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高丙中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我加入了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开始以美国社会及文化作为我的研究对象。

　　2006年夏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为我提供了到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生的机会，我的美国调查得以成行。随后在朋友James Katekaru先生和Edna Mote女士的帮助下，我开始在加州中海岸一个我称之为“悠然城”的小镇进行为期一年的民族志调查。

　　在“悠然城”住下没多久，我偶然得知，市民们曾在2005年投票反对市议会已经同意了的私人农场改建方案，而农场的主人又在2006年春天收集了足够的签名，要求再次投票表决。根据法律，选民将于11月再次投票。私人财产的神圣性在美国难道不是不言自明的吗？为什么一块私人土地的命运还要受到公众意见的左右？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与农场相关的投票活动就成了我观察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土地是私人财产，但当土地变更用途影响到周围其他人时，市民便有权参与对土地用途的决议。我对该事件的初步分析是：这是一个以私人财产为起点，以探讨公共利益为旨趣的社会事件。对投票事件的初步分析，以及其中蕴含的“群己权界” 的理念，激发了我研究的兴趣。

　　综合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包括家庭生活、个人信仰与教会生活、社团生活、地方自治等在内的其他材料，我决定以个人主义为线索，讨论个人主义如何体现在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经验与社会生活中。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推崇个人主义的社会。整个民族志的内容其实是希望把暗含栖居于“个人”背后的“社会”呈现出来。换言之，我希望用民族志的方法和文本来弥补抽象概念所不能完整揭示的社会生活。

　　我之所以选择个人主义为主题，也受到了相关文献的启发。个人主义所导致的倒退，根源正在于个人主义潜藏着蜕化为利己主义的危险。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与他的合作者沿袭托克维尔的观点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思考生活的第一语言。作为社群主义者，贝拉要寻找一种道德语言来超越激进的个人主义。他们的研究与其说是批评个人主义本身，勿宁说是批评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个人主义深刻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具有不容忽视的道德意义，又可能走向非道德的一面。我感兴趣的是在社区案例的基础上具体理解个人主义为何、如何是道德的，又为何、如何是不道德的。

　　人类学学者时常怀有“绕道他者来理解自我”的情怀，我亦不例外。在当代中国，自个人主义译介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些曲解与文化误读。这些误读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个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忘记了其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的冲击下，个人面临或已经滑向自我中心主义。虽然自我中心主义不能涵盖当代中国个体身上体现出的复杂的道德面貌，但却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变迁与道德观念的协调问题。

　　民族志研究再次从经验上支持了前人已经指出的观点，即基督教在孕育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遏制个人主义的无限蔓延。由此也表明，个人主义蕴含的道德要素能否稳定持久，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它能否从文化传统中汲取伦理资源。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在民族志中尝试理解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个人主义，尝试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宏观的经典问题，所做的无非是以社区层面的经验叙述再次表明前人早已提出的观点。

　　每个社会在呈现自身、阐述自己的价值，乃至表述自己的梦想时，总会以另一个社会及其价值作为参照。在“凝视”美国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社会充满复杂性。诚然，以美国为镜反观中国须避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简单化和浪漫化的做法。如此既需要对美国社会的异质性与多元性及其政治经济状况有更为深刻的把握，也需要与美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进行对话。最终，如何在地方性场景中认识真实而复杂的美国，并将这些认识转化为有益于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现代历程的知识，既有待我们继续开展有民族志深度的研究，亦要求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并在学术共同体的讨论与批评中超越零散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