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伊始国内的股市汇市动荡，到2017年特朗普冲击、美国TPP“以退为进”，国际经济走势的“故事”被彻底改变，中美博弈外化冲突不断内卷风险，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银行人民币跨境指数CRI显示，人民币国际化已出现阶段性波动回落，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如何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已成为2017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要国家去杠杆、去债务，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从近十年来中国出口额占G20出口总额比重看，始终在10%以上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该比例与人民币在SDR新货币篮子中的比重10.92%相当，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新常态”下继续发挥好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性作用，加紧培育对外竞争新比较优势，切实维护好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足够份额，已日益紧迫！

　　从中国存在的对外竞争力透支风险看，之前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伴随着工业企业盈利削弱和资产负债率提升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新常态”之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并存，加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希望出现的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实现，工业企业营利能力却不断削减，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资金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问题不断累积。汇率的高位运行，透过低迷的实体经济，迫使宏观政策加杠杆，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可贸易程度越高的行业资产负债率也越高，企业的营利能力不断削弱。

　　“新常态”之后人民币是对内升值对外贬值并存，人民币实际汇率开始贬值。从经验事实看，伴随人民币汇率从升值到贬值，中国的准货币与狭义货币之比所代表的宏观货币结构从不断变大也开始降低，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却仍然延续下行趋势。作为非成熟的对外净债权人，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还存在着较明显的主体错配，即对外净资产集中于公共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集中于银行和企业等民间部门。中国从不成熟的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的转型需要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化，而后SDR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着力点在国内，关键是实现“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人民币加入SDR，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应以服务“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升级”为重点，将人民币打造成为“中国创造”支撑的生产性世界货币，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后SDR时代，如何实现人民币汇率动态稳定对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发挥相应作用，并对应于符合自身国民利益和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进而在路径上为完成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强国”下的“中等收入陷阱”超越，仍需理论诠释和政策含义进一步引申。

　　第一，不应忽视2015年“8·11”汇改的重要成果——人民币对美元的“脱钩换锚”，即改变了过去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强正相关，转为像欧元与美元那样的负相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美元名义指数从2015年“8·11”汇改后走势看，呈现中美战略性相依下的“标而不盯”。

　　第二，结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指数月度值，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联。由于贸易条件波动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并会带来福利变化，因此，如果未来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新调整的外部冲击是大概率事件，当前就必须要客观审视我国对外竞争力的真实状况，并且需要对贸易条件恶化所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提前做好相应的对冲准备。

　　第三，鉴于趋势上，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率要领先于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率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呈现负向关联，从风险共担和危机预警的角度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内需提振”双管齐下为对冲未来可能会再次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准备，以实现实际汇率战略贬值与未来相机抉择下名义汇率策略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