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理诸如户口、签证等各种证件时，我们都会在职业一栏中填上科研工作者。这填上的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五个字，而是崇高与神圣。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者，外界赋予了我们尊重，我们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必须要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做科研是为什么人。这是我们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是指导我们职业道路的关键，只有知道科研为谁而做，才能确定方向、方法，才能确定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青年学者搞不清这个基本问题，很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犯下错误，最典型的错误有两类。

　　第一类是认为科研仅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说得庸俗一点，科研就是为了赚钱。于是哪个课题的经费多就做哪个，哪家报纸杂志的稿费高就给哪一家写稿子，将金钱报酬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唯一标准。诚然，我们做科研并不是要隔绝市场，拒绝金钱。正确的思路和做法应该是找到一种平衡，让金钱成为科研的辅助和工具，而不是终极目的和唯一目标；应该是有能力利用金钱服务于科研，而不是让金钱奴役科研。

　　这种思想倾向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科研为名。具体表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非常艳羡名人，有了名就有了利，有了名利就符合了传统上对成功的定义；在经济学界，诸多光环萦绕的“经济学家”成为青年学者奋斗的目标。于是，有的青年学者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开始热衷接受媒体的采访，以上电视，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为荣。以此为目标，将自己的研究逐渐导向媒体型方向，将自己定位为媒体评论员角色，将自己的学术水平定位为媒体解读水平。本来青年学者应该是“多看书，少坐台”，而事实上却形成了“多坐台，少看书”的乱象，甚至人与人之间进行攀比。

　　第二类是认为学者搞科研就是要搞纯科研，所谓的纯科研就是科研拒绝任何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干扰。部分极端的学者，也包括某些学术杂志，非纯学术的文章不刊载，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满篇数学公式和模型，但看完不知所云的“高大上”成果。这些成果是技术手段的展览，甚至化为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这种纯学术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科研的确要求学者摒弃杂念，以追求科学真理为终极目标，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共通性，但哲学社会科学也有自身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显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做纯科学，另一方面必须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挂钩，科研成果要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服务。这种服务与科学研究保持独立性并不矛盾，其中的关键仍然是找到平衡，使得科研既服务于社会，又不被特定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性特点要求我们这些社会经验和阅历相对较少的青年学者，必须睁大眼睛，明辨是非，避免被某些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其工具。

　　以上只是没有搞清楚科研为什么人做而导致的问题中的两个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现象，远非全部，要想根除种种不良现象，需要院、所和个人三个层面共同努力。院所两级应给学者创造更为健康的大环境，解决学者的后顾之忧；学者要加强自身学习，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准则，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真正弄清楚为什么人做科研。只有这样，学者才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花园里体现自己的价值，我院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