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王春燕）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途径研究”结项，最终成果为专题论文集《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途径》。

　　课题组从农民工的个体决策入手，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进行分析，并提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建议。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过程，包括多个环节。研究中，课题组主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时间以及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主线，对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消费和储蓄状况进行了分析。

　　在均值意义上，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并不低于城镇流动人口，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在低端低于城镇流动人口，在高端则高于城镇流动人口。王震认为，这表明，相比于城镇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更加分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感更强，但是距离农村也更远，成为城市社会中最为边缘的群体。

　　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变量；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农民工，他们的就业和收入能力也较高，在城市的实际居住时间以及社会融合度都较高。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从政策角度，可行的政策选择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

　　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依附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研究显示，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农民工对获得城市户籍的意愿降低。研究人员认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民工在城市无法获得与本地居民相等的公共服务。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是绕开户籍制度本身，首先逐步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户籍的功能逐步还原为单一的人口统计。

　　实证研究表明，那些拥有社会保险、在城市拥有住房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最高，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大城市的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田野调查也显示，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服务覆盖到外来流动人口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从政策选择看，应以社区建设为抓手，将社区服务逐步扩展到农民工群体，以居住地为主建立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平台，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王震说。

　　测算显示，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为主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成本，对城市财政而言并不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负担。大部分城市不愿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财政负担，而在于财政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顺。我国以属地化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形成于几乎没有人口流动的计划经济时代，而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属地化管理的机制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研究人员认为，从政策选择上，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规模以及流向，逐步、分项将公共服务的筹资和管理责任上移，实现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全覆盖。以此为基础，建立公共服务筹资和管理责任上移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