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地位、作用与社会价值问题，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与创新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古代文学不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实世界的发展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其曾经是创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参与者，今天同样可以在复兴中华文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这一目标，研究者需要具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与“现代意识”，尤其要坚守“中国传统”。

　　坚守“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钱穆曾经对乾嘉以来的训诂、考据进行深入反思，他极力反对那种“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的“搜集资料”法。姚永朴针对后儒补注《左传》事曾有言：“处今日之时势，训诂固不可废，然所尤急者，则在考当日山川疆域，以知各国形势，而求用兵修好之所以然，庶几有裨实用。”（《起凤书院答问》卷1第13则）文献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有裨实用”，在于学者能够对古书中的文献资料勾稽索隐、排列组合，进行“义理”层面的提炼与浓缩，从而使其汇入中华文明的思想长河，并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养料。

　　在科技高速发展，不同文化、文明接触频繁的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单是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层面的博弈，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在内的智力层面的竞争。中华民族要想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不落伍，中华文明要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久弥新，除了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提高，还必须保证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软实力的长足发展，始终保持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同步进程。因而，时代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学术选题和研究思路上，研究者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要注意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与世界学术发展保持同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文学、文化、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永葆文学研究的民族底色

　　中国古代学术有其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坚持这一传统，才能保持民族特色，从而保证古代文学的可持续性研究。

　　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和而不同”，即在“差异”中求“主流”。文史撰写者对文献的理性解读及其对新文本的创新性构造，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史传统。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对本民族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产生误解，各个民族之间也会因而产生文化隔膜与历史误解。就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学文本而言，我们既要关注到它们有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也要注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也有适应后世文化、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更新的需要。就各个民族、国家而言，产生于某个民族的文学文本流传到世界范围之后，也有为适应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社会需要而被改造的可能。这种阐释上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传统阐释仍要坚守。

　　我们不会为了迎合所谓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而放弃我们的学术传统。我们认同一个道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产生于中国，但其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则属于世界。我们不强求其他国家、民族的研究者完全按照我们的文学阐释理论解读文本，也不反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时候，按照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特点进行“有限度的改变”的阐释。文学文本阐释，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本国国情、本民族文化特点与本地区文化需要的“文本阐释”。当前，有些海外学者指责我们的研究是囿于中国本土、本民族的“地区性研究”，而非“世界性”、“区域性”的研究。这是一种偏见。殊不知，放弃了“中国传统”的研究，还会有什么生命力呢？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向度（孙少华《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其中，“完整性”是造成文学文本不断丰富、文学叙事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某些文学作品，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我们要承认，后世对前代历史、文学的解读，都带有后世研究者的思考和研究者所在时代的色彩，甚至体现的是研究者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蕴含着那个时代学者的集体智慧。脱离特定时代与语境，随意质疑与解构文学、历史文本，可能暂时会给人以新奇、创新之感，但未必对本民族文化、文明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甚至会抽离本民族与世界文明、文化对话的基石。

　　回归具体翔实的文献文本

　　近十余年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学研究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者，无不将“回归文本”作为推进中国古代文学可持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坚守“中国传统”的前提。

　　“文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包括一切以文字固定下来的语言形式（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译者序》，史忠义、田庆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选题固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研究者若要实现对古代文学文献的再整理、再挖掘，必须以文献分析、文本细读为中心。文献和文本既是对文本进行解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提炼、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不应该是僵化的版本、训诂、文字、音韵，而应该是一个活性的概念，既包括传统的考据之学，也包括义理和辞章之学。文学研究，必须由文献训练入手，但是，文献并非文学研究的终点，而是开展文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理想的研究应该是：研究者能够由文献出发，去解决文本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能以此作为提炼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基础。

　　五四时期，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在提倡扩大传统文本研究的文献范畴。同时，他提出了“我们不是读书人”的观点，号召研究者走出书斋，从文本以外获取史料。傅斯年实际上是为了一反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法，让研究者跳出文本，走向文献（新史料、新材料，尤其是新出土材料）。“五四”以来，我们已经在搜集“新材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现在到了必须静下心来，回归“文本”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学术成果。

　　挖掘古代文本的现实意义

　　文学研究者由文本入手，可以充分认识古代文学在创造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并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对接问题。

　　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数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士人创造的，这些作品产生后，在流传过程中就会自然带有特定时代的思想价值。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有普通士人、官员、乡贤、逸民（隐士）、致仕者，他们的作品对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影响，而周围群体对其人的崇拜、学习以及对其文的接受、模仿的行为，除了个人的不同情感，也有仁、义、礼、智、信等传统观念的传承意义。这种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的示范作用，经过个人、家庭、家族乃至整个地区、社会的层层传递，对于矫风正俗尤其是对底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就这一层面而言，文学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游戏”之作，而是承担着特殊形式的教育、文化、道德、伦理的责任。努力挖掘古代文学、文人的这种文化、教育身份与社会作用，既为解决古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问题提供新思路，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