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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所曾庆敏:永远盛开最绚丽、最芬芳的法学之花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有感


2018年09月28日 08:42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8年9月28日总第454期     作者:曾庆敏(法学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我已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共同走过60个秋冬春夏,回首这段岁月,感慨万千。

  如今,让我依然记忆犹新的,首先是她的孕育和诞生,对于国家需要来说,是那么及时。那是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问世了。那么,如何保证宪法得到切实实施?无疑国家急需专门的法学研究机构,研究制定各种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在此关键时刻,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董必武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需要成立一个法学研究所。于是,法学所的孕育开始了。当时研究所的人员从哪里来?我清楚地记得,首批研究人员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从1957年夏在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归国的大学生中,选定了包括我在内的5人,另从北京政法院校毕业的学生中选了7名,总共12名。在法学所尚未正式筹备之前,暂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代为管理,成立了一个法律研究小组,同时派遣我们到该校的各个系帮助工作。1958年,以张友渔同志(北京市原副市长、法学家)为所长,周新民同志(沈阳市原副市长、法学家)为副所长带领一批行政人员到来。我们这12人即时回所。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筹建图书馆。在所核心小组的组织和具体操作下,我们积极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以及一些大学院系等单位,收集了一些旧法律书籍,并且由专门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选购、搜集、登记、编码、上架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法学图书馆诞生了。

  基于法学所所需的人与物的筹备已经成型,办公用房等需要得到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大力支持。1958年10月3日,张友渔同志召开全所大会,宣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建立起来)法学研究所成立,就此,法学所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家庭新的一员诞生了。1964年,法学研究所迁至现址,即沙滩北街15号,成员已经发展到72人,各专门研究部门和行政机构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藏书已有20万册的规模,它对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贡献。

  回首法学所60年的科研历程,我认为最值得永远坚持的,是法学所具有优良的治学理念。建所初期,所长张友渔同志建立了月会制度。在月会上,他明确指出,法学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勇于承担压力,有压力才能有动力。他还指出,在学校学了一些理论知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要了解基层情况,要到公、检、法机关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他经常请一些基层领导同志在所里的月会上给我们作报告,使我们了解基层的活动情况,倡导我们每年用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基层调查研究,并且强调只能用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而绝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套用外国的一些理论。这些科研指导理念,我至今铭记在心,并一直指导我的各项研究工作。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这也是我60年来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遵循的基本宗旨和基本原则。即使在退休以后,我撰写的《我国刑事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老年立法研究》等几部专著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依然是在这些理念指导下完成的。

  确切地说,纵观法学所的成长历程,她始终是同国家一起经风雨,迎彩虹。全所同志一同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在法制春风的吹拂下,根据国家法制发展的需要,研究所的学科建构越来越科学精细,原先的研究组已改建成研究室,还陆续设立了一些研究中心。研究视野在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化,在推动国家各项立法及其不断完善方面取得的成绩越来越显著,研究成果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总结法学所取得成就的重要经验,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不外乎坚持正确的研究理念,勇于承担压力。我自己也正是在这些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各项研究的。例如,我参与主持的法学所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法学词典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成功问世的。众所周知,阐释概念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概念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式,逐步揭示出事物对象的特有属性也就是它的本质属性而形成概念。与此同时,科学求实地阐释概念,绝不能人云亦云。因此,参与编写《法学词典》的专家们,特别慎重对待每个概念的撰写,始终坚持正确运用各种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保证了概念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所内一些专家向我反映说,翻遍了这部词典,没有发现有自由化的地方。这部词典出版了119万余册,实事求是地说,它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又如,上海辞书出版社曾计划出版一本《法学大辞典》,这本书被当时的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出版项目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邀我主编这本词典。我在众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承担了这项任务。同样,完成此项目仍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这其中,关于词目阐释问题,出版社有的编辑认为,写词目释义应该根据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写,便对我们某些学科的词目释义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他们的修改,作者和我都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样的修改误解了概念的本质属性,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于是,我们邀请出版社的编辑同我们的作者共同探讨,用“以理服人”的态度,说明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本质属性,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同。应该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妥协的。正是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从撰写到编辑总共花费了8年时间。这本词典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出版社也因这本词典获得国家辞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个荣誉既是出版社的,也是属于全体作者的,是大家共同为社会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法学所不仅人丁越来越兴旺,仅在职人员已达百余名,还为国家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各学科硕士、博士高端法学人才。在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同时,所里也没有忘记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余热。就我个人而言,退休以后在院所两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已编写出版了500余万字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一贯坚持法学所已故领导张友渔同志倡导的科研宗旨和原则。

  在法学所从事法学研究的几十年,正是我从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的人生里程。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深切体会到,法学所是热爱法学事业的青年茁壮成长的沃土,是推动中国法治发展和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今,由于各种原因,法学所建所筹备期间的20余人只剩下了3个人,即崔清兰(现年89岁)、赵蓉裳(现年84岁)和我(现年85岁)。而第一批来所的12名研究人员,现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今天,我们固然不会忘记那些为法学所作出贡献的已逝去的同志,但同时也需要更好地展望法学所的未来发展,要为中国法治发展完善全力以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相信,法学所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我祝福法学所,祝福我人生奋斗的唯一法学园地,永远盛开最绚丽、最芬芳的法学之花。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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