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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夏商时期的古蜀文明
2021-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12日第2228期 作者:王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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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一号、二号器物坑时,就引起轰动,举世瞩目。2019年以来,在一号、二号器物坑附近,又发现六个器物坑,再次掀起三星堆文化热。这八个器物坑出土的各类精美器物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上古时期独特而灿烂的古蜀文明。

  三星堆的两组文化因素

  三星堆文化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独特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三星堆文化的定位和属性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古蜀国说、外星人说、西亚来源说及其他各种说法。

  我的认识方法是,按照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特色,三星堆文化可分为两组因素。第一组是三星堆文化独有的文化因素,包括大型青铜立人像、眼球异常凸出的“凸眼青铜神像”(又称“铜人面具”)、眼形器、眼泡、爬龙柱形器、铜制的神殿和神坛模型、神树、金面罩青铜头像、大量的象牙等。这些器物在数量上是大量的,也是三星堆文化中占主体且在其他文化中看不到的。第二组文化因素是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可以看到的,包括玉璋、玉戈、玉琮、玉璧、铜尊、铜罍、铜牌饰、陶盉、陶鬶等,数量比例较少。

  其中,第一组文化因素呈现出三星堆文化独特的个性,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族属属性的探讨也应主要从这一组文化因素出发。第二组文化因素呈现出三星堆与中原及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既有同时期的横向交往,亦有不同时期的纵向积淀。

  三星堆与古蜀国的关系

  从三星堆文化第一组因素中,我们不难看出三星堆文化与上古古蜀国之间的关系。对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段渝研究员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初步研究;近来,旅居加拿大的华人邓宏海先生在当地华人报纸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总体上也属于这一类观点。

  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第一组因素中最突出、也是最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就是青铜神像极尽夸张的向外凸出的眼球,我称之为青铜神像上的“纵目”。“纵目”难以被常识所理解,然而它恰恰是探讨三星堆文化族属的突破点。“纵目”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来表现眼珠向外凸出,这是特意强调青铜神像的神性所在——极目通天。从这一特点出发,我们可做两个方面的联系:“纵目”与甲骨文金文“蜀”字的关系;“纵目”与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以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蜀王蚕丛“其目纵”的关系。

  “蜀”字,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均从目从虫。在甲骨文中有“蜀受年”卜辞,这是占卜蜀国年成丰收的记录,显示出商代晚期中原王朝与蜀国的关系。甲骨文金文的“蜀”字从目从虫之“虫”,实即从龙。《说文解字》:“龙,麟虫之长。”甲骨文金文中也有“龙”字,写作“”(甲骨文)、“”(金文),从虫从辛,张着大口。“龙”头上的“辛”,表示的是兽角,这是龙的神秘性的特意表示,正像甲骨文的“凤”也从辛,表示凤的冠,也是对凤的神秘性的一种表达。甲骨文金文中的“蜀”字字形,强调的是“目”,是特写的“目”与龙形身体的结合。段渝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大型立人像底座上刻铸的图画有“蜀”字,该图案以对称的手法,在双“目”字之下刻铸双“虫”(龙),是两个并列对偶的“蜀”字纹样,与甲骨文“蜀”字相一致。

  由三星堆巨大的青铜神像的“纵目”、甲骨文金文“蜀”字亦强调“目”以及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底座上刻铸的“蜀”字图案花纹,我们说,三星堆文化从族属上讲是夏商时期的古蜀国文化。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可能不是四川的蜀国,因为四川蜀国距离中原太远。我们认为,这是低估了上古先民交往的范围,从三星堆出土属于中原王朝礼器的器物,就可见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以前,我们对于蜀王“蚕丛,其目纵”是不理解的,但随着三星堆一号、二号器物坑发现以后,那些眼球异常凸出的青铜神像一下子使我们联想到所谓“纵目”,原来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其祖先神在这方面的神性。诚如邓宏海所言,“纵目”表现的就是“极目通天”。

  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分别成书于汉代和晋代,时间较晚,不足为信。殊不知,据《汉书·扬雄传》,扬雄为蜀郡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扬雄撰写《蜀王本纪》,所依据的应该既有蜀地流传的典籍文献,也有蜀地民间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即《蜀王本纪》绝非向壁虚造。而《华阳国志》以蜀王事编入蜀志,它本于蜀地蜀王事迹,所以与《蜀王本纪》配套,是研究上古古蜀国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三星堆文化的重要参考。

  这类似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即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相互印证。三星堆出土的以“纵目”为特征的青铜神像(祖先神像)、甲骨文从目从虫的“蜀”字以及“蜀受年”等卜辞、《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记蜀王蚕丛“其目纵”,这三者之间恰恰可以相互印证。由此,从三星堆文化中的第一组因素可知,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期的古蜀文化。

  同时,三星堆文化第一组因素中还有“金箔权杖”,有人据此认为三星堆文化与西亚两河流域等地似乎有关系。我认为,虽说中国上古王权的象征是由钺来表现的,甚至“王”字的造型就与钺有关系,中原王朝不用“权杖”来表现王权,但是三星堆的“金箔权杖”上的花纹图案却由鱼、鸟、矢组成,以鱼为主题。《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说古蜀国第三代蜀王“名鱼凫”,表现出以鱼为图腾。所以,三星堆出土的“金箔权杖”,其指向性不是外来文化,而正是本地古蜀文化。

  三星堆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第二组因素对于三星堆而言属于外来文化因素:有的来自中原地区,有的来自我国南方等地。它们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二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关系。

  对三星堆遗址特别是器物坑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所得到的数据,是其年代的决定性依据。把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器物与中原文化的同类器物加以比较,也是判断三星堆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在出土的属于第二组因素的器物中,既有和商代殷墟文化同期的青铜礼器,也有和中原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同期的玉礼器、陶礼器等。例如,三星堆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的玉璋就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

  三星堆迄今发现八个器物坑,就每一个器物坑而言,都是一次性埋藏的。在考古学上,如果一个单元内的器物属于不同时期,那么决定该单元埋藏年代的就是年代最晚的器物。所以,虽然器物年代有的属于商代晚期,有的属于夏代,但埋藏年代一定是商代晚期。八个器物坑中那些属于夏代的器物,如玉璋等礼器,属于三星堆王族守护的代代相传的传世礼器,它表明在夏代时三星堆人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交往,由交往而来的这些礼器一直保存着,同商代时三星堆人铸造的青铜器等器物一并被埋藏。

  在第二组因素中,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龙虎尊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南方的虎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铜尊的造型和风格属于商文化,而铜尊上人与虎的组合题材则是虎方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与这件三星堆龙虎尊完全相同的一件龙虎尊出土于安徽阜南朱砦润河。这种人虎组合题材,最典型的是相传出土于中国湖南安化、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所谓“虎食人卣”。人虎组合题材在殷墟也出现过,例如妇好墓出土的铜钺和后母戊铜鼎耳上的纹样就是两只老虎的口中有一个人头。

  对于这类题材的含义,以往一般的解释是老虎吃人,所以相传出土于湖南安化的这两件铜卣被取名为“虎食人卣”。可是,观察卣上的人形,虽说人头置于张开的虎口之下,但人的面部呈现的并不是恐惧或绝望,却显得祥和而平静。就整体而言,整个人形与虎处于相抱的态势,虎抱着人,人的双手搭在虎身上,依偎着虎,并不是猛虎撕裂、叼食人的样子。

  三星堆和安徽阜南出土的青铜尊上虎口之下的人形,呈现出屈臂蹲踞的“蛙状”造型,也显得祥和安宁。这些都只是表现出人与虎相结合、人在虎中,而并非表现为虎食人。我认为,这类题材中人与虎的关系,类似于中美洲奥尔梅克人中同类题材所表现的人与图腾物之间的关系,即人虎共存、人在虎口中,表达了该部族来源于虎,是一种与图腾崇拜相关联的部族祖先诞生神话。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中南方的“虎方”,其祖先诞生神话的题材能够出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河南安阳殷墟?我认为,这是当时各地各部族的精神文化交流所致,即这类题材起源于虎方,在虎方之外又得到传播。对于虎方而言,他们铸造出“虎食人卣”这样的人虎相拥抱的青铜器,表达的是他们部族的祖先来源于虎的祖先诞生神话;对于殷商王室来说,在商王武丁的王妃兼女将军妇好使用的铜钺上以及后母戊鼎耳上铸造人虎结合的纹样,则是通过认同虎方部族始祖诞生神话,以达到在军事上驾驭和控制虎方乃至与虎方有联盟的南方诸族;对于诸如三星堆等地的方国来说,则可解释为虎方与他们有过密切交往,商时蜀国对虎方的族神、对虎方来源于虎的部族始祖诞生神话是认同的,两地两个方国的统治阶层在精神领域有过很好的沟通(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基于以上对三星堆文化族属的推定和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各地各族交往的阐述,即可对三星堆文化给予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它是夏商时期的古蜀国文化。有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宣传就会有一种自觉和自信,就可以完全排除“外星人说”和其他“外来说”。为此,我建议:在三星堆博物馆展陈中,要加强或点明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时期古蜀国的关系。原有的展陈介绍在开头部分将古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三者相并列,应修改为:在三星堆文明之前加上中原夏商王朝国家文明,即在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添加夏商王朝国家文明,明确表达出三星堆文明是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蜀地文明,它既是独特的,亦是本土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