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陶希圣有印象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当时觉得陶很反动，连毛泽东都点他的名。在研究《新生命》月刊及新生命书局时，发现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有独立见解，对他有了兴趣；后来，我想完成《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后半部分，即三民主义在台湾，我预想从陶希圣、任卓宣入手，因为陶希圣略微熟悉一点，所以，先将陶的一生进行整理，没想到陶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字会那么多又那么的分散！更没有想到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他是那么的忽视！

　　这次来到台湾，潘光哲教授让我讲讲研究陶希圣的心得，我想也好，自2008年到如今，已经过去5年多，我借此整理一下收集的史料和自己的心得，并且，通过这个讲座，求教于各位老师和学者。

　　首先，就资料来说 

　　大陆，主要是报刊资料，《新生命》、《独立评论》、《天津益世报》、北平《实报》、《食货》半月刊；一些人的日记，比如《周佛海日记》，《冯玉祥日记》中的一些片言只语，还有就是回忆录，比如高宗武、何兹全的回忆，等

　　台湾：

　　1、“国史馆”

　　最有价值的是《蒋中正档案》，前者存有不少陶希圣在各个时期对于政策的建议、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对于一些学说的介绍，相当于普及性的知识；

　　另一个很有价值的是《汪兆铭档案》，尤其是其中1939年陶希圣写给汪兆铭和陈璧君的信，对于了解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及其他人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他的个人史料，包括他的党员登记表和治丧委员会

　　2、党史馆  ：大约有200多条，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回忆录，《潮流与点滴》中都已收录；

　　二是1949年以前在大陆的一小部分；大约只有十条左右，意义不大，可以作为参考；三是1949年后，尤其是党务改造部分，内容很多，是可以写出一些文章的。

　　3、傅斯年图书馆：有《陶希圣的日记（1947年－）》只是现在尚未编目，十分遗憾。据陈华教授说，他们的家人有意出版， 我很期待。

　　4、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中资料不多，只有1949年以后陶希圣给王世杰几封信。

　　总之，报刊和陶希圣生前所著书籍，可以了解陶希圣的学术状况和政治见解；“国史馆”和党史馆的资料，有助于了解政治活动中的陶希圣，及其他的政策和策略；而陶希圣本人所写的《潮流与点滴》，两岸都有出版，只是大陆大百科全书出版的缺了《武汉的风暴》这部分；口述历史《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出版，再加上陶希圣的日记，还有陶泰来所做的《年谱》（这个也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见到）。应该说资料基本可以搭建起来比较完整的陶希圣的一生。

　　其次，我的一些研究心得 

　　一、研究方法上的考虑 

　　和黄仁宇先生研究的方法不同的是，我主要考虑实行小历史的写作方法。因为，黄先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想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而想立于高山之颠俯视众生。而我是置身其外，从外部一窥这批人的精彩，所以，不得不首先了解陶希圣这个人，由他的行为思想出发，就比如陶希圣自喻的那一滴水，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最主要的对象，再及于这滴水激起的涟漪。

　　陶希圣的一生，人们对他的误会颇多，这种误会，有的是他自己造成的，比如，他在高陶事件前，一直是汪精卫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尽量回避。另一部分是时人或后人因为政见、因为意气、因为不了解真情而歪曲或意气用事，所以，正本清源很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陶希圣牵涉到许多重大的问题，本人实在是无力评价。我想，只要以史料为依据，基本以白描的手法来写，就事论事，尽量不带评判，是我研究陶希圣所持的基本态度。

　　二、陶希圣参政的第一个阶段——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到1928年底） 

　　1、关于陶希圣何时加入国民党 

　　从侍从室整理的《干部个人档案登记表》来看，陶希圣的入党年月填的是“15、17（16）年3月”，党证号是“治鄂字00014号（原军餘(余)字03250）”，入党地点：“1、武汉；2、南京”。这样的填写，还是有些模糊，因为陶是1927年到湖北，所以，应该是在1927年加入国民党。

　　2、相当左倾的政治立场 

　　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这样几件事，不难看出他的政治倾向：他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分给承种土地的人。他的行为，发生在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已经走向土地革命的时候，说明他支持这一革命，至少是想在这场运动中有好的表现；

　　1927年5月中旬，夏斗寅派所部万耀煌师由宜昌向武汉逼进。陶希圣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斗争。恽代英指定陶希圣任军法处长特务组长，陶以此名义，在咸宁县城工作，他“召集农民协会、总工会、商展协会、学生联合会，与妇女协会的代表，组成咸宁县政府。我自任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 他建立县政权的方式，符合当时革命政权建立的程序。

　　从国共两方面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应该表现得是相当激进的。他曾经提到，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好心好意地找周佛海，提醒他们离开当时的住所，去汉口租界避一下，周却当他是一个剌探情况的人。而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则将他视为编外党员。汪精卫宣布分共后，恽代英找陶希圣谈话，告诉他准备将军校改编成教导团，跟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郭请陶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并将配备十个干事一个秘书，帮助他工作。正是这支部队，南下参加了广州起义。由此可见，陶希圣当时不是一般地左倾。

　　3、一段尚待考证的史实 

　　陶希圣曾经提到1927年纪念五卅二周年时，咸宁农民协会要将五个合作社中退股的农民绑去会场枪毙，陶希圣坚决不同意，并警告农协书记如果他要枪毙这五个人，陶就枪毙他。他彻底与农协搞僵，两三天后，他被政治学校的几个政工干部带回武汉。恰好，当时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也认为农民运动过火，因此，陶希圣躲过一劫。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代理主任职务。

　　可是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民协会驻鄂南特派员聂洪钧在咸宁开展工作。他从1926年7月到1927年7月，一直在咸宁，但他在文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陶希圣。为什么会这样，我正在寻找当地党史办的人，问问情况。

　　三、第二阶段——人生最得意的孤独人（1928年底到1937年） 

　　1、他生命中三个刊物最重要的《新生命》月刊、《独立评论》和《食货》 

　　A、1928－1930的《新生命》月刊中，

　　陶希圣之所以能够如此之早的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他头脑时里装着唯物史观，一手拿着二十四史，另一手拿着报纸，杂志，以此重新来看历史和现实，他的研究重点即是学术，又不仅仅是学术。

　　B、1934－1937年的《食货》半月刊，

　　陶希圣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遁的，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可以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这是他的大胆的想法，为此，他要建立新的史学体系。

　　陶希圣将唯物史观的方法与实证主义的态度结合起来解读历史。领悟到只有坚持从基本的史料出发，才能更准确地呈现以往的历史，找出中国社会自己的道路。

　　但同样运用唯物史观的一批学者，尤其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杠杆作用的提法，在陶希圣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是不顾中国的国情的表现，于是，他想通过解读中国历史，来说明何为中国。这样，他在形式上不再讲目前的中国社会性质，但根本还是以此为目的物的。

　　因为他这样的立场，陶希圣钻入了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行列，而宣传中国特色，坚持中国是中国的理论。

　　陶希圣一直是个独行者：他讲唯物史观，在思想方法上与胡适自由主义派不友；他政治上拥护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他鼓吹收集资料，又为清华一派功力深厚的考据学者所不屑。1935年，清华大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学生刘节曾经在《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篇长文章，对于陶希圣的著作，进行了考据学者才能做得到的仔细的批评，其中讲到一点十分中肯，即陶希圣在收集资料时，对于新的史料没有重视，相同的评论，郭沫若也曾经作过。陶希圣的问题最终还是出现在史料上。

　　C、1931－1937年《独立评论》

　　这个阶段，陶希圣陆续有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上，主要是政论性的文章，对于时局的看法。集中论点是：1、反集权政制；2、主张国民须参政；3、主张政府因无为；4、实述国民党实行独裁制；5、党禁当开放。前所未有地主张民主。

　　2. 多重的政治面貌： 

　　A让人猜测的身份

　　陶希圣一度脱离了政治活动。一度，他对于南京政权持否定的态度。这方面，可以从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身份，有人说是社会民主党，冯玉祥怀疑他是托派。

　　B、坚定的国民党员

　　1935年以后，陶的态度却起了极大的变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对国民党南京政权的支持。最初，他的矛头所向是倾向于中共的左派，随后矛头对准了中共，以至于1936年10月1日当时《中共的红中社电讯》（缩微）苏维埃政府发言人，专门对点了陶希圣的名说：“关于社会人士例如陶希圣先生等对于我们所发表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基本表示赞成，但言外之意似乎认为我们的主张不过用来作政争的工具，绝无诚意。我们不能不对此有所答复。”

　　C、陶基本上是汪精卫的人

　　四、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1937年7月－1940年1月） 

　　一、1937年庐山会议，和平运动分子开始集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陈布雷、高宗武、梅思平等，汪精卫的态度反而不是十分的清晰。

　　二、1937年8月以后的低调俱乐部，其实是有分工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寻求对日谈判之路；陶希圣、胡适、汪精卫则劝蒋出面和谈。陶希圣与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三次以上给蒋写信，做着军事与外交同时进行的大战前最后一次“寻求和平”的努力。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的两条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陶希圣在“和平运动”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之人。

　　三、从“国史馆”中可以看到，陶希圣在和平运动中坚持了民族的底线。陶希圣离开成都到达河内再赴香港的半年时间里，他反对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反对汪去日本、反对汪到日租界、力阻汪去南京，反对汪组建政府，尤其反对汪精卫在敌占区建立伪政权。他也因此而受到冷落，并与周佛海、梅思平反目。

　　（本文为2014年4月23日，贺渊研究员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访学期间，在胡适研究中心进行的学术讲座的部分讲稿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