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章太炎先生首倡国学，关于国学的讨论至今已达百年之久。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大文化要素，已在学界形成共识。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国学即以儒家学说为骨干，以佛家和道家学说为辅助，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儒释道三学融合为国学，是经过一千多年“三教论衡”才实现的。在千余年的三教论衡中，不仅有求同存异的求证，也有优劣短长的争辩，还有盲目排他的攻讦，其激烈情形一言难尽，有时甚至因关乎存亡而令人惊心动魄。

　　三教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教地位最尊。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经南宋孝宗皇帝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到元代耶律楚材的“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人心”，再到明成祖的“《五经》治天下”，儒学已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成为维系社会架构的道德章法，虽偶尔受到社会改良派的攻击和贬抑，却毫毛无损，其地位始终稳如泰山，无可撼动。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老子和庄子。但道藏形成很晚，且缺乏系统性。除了《老子》和《庄子》，道教还把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各种医书、兵书、方技书、谶纬书等都囊括进来，并大量借用佛经的概念和术语赶造出一批经书。在三教论衡中，道教的这一弱点往往成为遭受攻击的靶子。但道教得地利之便，文化根基自在，虽然难免在论衡中遭遇成败荣辱，却也无伤大体。

　　三教论衡中，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处于天然不利的地位。因此佛教需要有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磨合过程，即一个被认知和吸纳的过程。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汉末以前佛道未分，佛教依附于老子，仅在贵族间流行。三国时期，笮融在江淮一带大造浮屠祠，是中国民间信仰佛教的风向标。而魏晋玄学的兴起，则标志着佛教已为部分士大夫阶层所容受，这是社会精英们融合三教的最初尝试。

　　两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一次传统文化大整合的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三教论衡也随之激烈展开。尤其是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南朝梁武帝崇佛的典型事例，也有北朝两度灭佛的恶性事件，但一部分人融合三教的努力也未曾间断。如宝鸡文理学院刘林魁教授《〈广弘明集〉研究》中所列，刘宋佛教徒宗炳著《明佛伦》，认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南齐道教徒顾欢著《夷夏论》，认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陈末隋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如是等等。他们虽然各有宗教立场和观点取向，但求同存异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他们都是三教和合的思想先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发挥了一定作用。

　　到唐代，中国形成大一统局面，三教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唐代前期三教论衡依旧激烈。以玄奘为首的僧人西行求法的壮举，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精神。佛教僧侣也因此博得国人敬重。加上佛僧往往掌握因明学的辩论技能，三教论衡中常常处于上风，使佛教得以恢弘。

　　如刘林魁教授所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衡为第一阶段，“从隋代到初唐、盛唐，是三教论衡发展的第二阶段……宗教斗争的成分减弱，学术论争的成分增加”。这说明在此前的盛唐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并存的定势已然确立，国学建构已然牢固。佛学在中国立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进取精神，佛学立足的过程即是三教论衡的过程，三教合一的过程即是国学格局形成的过程。

　　此后，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中国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社会动荡伴随着文化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注重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争取尽早融入主流传统，并取三教之所长，为其政权服务。三教经宋明理学而进一步融合，便出现了“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等说法，直到清代，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为思想界多数人所接受。

　　正式提出“国学”的概念，章太炎先生功不可没。他将国学的内容划分为小学、经学、文学、史学等，以思想体系论之，则为儒释道三学。国学的倡行既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伴随着大革命的风潮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但思想先驱们的思考和文化实践并未止步。与康有为提倡尊孔教为国教不同，章太炎提倡全面继承传统文化，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一定益处。事实上，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中学课堂“率有‘国学概论’一课”，其影响之大，其受国民接受的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