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视野审视65年来的中国道路，有诸多问题值得回顾和反思。如何看待中国道路这一提法和实践，对于中国道路我们应有什么样的自信？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什么关系？65年来，我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在国际学界处于什么地位？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

　　中国道路是人类文化的结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撰文《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文中谈了您对中国大国之路起点的看法。

　　王建朗：那是一篇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变迁的文章。文中所说大国的概念，不是自然与地理概念，而是指政治大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大国的政治标志。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中国这个大国有许多名不副实的地方。所以，我只把它视为大国之路的起点，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这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努力的过程，从“一边倒”外交到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从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积蓄了一个大国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理念，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道路的？

　　王建朗：中国道路，首先在于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适应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在其中发挥着显见的或潜在的重要影响。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没有两个民族的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提法和实践，应有充分自信。

　　中国道路，又是汲取了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道路。从本质上说，中国道路是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还汲取了当今世界各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中国道路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开放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容纳了世界各国优秀成果，您对“开放性”有什么看法？

　　王建朗：当今世界，任何闭关自守式的道路都不可能通向成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对他国道路的羡慕、崇拜、借鉴甚至模仿，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不必讳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羡慕过也模仿过苏联模式，但觉察到其弊病后，进行了适度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羡慕过西方模式的高效，但也很快看到其弊病，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中国能够出现今天这样蓬勃发展的局面，缘于我们的开放，缘于我们对开放的自信。

　　当前，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媚外”与“仇外”都不可取，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那些对西方一味崇拜的人，那些认为西方一无是处的人，恰恰对西方所知甚少，因不了解而迷信，或因不了解而仇恨。

　　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建朗：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社会发展不断向学术研究提出新的命题，无论赞成与否，社会热点与需求总是要反映到学术研究中来；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成果既有迎合于社会的，也有领先于社会的，那些领先于社会的成果，常常会成为若干年后的社会认识，推动社会发展。

　　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否，又常常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有莫大关联。65年来，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建立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探索也一直贯穿于学术发展史。当社会探索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曲折；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到近代史研究这一学科而言，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王建朗：近代史研究的推进与共和国的发展进程呈现极大的同步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前辈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近代史，形成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的基本学科体系。当然，这一体系中也存在过于教条的弊端。

　　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的教条化和单线条倾向得到纠正，研究领域大为开阔，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迭出；基础较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有了极大发展；以往几近空白的人口史、灾荒史、概念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近代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史研究中，许多问题都存在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王建朗：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关于这一点，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尽管两种范式的论争并没有结束，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是多视角、全方位的，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王建朗：如果说，我们过去确实在某些方面与海外学界有不小差距的话，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消失。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无疑已居于中心地位，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尽管研究中仍然有一些不足，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在不断吸收各国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基础上，我们对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世界胸怀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