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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罗美珍:学术生涯中的深刻记忆


2017年07月14日 09:12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7月14日总第399期     作者:

  科学研究首先必须要有动力和兴趣。但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人所干的工作都符合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这就需要面对现实培养兴趣,主动、积极地去理解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所在,做到爱岗敬业,像一颗种子那样,埋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

  回忆我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经历,期望其中有可供后辈学人参考之处。

  与少数民族的深深情缘

  1952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学习,并被分在黔东苗语班学习苗语。1954年,在两位苗族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在黔东南苗族自治州的凯里舟溪乡实习苗语一年。我住在冷水沟的一对慈祥的苗族老夫妇家里,白天跟着他们去田间劳动;下雨天在家向老大妈学习纺线、织布;遇到赶集天,有时会到山坡上听青年男女唱“对歌”。每天吃过晚饭,老大妈就点上火把,拄着拐棍带我到会唱诗歌、会讲故事的老大爷家里。在火塘旁边,老大爷唱或讲,我就用在学校学到的符号记录下来并反念给他们听。在一旁的年轻人感到很新奇,纷纷要向我学习这套能记录他们语言的文字。一年实习快结束时,全村的苗族老乡们都来和我们班上同学吃“朋友饭”。村长代表大家送了一面无字锦旗给我们。他说:“我们没有文字表达现在的心情。用这面锦旗来表示一个心愿,希望将来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字写上去。”临别时,苗族老大妈依依不舍,要我认她做干妈。回到北京以后,我和苗族干妈一直保持通信往来,互寄礼物。

  1956年夏,国家组织了700多人的民族语言调查队奔赴全国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我被分在第二调查队,跟着队长马学良教授再次去黔东南苗族自治州与先到那里的调查组会合。我约苗族干妈在当地的清水江边见面欢聚,畅叙别后的情况。有位爱好摄影的同学给我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当地的苗族妇女还给马学良夫妇和我穿上苗族盛装,让随行的两位记者拍下我们与她们的合影留念。

  1963年,我响应“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号召,提出结合业务去民族地区锻炼的希望。得到批准后,我和本所同事喻翠容过完国庆节就一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始一年的劳动锻炼。我们和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种稻谷、蔬菜和挑水等农活,还学会了傣语口语和13世纪创制的傣文,亲身体验到傣族的风土人情。傣族人给我们取了傣名;孩子们亲切地叫我们“汉族大妈”。这些都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了,我和苗族、傣族人民结下的情缘至今还印象深刻。

  开阔视野的工作机遇

  在研究所里,我不像其他研究人员那样一直从事某个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国内外的不少研究领域,开阔了视野,因此后来敢于探讨一些综合性和理论性的问题。

  195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62年,与民族研究所合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刚一到所,领导就让我在所图书馆帮助编英文书目。这让我掌握了今后应该阅读的中英文参考书目,也学会了英文打字,对后来操作电脑很有帮助。

  1959—1962年,我在学术秘书室协助傅懋勣先生管理全所的科研业务。其间,我参加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撰《辞海》民族语文条目和组织编撰《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工作,了解到了除苗、傣语以外的语文结构情况。1981—1982年、1989—1994年,我曾两度在《民族语文》兼做编辑,后来任副主编。虽然这主要是“替人做嫁衣”的工作,但出于爱护老一辈专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术园地,我承担了这份工作。在审阅稿件时,我也获得了不少知识。

  在工作中,我大量阅读了国内外的有关论著,还把一些与国内不同学术观点的国外著作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学者参考。自己也对这些不同观点做了研究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国内外同仁们交流。

  在参与集体的科研项目中,我提高了写作科学论著的能力。此外,我还参加了国内外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一些博士生的论文评审、答辩;两次出访泰国,两次去台湾地区参加客家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曾受香港城市大学邀请在该校进行半年课题研究。这些经历也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苦乐交织的田野调查

  1956年,我曾骑马奔波在陡峭的山谷,赴贵州六盘水郎岱调查苗语西部方言。下坡时,马脚下的石子不断滚动,我则往马脖子上出溜,稍有闪失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照相机或电脑,全凭手写;把3000多条记录下来的常用词汇逐条写成卡片,来回排列卡片归纳出语音系统。一旦发现了新奇现象,我们就会兴奋无比。我曾发现只有3个声调的苗语(那时认为苗语有8个声调),后来有位学长发现了有12个声调的苗语。我们选择的发音合作人,必须是精通本民族语和懂些汉语的中年人。他们多数只能听懂当地的西南官话。我们则不会说西南官话,调查时常会闹出笑话来。如我们问:“兔子”怎么说?他回答的是“肚子”。有些植物、动物的说法则需要提供画像,他才能回答准确。

  田野调查中虽遇到一些艰险和曲折,但是我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也感受到因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现象。这些为后来的理论探讨打下了基础。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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