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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科全书编纂看佛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进程
2021-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8日第2259期 作者:范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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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佛教界编纂了一部英文版“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其中部分内容被收入斯里兰卡编修的《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1961—2007)中。这部英文百科全书的编纂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尝试,是中国佛学知识体系的一次整理与展示。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中国佛教”,并与儒家、道家一起,共同以“儒、释、道”三学之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佛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知识输入;隋唐时期,宗派建立、大乘佛教主体性确立;宋元时期,禅宗采用中国化叙事;明清时期,佛教进入总体衰败;至近代,佛学知识表达在融合西学新知后呈现出全新面目。可以说,佛学知识体系的转变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要理解20世纪这一“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仅着眼于修书的时代,而是应将其置于两千年来中国佛学知识体系建构史的学术脉络中进行观察,如此方能彰显其深远之历史渊源与宏大之战略价值。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项目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编纂根源于斯里兰卡的《佛教百科全书》项目。20世纪50年代,独立不久的斯里兰卡发起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借南传佛教佛诞2500年纪念的契机,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振兴佛教的活动,其中就包括编修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

  在马拉拉塞克拉(G. P. Malalasekera,1899—1973)的推动下,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联合会(Buddhist Council of Ceylon)开始编修工作,后项目移交斯里兰卡文化部管理。这一百科全书的编修是国际合作的结果,最大的国际编修委员会位于日本东京东洋大学;中国的编修委员会设在北京;此外,在缅甸、泰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也都设有一些小的编委会。

  项目启动之初,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J. L. Kotelawala,1893—1980)就致函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佛教界参与编订全书的中国佛教部分。周总理随后委托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人力进行编译。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任务后,于1956年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赵朴初担任主任委员,吕澂担任副主任委员,聘请法尊、高观如、黄忏华、巨赞、隆莲、田光烈、虞愚、周叔迦等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编译团队共写成中文词条400多篇,200多万字,译成英文词条300多篇,约115万单词。部分英译稿寄往斯里兰卡后,编入斯里兰卡版《佛教百科全书》。因全书采用百科词条的体例,各词条又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与中方提供的词条规制并不相同,所以中国佛教的内容被打散之后编入不同的词条,散见于全书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编修委员会在编写全书的过程中,其工作范围不只是按斯里兰卡方的编订要求输送相关内容,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完整百科全书的规制来制定编修计划,即全书按照中国佛教史、中外佛教关系史、宗派源流、佛教人物、佛教经典等科别组织词条,并首先对汉语版进行定稿,再行英译。其中的汉语稿还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整理,出版为四卷本的《中国佛教》,只是英文部分尚未完整面世。

  这一百科全书的编纂是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牵涉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对佛教相关历史、知识的话语权问题: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编写百科全书,就是讲述中国佛教的故事。同时,这一百科全书也是中国佛教界首次以现代百科全书的体例来呈现中国化的佛学知识体系,不仅于内容上揭示了中国佛教的整体面貌,也在形式上体现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国佛学知识表达的新特点。

  中国佛教“总诠通论之书”与佛学知识体系

  “佛学知识体系”可分为“法的知识”和“教的知识”,前者即佛法体系、佛教思想,包括对佛教基本教理的翻译、注疏与诠释、阐发;后者指中国佛教在生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知识,包括信仰对象、组织架构、社会关系等不同层面的知识。综合而言,可分为法、佛、僧、俗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于思想义理、信仰对象、组织制度、社会关系。以此来析解佛学知识体系,可得其纲要。不过,中国佛学所涵各类经藏疏钞卷帙浩繁,上述知识散于其中,不可尽述,以此来探析其知识体系的生发路径,困难重重。而若能于其中择取一类作品作为突破口,则难易就相对更可把握了。在中国佛学史上,有一类史籍被陈寅恪先生称为“总诠通论之书”,这些著作致力于对某一门类或者全部的佛教知识进行全面整理和分类呈现,本身有构建佛学知识体系的意图,是佛教知识的最大载体。比如,对佛教文献进行整理勘定的经录、对佛教书籍内容进行分类汇总的类书、对经论大义进行撮举的经要、对特定门类文献进行汇编的纂集,还包括在近现代西学影响下编撰而成的佛学辞典、百科全书等。这些著作都因其周全完备的内容体系和分科叙述的结构而具有了百科全书类作品的性质。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撰述专注于呈现某一门类的知识。比如,对佛经重要字词进行注音释义的综合性音义、义章,体现了中国学人或佛教徒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及再创造。又如,记载各宗派传法世系的传法宝记、祖传、灯录、宗谱等,体现了中国佛教在信仰对象层面的承袭性与创造性。再如,对佛教人物进行全面记载的僧人通传、祖传,对佛寺的历史进行记载的寺志等,呈现了中国佛教僧团在组织制度层面的特点。此外,护法纂集、僧史等著作则表述了三教关系、王权观念、僧俗往来等佛教社会关系层面的知识。

  上述这些百科全书类著作在中国佛学史上的出场、繁荣、凋敝与回归,展现了中国佛教界自觉或不自觉建设自身知识体系的动态过程,与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息息相关。

  佛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进程

  中国佛教由印度佛教发展而来,中国佛学知识体系也是印度佛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儒道知识体系激荡融合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入华之初,大量佛典被译成汉语,流传于中土大地,成为中国佛教知识的早期内容。面对浩瀚宏富的佛教典籍,中国知识界目不暇接,人们出于探求佛理的迫切愿望,开始编订一些教科书、工具书来帮助学习佛典,于是有了“经抄”“纂集”“类书”“经录”等类型的作品,用分类、摘录、编目的方法对汉译佛典进行整理。由于佛典皆从梵文或其他西域语言译介而来,常晦涩难懂,所以部分精通佛理者又编纂了“音义”“义章”类作品,对重要的佛典进行注音释义。此外,随着僧团的发展,中国僧人日渐崭露头角,相应地便出现了记载僧人行谊的僧传类作品,如《高僧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知识,主要还是沿袭印度佛学的知识传统,对经论进行翻译、整理与叙述,然而,在综合印度佛教经论的基础上,中国佛教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创造力也已经有所呈现,主要体现在《弘明集》和《大乘义章》等撰著中。

  隋唐之后,高僧辈出,宗派竞立。在当时的盛世气象之下,佛教界编纂了诸多大规模百科全书类作品。《法苑珠林》《大乘法苑义林章》《大唐众经音义》《释氏六帖》等。细考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中国佛学知识体系彼时已经在发生着一些重要变化:由最初的依赖印度文化传统,到吸收中土文化、整合中印知识与思想,再到有意识地建构中国佛教自身的知识体系。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表示,佛教类书的分类方式体现了对知识与思想的整合与规范,比如《法苑珠林》中的分类虽然特意把“劫”和“三界”等放在“天”“地”之前,顽强地显示其宗教特性,却也在“君臣”“纳谏”等条目中体现出佛教在中国语境中已经有了一个与官方意识形态大致相同的价值系统与分类思路。

  唐末五代开始,在禅宗兴起、战乱、法难等因素影响下,中国义理佛教走向衰落,禅门呈现出反知识之风,传统的知识型佛教百科全书在这一时期偃旗息鼓,而以禅宗机锋对答为主要内容的“灯录”以一种“异化”的形态,成为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承载者。以五代《祖堂集》、宋《五灯会元》等为代表的禅门传法记录,体现了传统佛教知识体系衰落的大背景下禅宗对佛法的创造式理解与表达,这种中国式的佛教叙事可以看作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传统的某种延续。

  明中后期,禅宗流弊突显,义理衰微之外,戒律松弛、乱象丛生,佛教一片颓势。虽有晚明几位高僧重振佛纲的努力,但整体来看,在中国百科全书类作品大繁荣的明清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百科全书类撰著却鲜有踪迹,呈现出某种“缺席”的状态。即使出现了蕅益智旭《阅藏知津》这种目录学著作、屠隆《佛法金汤》这种居士灯录,但不过萤火微光,照见的是佛学知识体系长久衰败、百废难兴的艰辛局面。

  近代中国佛教在晚清民国之际迎来一次复兴,中国佛教作为一种传统资源被重新发现。在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形势下,中国佛教撰述也受到新的知识形态和书写方式影响,出现了佛教通史、佛教概论这种以近代知识的表述方式去组织与抉发传统佛法、佛事的著作。再到新中国初期,在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项目的带动下,中国佛教界编写了前述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以现代的百科全书体例重新整理与佛教有关的各类知识。近30年来,在现代学术大繁荣的背景下,更有诸多大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类作品问世,不断续写中国佛学知识体系的新篇章。

  20世纪中国佛教界编纂的英文版“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宗教生态中的一个壮举,更是百千年来中国佛教编修“总诠通论之书”传统在这个时代的一次呈现。在中国佛学知识体系演变史的脉络中观察这一百科全书的编修,可看出,中国佛教界继承了印度佛教编纂大型著作的传统,从成立之初就有进行宏大叙事的气象,一代又一代佛教徒从佛教的不同侧面实现“总诠通论”式的知识构架,映照出佛教相关知识的繁富,也展现出佛教积极融入中华文化传统、主动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努力。此类著作自魏晋的初兴、隋唐的繁荣、宋元明清的“异化”和“缺席”,直至近代的复归,照见了中国佛教知识社会的兴衰,也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佛学知识体系演变史”(20CZ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