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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源于礼仪说
2021-01-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1日第2087期 作者:张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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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及其汇编。今天所见文题俱在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的《康诰》等28篇、今本《逸周书》的《世俘》等59篇,以及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摄命》等十多篇。这些“尚书”中可信度较高的篇章,如《康诰》《世俘》《祭公》等,其形成多源于当时的献俘礼、封建礼和养老礼等礼仪。

  《世俘》与献俘礼仪

  《世俘》是今本《逸周书》第40篇,是学者公认的记事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全过程,主要有:一月上旬,武王从宗周出发;二月下旬,周商牧野决战;整个三月,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四月上中旬,武王向天祖社等神灵举行献俘典礼、与诸侯进行盟誓典礼、向四方宣告成为天下之君等史实。

  《世俘》与献俘礼仪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世俘》的部分内容记载了献俘礼仪,例如,四月庚戌“武王乃废于纣失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辛亥“荐俘殷王鼎”;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其次,《世俘》的篇章结构是按照献俘礼仪安排的。据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记载,西周早期的献俘礼由告俘、献俘、赏赐三项仪节组成,献俘仪节之内又有讯酋、燎祭、饮至、禘祖、献俘玉等项仪注。《世俘》的内容与之一一对应。

  一是《世俘》对于牧野之战的记述,重点不是经过,而是“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的结果,对于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的记述,重点也不是经过,而是“告以馘俘”的结果,最后又特地总计武王伐纣所俘获与征服的野兽、国族、人员的数量。这些内容实际上相当于献俘礼中的告俘仪节。二是《世俘》对四月庚戌到乙卯的武王告天、祭祖、进献人馘、封黜诸侯等活动的记述,相当于献俘礼中的献俘仪节。尤其在记载了献俘主要仪注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对二月甲子、戊辰“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的追述,与献俘仪节中献俘玉的仪注完全吻合,更加确定了《世俘》这一段文字与献俘礼的重心——献俘仪节的对应关系。三是《世俘》开头的一句话,“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曲折地反映了上天对武王的奖励,相当于献俘礼中的赏赐仪节。在第一个层次上,以献俘仪节为记述重点;在第二个层次上,以献俘礼仪为线索布局谋篇,都体现了《世俘》与献俘礼仪深度融合的基本状况。

  《康诰》与封建礼仪

  《康诰》是今文《尚书》的第16篇,是学者公认的记言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是周公摄政时为封建康叔而发布的诰命,由篇幅长短极不对称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开头是“王若曰”,然后一连十五六个“王曰”或“又曰”,形成《康诰》的主体内容。第二部分的开头也是“王若曰”,然后只有十七个字,“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诰,女乃以殷民世享”,给人一种此为上文主体内容附缀之感,大意是:去吧,封!不要废弃虔敬的态度,庄重地听从我的诰命,(如此)你就会让殷民世世代代地贡献了。“勿替敬,典听朕诰,女乃以殷民世享”等14字,其变体既见于传世与出土文献《雒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封许之命》(“汝亦惟淑章尔虑,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勿废朕命,经嗣世享”),也见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盂鼎铭文(“若敬乃政,勿废朕命”)和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微栾鼎铭文(“其万年无疆,栾子子孙永宝用享”)。可见,这句话在西周时已演变成套话。

  套话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往往产生于反复表演的典礼仪式中。由《封许之命》、大盂鼎具有的封建典礼性质来看,《康诰》中的这句话赖以产生的仪式,应当是封建康叔典礼的仪式。依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校以西周早期的宜侯夨簋、大盂鼎等所述西周封建仪式,封建康叔的典礼程序是:第一,周公发布命令、颁布政策;第二,赏赐康叔大路、少帛等物品;第三,赏赐土地,划定疆界,规定应尽义务;第四,赏赐殷民七族。《康诰》第二个“王若曰”中的“女乃以殷民世享”,就是紧接着封建康叔典礼中周公对康叔最后赏赐“殷民七族”一项仪节而来。这意味着:在《康诰》的两个“王若曰”领起的段落之间,省略了二至四项仪节;《康诰》的文本是由记录封建康叔典礼的原始档案节选而来。

  《康诰》文本中有非常明显的档案痕迹,例如十五六个“王若曰”与“王曰”或“又曰”,就是史官记录周公现场讲话时,依据内容与语气的转变而特地写下的标记性文字。“王若曰”,即王如是说,意在强调下文都是实录,表现了史官的谨慎态度;反复出现的“王曰”或“又曰”,则显示了史官努力把握周公讲话节奏的工作方式。二者从侧面呈现了西周封建典礼的立体场景。

  《祭公》与养老礼仪

  《祭公》是今本《逸周书》的第60篇,是学者公认的言事兼记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记载了穆王向已是耄耋之年且重病在身的祭公征询意见的史实,其性质是记录国家耆宿嘉言懿行的惇史,其根源是养老礼仪。

  《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孔颖达云:“善言者,则惇史受之。《礼》有内外小史大史,无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择史之敦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郑玄)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4页)这是讲惇史得名的来历,阐述了惇史与养老礼的关系。就性质而言,所谓“惇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嘉言懿行录”(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5页)。

  《祭公》的开头是穆王请求“公其告予懿德”,显然是“乞言”的行为,正文是祭公应穆王“乞言”而对王朝弊政进行的批评与忠告,最后是“王拜手稽首党言”,党言即美言、善言,是“乞言”之后的拜谢。这些都与《内则》所讲惇史的特征完全符合。

  因为源于养老礼仪,所以《祭公》的文本结构是按照序礼、正礼、礼仪结束的程序来安排的。又因为穆王乞言与祭公忠告是由史官记录的,然后存档备查,所以正礼中穆王与祭公的对话,不是一对一的形式;而是分成两组,各自集中编排,使局部服务于整体,以保障叙述主线即礼仪程序的清晰。

  《顾命》等篇与礼仪的关系

  《世俘》《康诰》《祭公》分别源于献俘礼、封建礼、养老礼,可以确定无疑,这在“尚书”篇章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除此之外,《顾命》《摄命》《高宗肜日》《梓材》《多士》等篇也与礼仪有较大关系,大约有如下四种情形。

  第一,记述对象是礼仪。例如《顾命》,该文记载了康王登基典礼,但目前还不能得到西周或相近时代类似材料的证明。这样的篇章与《世俘》一样,都是记事的性质,而礼仪却各有不同。

  第二,脱胎于礼仪。例如《摄命》,该文以“王曰”“又曰”为线索记述长篇王命,最后交代王命发布的礼仪场合:“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镐京,格于大室,即位。咸。士兼右伯摄,立在中廷,北向。王呼作册任册命伯摄。”这场典礼的性质是册命官职,与封建诸侯的典礼有较大可比性,为上文所述《康诰》节选自记录封建康叔典礼原始档案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再如《高宗肜日》,开头是“祖己……乃训于王曰”,性质显然是惇史,与《祭公》相同。再者,祖己的话源于发生了异象的祭祀典礼。那么,《高宗肜日》实际上是祭礼与养老礼相互结合而形成的篇章。

  第三,与礼仪有渊源。例如《梓材》,该文由两篇讲话编辑合成而来,以“王启监”为界,前一部分是周公告诫康叔,后一部分是周公告诫成王。从诰命的角度看,它具有记言的性质,与《康诰》相同;从告诫的角度看,它具有惇史的特征,与《祭公》接近。再如《雒诰》,记述了周公与成王围绕成王亲政典礼而进行的对话,对话的节律由“拜手稽首”隔开,分别组编。核心部分的对话分作两组,各自集中编排,与《祭公》的体例相同。从对话角度看,具有记言的性质,与《康诰》近似;从成王向周公“拜手稽首诲言”看,具有惇史的特征,与《祭公》近似。再如《多士》《多方》,都是由周公前后两次讲话编辑合成而来,从体例角度看,与《梓材》相同;从诰命性质角度看,与《康诰》近似;从发布时间角度看,二者的后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可能与《雒诰》中的“公曰:……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有连带关系。其中的“仪”,应当是成王的亲政典礼仪式。那么,《多士》《多方》的形成或许具有《雒诰》所载这次典礼仪式的背景。

  第四,文本中有部分礼仪的内容。例如《洪范》,该文相传是箕子献给武王的治国大法,共有九章,其中的“五事”章,即“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讲的是礼容,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木羊册册”及传说中的“夏”“颛顼”等朝代或人物的礼容之义一脉相承。另外,《尧典》《皋陶谟》《吕刑》《厚父》等篇章中有一些惇史的材料,虽然不具备《祭公》的典型特征,但也折射了一定的养老礼仪,或养老文化传统。

  以上所论《世俘》《康诰》《祭公》《顾命》等篇章与礼仪的关系,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如果去粗取精、舍微用宏,从总体上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尚书”篇章的形成源于各种典礼仪式。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