等等。

  主张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而要完善新体制,就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实践一再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制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加强和健全金融监管;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有赖于改进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赖于政府有效的管理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的推进,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张卓元认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进入新世纪前后,张卓元逐步将一部分精力用于研究和梳理新中国五六十年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并主编了篇幅在四五十万字手著三本,其中自己撰写的部分达三分之一以上。这项工作,拟继续做下去。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很重,还要在一些领域和环节进行改革攻坚;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实现,仍在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还要继续奋斗三十年,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有许多新的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经济学家概括、探索新的规律性。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不断涌现理论创新成果的年代。张卓元愿以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研究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卓元

  二〇一一年十月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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