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通过筑起高墙获得的，没有任何的墙可以使一少部分人免于整个社会失序失衡的危险，但也不可简单认为墙一经拆除就可以真正解决交通和人际间的交流问题。

　　2016年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关于逐步打开封闭小区的内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墙”不仅是一种空间建筑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墙分为两种：围合城市的城墙和围合家庭的院墙。修建城墙的目的主要用于军事和防御，而对于院墙来说，安全问题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院墙对于家庭空间的围合，将日常生活的仪礼、权威以及自然宇宙观念纳入到同一个封闭场域，形成秩序化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伦理，进而完成社会层面的政治统治和治理。《论语》中“鲤趋而过庭”，描述的是孔子之子孔鲤疾步穿过厅堂的情景，父亲居于厅堂，可以洞察并统领家中发生的一切。在院墙围合的范围内，家族的父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根据《周礼》，古代城市通过“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网格方式将城市空间分为若干街区，即里。“里坊”最初是由墙所围合的居住区，每个里只有一条中央大街通向两边的坊门，在管子的设计中，坊门亦有人把守，称为“闾有司”。在历史发展中，尽管坊间的户数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居住方式却一直被沿用下来。在李白“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城市布局的结构。

　　依墙而建的“里坊制”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将宏观政治权力的统治深入到微观家庭之中，与“保甲制”共同构成了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方式，起到了“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究、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的作用。历史地看，“里坊制”作为一种空间居住方式的理性设计方案，在实际效果上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空间，有效地对人口及其生活进行控制；在思想意识层面，强化了作为儒家道德准则基石的集体责任和共同义务，完成了许多政治权力无法完成的社会功能。

　　“里坊制”在空间设计上的要旨是“市坊两分”，即居民区和市场是分开的，坊墙不得随意开门开店。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市门早晚定时开闭。在“市”的中心设有“市楼”（又称“旗亭”），开市时于此升旗，表示买卖开始，亦是政府指派的官员观察、监视和管理市场的“办公地点”。在重农轻商的思想下，政府对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市”在总体上是一个被墙围合的封闭场域。

　　从唐代中期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产品供给的增长，扩大了市场的成长空间，尤其是随着两税法的实行，城市中官员的日常生活所需便主要依赖于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市”的繁荣。一方面，营业时间开始延长，突破了“日中而市”的规定，开始出现夜市；另一方面，传统的“里坊制”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有些地方出现了坊内设店面以及穿凿围墙开门设店的举动。到北宋时期，沿汴河地带形成大量行市，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景象。徽宗崇宁年间，政府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相当于公开承认沿街立商的合法性，后来官府索性从城市中划分地块开市并从中抽税，很多“行市”逐渐在一条街上连接起来，“里坊”逐渐变成“街巷”。这不仅仅是推翻一堵“墙”的问题，而是“唐宋变革”的时代表达，是商业发展、经济进步、社会意识开放的必然结果。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墙”无疑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老北京城墙被拆掉，到单位和机关院墙建立起来，再到越来越多门禁社区的出现，可以说，“墙”的兴建与拆除是城市环境重组的症候，与权力的更迭、博弈息息相关。被拆掉的老北京城墙，是作为旧社会保守权力的象征而被摧毁的，是打破旧格局、发展首都工业计划必须破除的障碍。而与此同时兴建的院墙，围合的是俗称“单位”的社会组织结构：单位的行政部门和生活服务区（商店、菜场、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运动场、食堂、澡堂、医院）被围合在同一个空间之内，成为个体获得社会身份、经济报酬、住房分配、公费医疗、子女就业等一切福利和保障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在微观层面对其成员进行组织、管理、培养、教育的重要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城市生活的中心从单位大院的围墙之内走向街区，以供给制为主体的分配体系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商品原则。这不仅催生了“院墙经济”，而且开启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商业化的“小区”应运而生。小区与大院有许多相像之处，二者都是由墙所围合，都集多种生活功能（餐饮、健身、幼儿园、便利店）为一体，不同在于小区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工作性质。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城市房产的小区建设在品质追求上不断趋向高端：院墙越来越高、保安越来越多、监控和门禁系统越来越先进，人们希望在小区围墙的保护下享受财富带来的舒适而安全的生活。可以说，正在崛起的中国城市中产的身份认同是围绕“商品房”建构起来的，小区成为其树立自身区别于外来务工者和低收入人群之形象的重要参照要素。

　　然而，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通过筑起高墙获得的，没有任何的墙可以使一少部分人免于整个社会失序失衡的危险，但也不可简单认为墙一经拆除就可以真正解决交通和人际间的交流问题。事实上，应该把关于墙存与废的讨论当作一个契机，充分探讨空间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以及相关的法律界定，使公共空间的政策制定成为一个民主协商过程，成为政府美德、资本美德和公民美德的促进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