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的烟云已成过去，但历史的记忆不应忘记。我试图通过对甲午战前中日两国思潮的内容和发生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早期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甲午战前，中国代表性的思潮是由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的系列理论主张，代表性学者有冯桂芬、郑观应和王韬，他们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魏源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最著名的主张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提倡学习西洋技术的重要性，编撰有《海国图志》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和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冯桂芬继承了魏源的经世致用传统，在其名著《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肯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主张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倡导“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指导思想。洋务派深受冯桂芬的思想理论影响，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将其主张奉为圭臬。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的理论家之一，首次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著有《盛世危言》一书，提出“富强救国”的主张，提倡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并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重视翻译西学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领域，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王韬也是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之一，在《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系列政论中，首度提出“变法”口号，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早23年。康、梁等人的变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王韬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王韬是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行者。

　　上述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的各种主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大部分主张并未为清政府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的洋务派所接受，并未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具体实施。

　　“脱亚论”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甲午战前，在日本出现了两种代表性思潮，其一是“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被称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渝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社论，提出“脱亚入欧”主张。“脱亚论”反映了包括福泽在内的日本民间人士对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衰退和对支持的朝鲜改革派下台的不满。“脱亚入欧”主张继承了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的“得失互偿”的观点，主张在与欧美交好的同时，失之于欧美者，得之于邻国。在社论中，福泽首先认为“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然国民之精神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接着指出日本邻国的中国和朝鲜“遇今文明东渐之风潮，绝无可以维持其独立之道”，由于其“不仅于我日本毫无帮助，以西洋文明人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命令我日本”。他最后宣称“为今日谋，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处理之”，并将中朝两国比喻为恶友，认为“与恶友交善者不免同受恶名，吾等衷心谢绝东亚之恶友也”。

　　从实践来看，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论”与明治政府已经或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契合的，日本政府一方面谋求与欧美诸国修改条约并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强迫朝鲜与日本签订和欧美各国一样的不平等条约。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以扩充军备为手段，逐渐走上了侵略邻国的道路。福泽的“脱亚论”为甲午之战从客观上作了宣传鼓动作用，特别是其将甲午战争定位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可以说是对其“脱亚论”的最好诠释。在战争期间，福泽渝吉宣扬甲午战争是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的战争，目的是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将侵略战争正当化，掩盖战争的真实目的而想出来的诡辩之词。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控制朝鲜，以此作为向大陆扩张的跳板，进而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日本强迫中国承认所谓的朝鲜独立，实际上是为其控制朝鲜提供便利，割让辽东半岛更表明其大陆扩张的野心。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论”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其二是大亚细亚主义，代表性学者是樽井藤吉，其在1893年写成《大东合邦论》一书。他提出日本应和朝鲜对等合并，建立“大东联邦”，并与清朝结盟，联合对抗西方列强。樽井藤吉提出的“大东合邦论”，与福泽渝吉的“脱亚论”针锋相对，但这种思潮未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

　　中日出现不同思潮的原因

　　中日出现这种不同思潮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当时中国正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受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冲击，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变法图存的维新主张，虽然在知识分子阶层影响较大，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因循守旧，不会进行任何危及自身统治基础的变革，自然不会接受这种变法维新的主张。而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武力扩张成为日本的两大对外目标，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论”正好迎合甚至引导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舆论。其次，日本人自古尚武风气较浓，武士道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在军人和民间思想家中影响很广。中国人崇尚和平，没有扩张的基因，缺乏向外扩张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