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绝大部分欧美学者内心深处都为西方民主体制辩护，某些国际关系大理论最核心的一点更是为了证明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性。这些理论带有很强的欧美中心论色彩，有的夸大欧洲历史经验的适用范围，如普遍认为大国崛起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论，有的片面宣扬西方民主体制的和平性，如“民主和平论”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等。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立足于本地传统和现实经验的理论也常常冲击欧美学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张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论，给国际关系学界吹来一股新风。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东亚现实的发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由于拉美国家曾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不少国家也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难以自拔，西方学界转而寻求下一个大对手，将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树立为竞争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萧条再次出现，贫富差距、资本主义各国对市场份额的竞争等也非常突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中国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秩序调整的主要动力之一，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声势巨大。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要同发达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决心要走出一条新路，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既体现对中国历史上发达的战略文化的继承，也是对西方理论局限性的反思，更有对社会主义发展中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反差大的把握。对学者而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系统说明中国发展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既需要提升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素养，更要充实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在理论和现实的互动中打磨出有价值的科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