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结束、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曾经以“文明冲突”论引起广泛讨论的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中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世界体系”中，区域发展由于历史及现实条件造成的不平衡，使得表面上似乎“世界是平的”，实际上却有着“融入”和“边缘化”的两种趋势，一方面，不断将之前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国家与地区融入到这种全球资本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给予融入的国家与地区安排具有等级性的空间位置。这就使得全球化势力与本土文化之间交叉有着四种可能的后果：由全球化的文化取代地区文化，即某种地方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性和地区性文化共存，两者没有任何意义重大的结合；全球性普遍一致文化与特殊的本土文化结合，很大程度是地方文化为了适应全球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构性变迁；强大的地区反应拒绝全球性文化，即所谓原教旨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

　　国家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竞争已进入到主要以文化“软实力”为主的时代。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与科技角逐等表面化的竞争方式相比，隐性的文化安全迫切性也日益为学者们所关注。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

　　中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有着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即往往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少数民族一旦认同了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便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一分子。同时，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整体的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营养，丰富其内涵与外延。但是，当前中国民族文化在转型中也面临着挑战。这其中有政治、经济、人口、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包括文化交流与沟通不足等。文化遗产面临流失的困境，文化现场呈现多变的可能性，信息安全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多民族文化在文化安全中具有重要的建设功能，尤其在面对边疆民族文化与宗教问题的挑战时，多民族文化可以发挥继承传统、加强交流、推动文化创新、维护边疆统一、促进核心价值的塑造、建构国家认同的多方面作用。由此，重新梳理与传承多民族文化的遗产成为构建文化安全的重要一环。

　　现代中国意义上的各民族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基础上经过识别与认定而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学习苏联又结合本土实际的实践，从最初的“民族自决”到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经过民族调查与识别，确立了现有55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这是一个“赋权”的过程，使少数民族民众获得了“人民”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政治协商、民主平等、历史公正、主体承认的政治创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产物。

　　塑造民族文化认同与建构国家共同体，是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必需手段，其共同方法之一就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兰格（Terence Ranger）所谓的“发明传统” ，即从民族历史和文化中拣选、提取、重塑一种共享资源。不过，在新的历史哲学转型中，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暧昧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是通过对于历史的书写（叙事）而来。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大一统”的遗产。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经历了数次兄弟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入侵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华民族”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中国境内各民族交往融合的久远传统之上。狭隘民族主义的常用话语策略是追溯历史仇恨、夸张现实民族差异，以此来强化族群认同的策略。但是，歪曲真实本相绝非其民族之福。

　　如何树立文化价值，保护文化利益，弘扬文化主权，提升文化权力，增进文化实力，加强文化吸收与输出能力，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立足于文化的复杂性，直面多民族文化差异，从民族与民间继承遗产，汲取营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多民族文化和谐互动、共生共荣的角度提炼具有本土气象的理论，才能达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发挥民族凝聚力、培育民族自信心、增强全民族文化免疫力的目标。让文化成为“共享”的资源，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千灯互照、光光相应的和谐共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