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2013年，他们读了哪些好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读书状况调查
我们的学者，一年大概可以读多少本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刚刚公布了2013年度读者借阅排行榜，榜单显示，去年最多的一共借了268本书，平均不到两天读一本书。
“没想到借了那么多本书，当然有些是为查资料借的，但大部分都从头到尾读完了。”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告诉记者，他很喜欢读书，往年的读书量应该也是这个数，甚至还要多。就是他借了268本书。
读书，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近日发出了一条关于读书的微博，被转发14余万次，引起强烈共鸣。其呼吁读书的一条理由颇为动人：“为了遇到更好的自己”。但据调查，中国人读书率并不高，在世界上排名靠后。
然而对于学者而言，读书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新一年的春天刚刚开始，回望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读书状况如何？他们读了哪些书，读了哪些好书？记者就此采访了我院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分享读书所得。
为科研而读书占多数
“读书、思考、写作，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生活样态，而读书是思考和写作的前提。”这是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对读书的理解。她在法学所的同事告诉记者，熊秋红出了名的爱读书，而且读书范围很广。
“我的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在阅读方面，我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本学科的新书，这方面的阅读量保持在年均30本左右，中英文均有，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了解学科前沿动态。”熊秋红说。
据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的读书比例中，专业书占70%以上。可见，我院学者的读书目的，一般着眼于科研工作。
“学者首先是学，在此基础上文章才能写好、政策上才能服务好。学术上有沉淀、有积累，才能有好的成果，转变学术增长方式也值得关注。”拉美所研究员柴瑜告诉记者。
调查数据同时显示出另外一个现象：为课题而读书，在阅读总量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告诉记者，他阅读专业书籍70%—80%是为课题研究服务的，余下的20%—30%是凭个人兴趣，或者出于专业发展需要而读的。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为课题查阅资料的读书部分则占到90%，但他同时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尽管其不以查资料为直接目的的专业书籍阅读仅占阅读总量的1%，但却占去阅读时间的一半以上。
在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2013年的读书总量中，专业书占40%，非专业书占20%，为课题查资料所读的书占50%。但他表示，三者之间界限比较模糊，有的时候相互有交叉。
不过，也存在完全不以课题为目的的读书。比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明，他2013年读了35本书，其中非专业书29本，专业书6本，为做课题查资料而读的书为零。“因为我们写论文做课题一般都读论文，而非著作。”
阅读范围极广
在张明长长的书单中，从柴静的畅销书《看见》、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到《中国流氓史》、《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再回到其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等，他几乎无所不读。
这一特色也体现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学者读书之中，尽管阅读专业外图书比例不高，但所涉范围非常之广。
熊秋红的阅读横跨多个学科，她认为，这种跨学科的阅读有助于形成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从而生产出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去年，她不仅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甘绍平教授赠与她的《人权伦理学》、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所著《日本的前途和亚洲的未来》，还读了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自传《绝望锻炼了我》。后一本书不仅让她从中了解了韩国乃至亚洲政治，且有某种励志之用，“因为如何从绝望中创造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生命题”。
魏众推荐了他去年读过的两本好书。专业书籍是美国布赖恩·贝利的《比较城市化》；非专业书籍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该书是梁实秋散文的突出代表，既清新自然，又合乎知识分子阅读品位。
在做启蒙运动研究的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晓亮，不仅阅读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等相关专业书籍，还读了金一南的《苦难辉煌》。
“我先看的电视片，然后看的书。这部书以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的斗争历程，其从大局着眼、气势磅礴；细处着笔、意味深长；发人沉思，令人感慨，为近些年同类书中所不多见。它同现在党史研究中某些虚无化、戏说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并不虚无，有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有其必然发生的根据、条件和结果，这也是我们后来人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的。” 周晓亮如此评价《苦难辉煌》。
虽然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菊的阅读总量中，专业书籍占75%，但是在谈起专业外阅读的时候，她可以立刻说出以下读进心里的句子：“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是罗曼·罗兰撰写的《名人传》中的一句话，这本书也是她迄今为止最喜爱的一本书。
经典重温
经典著作，常温常新。近来，院学部委员田雪原重读了塞缪尔森的《经济学》。
“中国有句古话‘温故而知新’，唯物论有一条基本认识理论，你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真正认识了，只有你真正认识了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它。真正地理解了内涵、外延、精神实质以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经典过去也看过，但是结合具体的问题再来看一看经典作家怎么论述就会有新的收获。” 田雪原对于读经典深有所得。
周晓亮还结合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的研究，重温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等。他说，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汲取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当今现实问题的东西。
“各种经典著作，也包括专业的教科书都时不时地会翻看一下。去年重读了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魏众说。财经战略研究院青年学者何代欣重读了经典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改伟重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几十篇马列经典著作。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表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根本基础与来源，因此，有必要常读。
“有不少著作是反复多次阅读的，感到无论是对编辑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十分有帮助。”田改伟说，阅读马列经典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鉴赏力，及时识别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现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比较泛滥，我们不仅要知道其错误的观点，还要知道其错在什么地方，这些观点为什么是错的，正确观点应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