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邓之湄）近日，“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与达成方略”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全球战略院国际战略理论动态跟踪研究项目组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出席会议并致辞。全球战略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理论动态跟踪研究项目组首席研究员李文主持会议。

　　冷战时期历史经验可为今鉴

　　随着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在周边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是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外交和战略问题。

　　冷战年代，中国曾经面临诸多陆地边界纠纷，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处理边界问题的方式和结果，颇具启示意义。作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在会上专门介绍了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与周边邻国签订边界协议的形势背景、战略考量和博弈结果。

　　“冷战时期中国政府处理边界问题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说十分复杂。虽然有教训，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不轻易示强，始终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姿态，重视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国际编研部主任汪权表示。

　　世界大国处理领土问题，有时因顾及国际关系的政治大局，有时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采取不同手段或进行利益交换，对此学界存在争议。“在古罗马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为共御外侮，也曾进行过利益和势力范围的交换，以此换取了30年的和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指出，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切忌矫枉过正，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次要战略方向需引起重视

　　当前，中国面临的边界纠纷形势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有学者指出，一些小国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外部势力的介入来增强与中国博弈的胜算。

　　“在复杂的边界争端面前，中国外交战略应理顺‘纲’与‘目’的关系。”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指出。专家认为，除了明确美、日等主要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外，对于其他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中国尚需引起更多重视。

　　“次要方向虽非大局，但若处理不好，也可能变成大局。这方面我们有过历史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海林表示，对于次要方向上的领土争端，应保持一定的战略威慑力，不可因其“次要”，就采取搁置、容忍的态度，“欲以最小成本解决问题，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的代价”。

　　不过，对于当前的一些边界争端，与会者认为，这与周边国家想利用中国在崛起关键期不希望扩大冲突的心态，以取得有利于其自身的谈判结果的心理不无关系，此类情形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出现。

　　中美寻找良性互动的可能

　　“美国就像是欧亚大陆外的一个岛屿，大陆资源与之息息相关，无论谁成为大陆某一部分的主导，都会对其构成战略威胁。”某位西方学者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出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则，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究竟有无实现良性互动的可能？“首先，中美在亚太地区无领土争端；其次，中美在全球其他地区有着广泛的合作，可以部分抵消彼此在亚太的竞争。此二者是中美实现良性互动的有利因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表示。

　　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引起一些中国人的不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钟飞腾解释道，“再平衡”不等于“遏制”，从历史经验看，每当美国外交抛出“再平衡”的措辞时，往往意味着其国家实力正在下降。

　　当前，美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2.5倍是一个分水岭。当美国经济实力低于中国经济实力的2.5倍时，其对中国的战略就从‘遏制’转为‘再平衡’。”钟飞腾表示。

　　虽然中美在亚太地区无主权之争，但主导权之争是显在的。专家认为，促使中美亚太安全体系的衔接、加强双方三大海上区域的军事交流与沟通、建立三边对话机制、强化两国在亚太五个多边体系内的协调等，都是中美实现良性互动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