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获得系统性知识的强烈愿望以及对了解世界的兴趣，工业设计出身的他在硕博阶段跨越到了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进入当时的亚太所，打开了他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新天地——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请他谈谈研究心得与困惑。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中国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近期在进行哪些研究？

　　钟飞腾：我在硕博阶段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交叉性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诞生于英美，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变革的政治动因和政治结果，其历史渊源至少可追溯至17世纪。在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给美国造成的冲击，以及美国如何利用权力和制度调整美日关系。这一阶段的训练和研究确立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倾向，即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东亚与美国作为区域、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问题领域。

　　2009年进入亚太所工作后，转向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训练帮助我较快适应了这种转变，并使我的研究有了一点特色，即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待中国崛起和周边环境的互动。

　　2011年底，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成立后，院里随即安排我推动新成立的大国关系研究室的相关工作。目前的关注点主要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一带一路”的投资环境评估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所在学科有哪些最新的前沿动态？

　　钟飞腾：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崛起推动了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转化问题。从理论发展来看，新增长点在于理解中国的权力属性，准确测度中国的权力，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影响，以及解释中国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持续发展，并壮大为世界性权力的和平进程。

　　第二，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权势转移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变迁加速，新思潮迭出，对外政策走势分化。

　　第三，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推动下，国际问题研究的数量化发展引人注目。全球各类公开的数据库颇多，多数学科都在开展深入挖掘数据的工作，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日益重视利用各类数据，精准度量各类概念，构建可供比较的指标和评估体系，以提升研究的专业化程度。

　　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习到研究，您的研究志趣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有哪些坚持，又有哪些转向？

　　钟飞腾： 大体来讲，我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硕博士阶段的学习和训练，成果体现在我的专著《管理投资自由化》。这一研究是历史、理论与统计的初步尝试，在日后研究中我也试图保持这一特性。

　　第二阶段，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研究中国周边关系。这几年围绕周边与中国外交布局的演化、当代中国的亚洲地缘战略、海洋政策协调与海洋秩序构建以及美国介入中国周边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论文。经过六七年的研究，对中国周边关系有了一定认识，并试图以“发展型安全”来概括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一系列做法。

　　第三阶段，逐步从地区转向全球。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最近总结出“修昔底德陷阱”命题，认为大国崛起必然造成冲突性的国际政治后果。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愿接受这一说法，也迫切需要提出基于当代中国经验的理论，以消除西方某些错误认识的影响。在理论构建中，难题是如何将中国放进去，从本源上构建理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多数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主流理论很少源于中国乃至东亚，也很少关怀中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除了做公共外交工作和政策性解读之外，必须从学理上加以系统说明，影响国际问题的精英舆论。

　　推动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日常科研工作中，您是否遇到过困惑？

　　钟飞腾：刚刚加入到亚太所时，不太懂得什么算是社科院的研究。比如，大学里说的“理论”与我院经常讲的“理论研究”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原因在于，大学里的训练多数是逻辑、概念和知识框架，如果不进行创造性转化，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并产生积极的政策影响。入职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再学习，特别是通过实地调研和研读历史，积累周边国家的国情知识，摸索前人作品中的灵感和思路，才慢慢找到感觉，初步适应工作要求。

　　在社科院做研究，必须努力找准社科院的定位与工作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说，领悟社科院的使命也很重要，目前创新工程统领我院各项工作，新型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必须持续深入学习，才能推动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未来的科研工作，您有怎样的规划和期待？

　　钟飞腾：学者的重要使命是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著作，使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可以产生重大成果的时代。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谓躬逢盛世，需求旺盛。经过前辈们多年的积累，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化和质量有很大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今后一个阶段，一方面要在理论上继续挖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检验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过程中总结的一些概念与判断，另一方面要不断积累和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认识，特别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性。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中国“走出去”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扩展问题领域，延伸区域范围，深入解剖一些案例，总结出理论性成果，并推动完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