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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所郭静:西方“国家脆弱性”研究现状及局限


2017年07月26日 09:41    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6日第1256期     作者:郭静

  国家的“脆弱性”研究,在“9·11”事件后,为新的国际形势和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需求所推动,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研究热点。十多年来,国家“脆弱性”研究成果为全球治理和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发现给国家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资料。随着我国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大幅提升,提高对“脆弱国家”的辨识力,对于应对风险、维护经济安全、提升合作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辨识国家“脆弱性”的现实动力

  国家脆弱性是指国家能力或正当性虚弱,无法满足国民的基本需要和期待,无力抵御自然、社会、安全等领域内外风险的状态。脆弱性是国家内在矛盾性的表现,“虚弱国家”等现象成为一个全球和地区性意义的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际组织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9·11”事件后,反恐和反恐战争的需要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西方社会进入了全面、系统地评估辨识全球国家“脆弱性”的新阶段。美、英、澳、加、德等国家政府,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独立研究机构都在发布全球性“脆弱国家”评估报告。

  辨识国家“脆弱性”作为西方社会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预防、控制和减弱国家衰败造成的破坏。“脆弱国家”较差的国家治理状况,使那些严重危害本国国民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会“溢出”危害到周边国家甚至更多国家。二是引导和整合国际援助资源,改善“脆弱国家”治理能力。弥补和扭转国家的“脆弱性”,促使这些国家功能正常运行,是防范和化解国家衰败破坏性的治本之策。而形成对于国家“脆弱性”及其程度的共识,是协调各方行动的基础。三是评估和援助他国,既打造了国际话语权,也能够遮蔽评估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其国际认同度。

  大数据分析发挥预测功能

  21世纪的国家“脆弱性”研究具有鲜明的智库研究特点,参与研究的主体多元、研究成果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供给反馈机制。目前,开展“脆弱国家”研究的机构,多数采取了从国家的权威性正当性、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等领域多因素指数综合评估方法,建立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安全环境状况和法治、政治制度等指标为主的覆盖全球国家的评估体系。各机构指标体系的目标功能有所差异,如以发展、冲突、稳定等不同内容为主题,为此评估的指标筛选、归类方法和参数设置各异,但是评估的结果大体相似,区别在于国家排名的微小差异及其“脆弱性”因素的定性定量。

  评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综合数据指数法。由于评估涉及因素和领域较多,有些因素无法数据化,评估体系定量与定性数据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以国际组织和权威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性统计数据和评估数据为数据来源,按照国家覆盖率,数据质量包括权威性、更新频度和滞后度、稳健性等,代表性和相关性等筛选指标,设定参数,辨识国家多方面的“脆弱性”。二是舆情“大数据”分析方法。传统数据统计分析的滞后性,不影响评估长期趋势,但不能较好满足评估的“预测功能”需要。美国2013年建立了“危机早期预警集成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分析6000多种媒体报道信息,通过解读过去25年的危机与媒体报道的关联性建立80多种危机发展模型,通过社交媒体数据测量大众态度和议题参与度,与上述指数评估结果相结合,危机预测质量显著提升,包括危机发展演化的阶段步骤、早期转折点、不同阶段的参与者和关键时间节点等,都成为可预测的内容。

  既有研究表明:从政治方面看,国家的脆弱性与民主程度、自由度并没有线性相关性,但“脆弱国家”的公共服务能力较低;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发展水平低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脆弱性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脆弱性的相关性也不高,但“脆弱国家”的经济水平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而人口与环境压力大于平均水平;从社会方面看,脆弱国家并不必然存在大规模暴力冲突。

  反思国家“脆弱性”评估

  西方社会的国家“脆弱性”评估,实质是对国家运转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个观察视角。国家是一个复杂政治系统,以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理论挑战性,即便是在研究技术和工具已经突飞猛进的“大数据”时代。自国家“脆弱性”评估开展以来,便引起诸多争论和批评,因此,指出国家“脆弱性”评估的失误和不足,可为更科学全面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第一,描述“脆弱性”的症状不足以找到有效解决方法。目前的评估体系采用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安全形势、法治状况等国家治理的结果性指标,均是国家治理的症状性指标,描述和呈现的是国家“脆弱性”的程度,而缺乏探究国家治理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回答造成各类“脆弱性”的真正原因,不足以据此找到应对之策。

  第二,低估了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始终面临着多种内外矛盾。国民的政治认同度,对于国家能否处理各类矛盾和危机,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不同国家政治认同的内容形式,具有较强的差异性,目前难以做到同质性的测量。因此目前大多数评估出于“工具理性”,低估或者忽略了政治认同因素,导致“脆弱国家”评估存在较大偏差。

  第三,指数排名方式,抹掉了不同类型“脆弱国家”的本质性差异。目前大多数评估体系以指数排名方式呈现研究结果,其实际意义一是以“一把尺子”的科学方法塑造研究的“客观性”;二是可以进行数理分析,发现其规律性。对于国际合作政策制定者来说,为适应指数方法而进行“标准化”处理所搁置或抛弃的定性和分类分析,可能更有参考价值。“稳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脆弱国家各有其原因”,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标准化”方案低效甚至无效。

  第四,忽视或误读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评估体系偏好采用发达国家表现优异的指标,如新生儿死亡率、人均收入水平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指标大多不尽如人意,但是这些指标与“脆弱性”并没有直接关系。此外,对比“脆弱国家”排名和国际援助分布及其效果发现,国际援助没有向“脆弱国家”集中,“脆弱国家”得到的国际援助相对少且不稳定;用于提高“脆弱国家”国家能力的援助相对更有效,而用于改善国家权威性和正当性的援助,效果较差;随着国家脆弱性的提高,援助的效用呈下降态势。这显示出,最脆弱的国家是缺少援助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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