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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所陈众议: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2017年07月07日 09:24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7月7日总第398期     作者:陈众议(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外国文学研究所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964年成立的,建所伊始就遵照中宣部的指令,接手编写“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于是,筚路蓝缕,木铎启程。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思想解放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外文所更是当仁不让,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拉近距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

  但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正是基于上述缘由,外文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

  近一个时期,随着绝学的复兴,外文所逐渐成为我国梵学中心。在黄宝生先生的率领下,从《摩诃婆罗多》全译本,到一批佛经校勘的陆续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关注。同时,作为首批进入“创新工程”的团队,外文所在绝学、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文学与大国兴衰等框架内设立若干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连同30余年来外文所几代学人发表的各种译丛、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形成了古今贯通、东西并举的格局。

  后来者众志成城,与前辈学人薪火相传,正在“世界文学经典重估”等方面积极参与我院的“登峰计划”,当可在不远的将来奉献一批社会放心、家长放心、学界认可的优秀成果。

  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话语基础是:对内守护民族经典,对外采取拿来主义,也即习总书记所说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民族经典不可或缺,但界定经典的标准又始终在变。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没有屈原和李杜、罗贯中和曹雪芹、鲁郭茅和巴老曹的中华民族会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更不能想象没有文学经典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文学经典始终是维系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审美观的根本载体。同时,生命哲学的核心内容不仅是自觉,还有他觉。没有他觉,人就无法了解自己。倘若还能借他人之眼以反观自身,我们便有了第三只眼、第四只眼、无数只眼,用以观照世界。

  自有人起即有文学,自有文学起即有文学批评(或关于文学的指涉),它们恰似窗之两扉,为我们开启一片完整的精神天空,让我们不断镜鉴自己、看察别人。正因如此,摹拟和表现、载道与消遣、传承与鼎新、审美与揭丑、沟通与宣泄等等,或者“兴”、“观”、“群”、“怨”、“陶”、“熔”、“诱”、“掖”都应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人性复杂。文学对它的褒扬或批判远不及两极之间那巨大而复杂的中间状态的万分之一。因此,文学的复杂也即人性的复杂。它永远取决于特定语境。具体而言,较之于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文学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盖文学是种种可能性的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至少迄今为止当作如是观。至于跨国资本主义正如何同化世界文学,却是另一个话题。

  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而批评作为文学(创作)的另一只翅膀,始终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证伪、鉴赏和守望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在文学这条长河边上走马观花闲庭信步,不仅可以泛舟河上拾贝观光,甚或潜入河底捕鱼捉蟹;而且可以搏波击浪逆流而上,甚至疏浚河道改变河床,使之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民族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方向流淌。问题是,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度量衡。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小到个人性情,都可能改变或者确定文学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由是,文学经典的重估不可避免,也难以避免,但重估的目的是为了强健文化母体的“拿来”。

  “时移世易,文质代变”,学术研究无有穷尽。近代以降,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强盛,国家利益召唤我辈学人奋发有为。只有国家强盛,五千多年的中华优秀文化才能更好地为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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