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普及考古知识 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2014年，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学辞典《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大辞典是迄今内容最丰富的中国考古学辞典。为什么要编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在编撰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难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要编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考古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于20世纪初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命名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基本涵盖全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还产生了大量概念、术语。如此丰富的考古材料，如此众多的古代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如此繁多的考古学名词术语，不仅考古学以外从事古代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学者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难以掌握，就是考古学家本身，也往往由于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而难以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因此，迫切需要一部能对中国考古学的丰富资料和知识做全面总结和科学阐释的大辞典。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出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普及考古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需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么想到要编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
王巍：编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是我和中国考古学界多年来的夙愿。
中国应当有一部自己的考古学大辞典——这个想法我在1987—1990年赴日留学期间就产生了。那时的日本，基本建设考古方兴未艾，民众对考古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种普及考古知识的讲座、学术交流的研讨会和论坛以及介绍考古学最新成果的通俗读物数不胜数，与考古学有关的辞书，如《考古学辞典》、《考古学事典》、《古坟时代小词典》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看到这种情景，我很受触动。我想：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遗址比日本多得多，古代遗存所反映的文明程度也比日本高得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一部考古学大辞典，真是既汗颜又遗憾呀！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能出一部自己的考古学大辞典该多好呀！我想我的上述想法也是中国广大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实现我的这个夙愿的机会在八年前终于出现了。记得是在2007年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存良先生来到我们所，他希望我能够组织力量编辑一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这和我多年前的愿望不谋而合，我欣然应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过程是怎样的？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巍：编撰一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说起来容易，而一旦真正着手编撰，才意识到实在是很不容易。这实在是一项十分浩繁而艰巨的工作。由于没有先例，因此，体例如何确定，条目如何遴选，体量多大合适，都要一一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一直以来遇到困难时采取的法宝——群众路线，组织我所骨干进行讨论，集思广益。2008年初，大辞典的编撰开始启动，为保证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成立了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由我做总主编，我所的白云翔和陈星灿两位副所长任副总主编，我所各个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和相关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为编辑委员。
我们将大辞典按照年代和内容分成考古学概论、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时期、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几大部分，由各个研究室的主任担任各分卷的主编，副主任等其他学科带头人任副主编。由各个分卷主编先提出各个分卷条目的初步意见，再经编委会讨论确定。为使编撰工作有序进行，确保辞典的体例统一，我们又成立了秘书组负责大辞典编撰的具体组织、协调以及撰写样条、配制插图、编写简报等工作。
编委会成立后，我们首先确定目标，即编撰一部内容全面、阐释准确、图文并茂、编排科学、具有权威性的专业辞典。目标确定之后，编委会首先着手的工作是制定大辞典词条的遴选程序。我们决定先由各分卷主编提出各分卷的条目设置方案，再由全体编委反复讨论，最终确定整个辞书的条目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我国的考古遗址浩如烟海，如何取舍？最终我们决定，收入大辞典的遗址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并发表了考古发掘简报的遗址。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经过考古发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的遗址可以准确地了解其文化内涵、年代及文化性质。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都城考古资料繁多，以何种方式来介绍为好？经过反复讨论，为突出辞典特色，使其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相区别，我们尽可能避免一个词条过长的情况。针对中国古代各个都城遗址内容较多的特点，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将都城各个部分的考古发现分成若干中条和短条，分别加以阐释。在确定考古学词条时还有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考古学成百上千的术语，选择哪些作为词条比较合适？本着“常用、基本”的原则，我们将那些比较常用的、考古学一些基本的专业词汇收入大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动员了多少学者参加？都是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吗？
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既是我所举全所之力的结果，也是在全国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
从2008年初大辞典编撰工作启动，到2014年大辞典出版，历时7年。参加撰写的139人中绝大多数是我所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另外我们还邀请了所外的数十位学者。这些撰写者均是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的骨干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多有精深研究，从而保证了词目设置全面、合理，词义解释科学、准确。条目确定后，就由各个分卷主编组织人员着手编写。编委会定期讨论与大辞典编撰有关的各事项。大辞典初稿完成后，由各分卷主编对各个分卷的内容进行审核，需要修改的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返给撰写者修改。有的几经修改，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词条撰写完毕后，为使后期的编辑工作顺利进行，我委托我所印群研究员作为助理，负责协调各个分卷的交稿及与出版社的联系。上海辞书出版社是一个长于辞书编辑的专业出版社，对于编辑辞书有着严格要求和丰富经验。书稿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后，责任编辑王圣良先生数次到北京与我和各分卷主编、主要执笔者充分交换意见，对全书进行了编辑和完善。强强联合，保证了这部大辞典的学术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内容结构是怎样的？
王巍：这部辞典共收录中国考古学的词目5000余条，涉及考古学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典型遗迹和遗物、重要遗址、文物保护、考古学史、各时期主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等诸多方面。众多内容按概论编、史前编、夏商周编、秦汉至元明清编、遗址与文物保护编、科技考古编六大类编排，各编之中又或按时代、或按类别排列词目，非常便于查检。为使非考古专业的读者能够读懂，我们尽可能地配置了插图或照片。在执笔者撰写词条的同时，李淼先生带领他的团队承担了全书插图和照片的选配和加工。精致的插图和图版继承了我所高水平考古绘图的传统，为本辞典增色不少，也成为本辞典的一个特色。
为使读者能通过这部大辞典对中国考古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在辞典正文之后添加了“中国考古学大事记（1899—201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全国各省区考古学会名录”、“全国考古发掘单位名录（不含港澳台地区）”等，这些附录也是本辞典的特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出版对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巍：这部大辞典是一部对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程和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工具书，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成熟程度与发展水平的体现。中国考古学界终于结束了没有一部大型考古学辞典的局面。国内外考古学者可以通过这部大辞典了解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该学科的现状和达到的认识水平。
考古学的目的是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历史。这些考古资料不仅考古学家可以利用，文献史学的历史学家也需要了解和利用。但是，迄今为止，由于缺乏一部内容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使文献史学家对考古资料的利用受到很大局限。《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出版，解决了这一困境。另外，它还为历史学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考古学，更加有效地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提供了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物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缺乏一部全面介绍中国考古学的大辞典，使这些文物爱好者缺乏了解考古学知识的渠道，给一些社会上的“假行家”甚至是“骗子”留下可乘之机。《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民众可以通过这部大辞典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精准知识。这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