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智库形形色色的定义中，我倾向于认同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的定义，即智库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并且主要依此获得支持和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不少人认为，智库的目的就是影响决策。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而且容易误导人，使得智库的知识生产者容易变得急功近利。事实上，智库的存在意义绝非于此。

　　智库是“知识和权力的桥梁”

　　公共政策学者黛安娜·斯通（Diane Stone）将智库的角色总结为三个方面，“智库连结研究与政策”、“智库服务于公共利益”、“智库促进知识积累”。其中，最能显示智库与一般科研机构区别的是第一方面，或者换个说法，智库要做“知识和权力的桥梁”。

　　智库连结研究与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对形成决策的“有效干预人群”进行游说，将其理念传播给他们。根据可能影响决策的群体不同，智库“掮卖”自己思想产品的方式可分为“俘获”政府决策层、对社会精英以及公众展开启蒙。随着世界范围内民主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和知识社会对专业化知识需求的不断扩大，当代智库应更加努力地将自身塑造成思想市场的赢家而非传统形式上的政策供应商和幕后推手。

　　生产与决策间的平衡

　　作为针对决策的“知识掮客”（knowledge brokers），智库需要在保证有效地生产知识和“掮卖”的同时，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然而，智库的知识生产活动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活动存在着某些极难克服的矛盾。

　　首先，是科研与决策二者的知识供求矛盾。一方面，对需求方即决策者来说，他们面对积案盈箱的报告、内参却总感觉欠缺有思想有见地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令智库研究者经常苦恼的是，无法及时把握政策制定者动态的知识消费偏好，或者待价而沽的研究成果总是得不到决策者的青睐。为了应对这一矛盾，智库需要及时回收、合成思想，把高深的学术成果重新演绎成简洁明了的“话语片段”，有时甚至不惜采用媒体化的表述方式，以普及思想并吸引眼球。由于评价体系有自身优势，所以在组织思想的重新合成和演绎方面，智库显得更加有效率。当然，这样的工作有时不免在“科研至上”的学术共同体中遭遇尴尬。

　　其次，为了提高推销知识的效率，当代智库的管理者更加重视建立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网络，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来促进公务员、决策者、商界精英、媒体人士和学者之间的沟通，并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兜售”给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有效干预人群。或者说，对于智库而言，提升知识品质和加强社会资本二者不可偏废。有时，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的研究显示，对于提高决策影响力而言，政策研究者的社会交往能力比知识产品质量有着更大的意义。

　　知识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冲突

　　公众影响力是智库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也是智库为了实现影响决策而常常借助的力量，即通过影响大众舆论来促使政府议程和决策的变动。里奇和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E. Abel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喜欢援引的智库在决策者那里不见得有同样的影响力，媒体和决策者对于智库成果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即便如此，智库在争取生存资源的时候，“公众关注度”总是一张不错的牌，因为智库除了服务决策之外还可以打出“服务公共利益”的旗号。而且，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面对决策过程的“黑箱化”，谁又确信公众舆论丝毫不会干预决策呢？因此，虽然自知公众影响和决策影响不是一回事，智库也不会放弃利用各类媒体扩展其公众影响力的努力。在资源和精力有限的双重制约下，更重视公众影响还是决策影响，成为智库的知识生产者和管理者始终将要面对的另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也凸显了智库既要生产又要“掮卖”知识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提示人们思考二者之间的张斥力，即智库研究学者托马斯·梅德维茨（Thomas Medvetz）所说的“知识的信誉”与“世俗的权力”（或者说知识权威和世俗权威）之间的永恒冲突。

　　所谓知识信誉或者知识权威，不仅意味着真理和追求真理过程的客观性，同时，它还代表了贝淡宁（Daniel A. Bell）所说的知识社会中理性知识的“中轴地位”，或者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在《知识社会》一书中所说的“传统的或非理性的信念被导致社会行为更加合理化的那种理性知识所超越”。而如前所述，智库面对的世俗权威实际上又分成决策者和公众（媒体）两种类型。这意味着知识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冲突也存在两大基本形式。在我看来，一切围绕智库及其知识生产所展开的争辩、质疑，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最终都指向上述矛盾。

　　知识市场化对知识生产进程构成挑战

　　作为现代社会一个独特的知识生产部门，智库的知识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职业化和产业化的色彩，并且这一趋势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强。正如西方的智库观察者所观察到的：智库产业的蓬勃发展和资源竞争的加剧，使得这一行业的知识生产活动中的扁平化、跨界化、契约化、生产周期加速化以及注意力频繁转移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结果之一，便是对栖身于智库组织同时以传统方式从事研究的知识生产者带来角色和认同的挑战。他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改变自身，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满足社会对实用型知识的需要。

　　对于智库，还有一个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智库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决策？我认为，任何试图量化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的尝试都会面临尴尬。就像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所说的，“在公共政策这方面，像DNA测试那样能有相当把握说出比例（谁贡献了多少）几乎是不可能的”。智库对决策的影响过程深嵌在多元、复杂的“知识—权力”的社会网络中，这一过程充满了变量。对此，智库的管理者和领航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把握了决策“黑箱”的全部奥秘。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在西方国家乃至中国本土所发生的智库转变，都有着客观的根据和内在的发展逻辑。不同的是，西方国家智库所发生的变化是其智库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的微调，而对于中国的智库及其从业人员来说，这可能是巨变。他们一方面要学会适应生态复杂的决策民主化过程，一方面又要适应知识市场化和商业化对知识生产进程构成的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