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及真实工资迅速上涨给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给资源和收入分配、自然环境、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与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中国经济通过结构调整走向新的平衡，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4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出版社共同出版。国内外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考察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情况、中国的绿色增长前景等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中国正向现代经济转型

　　1978年以后，中国沿着改革道路不断前行。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郜若素认为，虽然改革是连续的，但如果从全局角度回顾过去的改革路线，就会分辨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其间，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第二个阶段是1985—2011年，这2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无节制的投资扩张；第三个阶段始于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将朝着现代经济转型。

　　“从21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中国的学者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郜若素说，“虽然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并没有走到尽头，在几年之内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走上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如果转型太晚，中国改革的压力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把中国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新模式称为“新常态”。他们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是中国经济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的原始驱动力。近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显现，由此也使工资迅速上涨，随后又引起了当下中国经济向着“新常态”转型。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的结构却在向新的均衡状态调整。

　　蔡昉等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该着眼于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除此之外，还要转变政府的角色。过去，政府通常直接参与支持生产和投资的活动。现在，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中国完成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宋立刚等认为，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而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过高，城市化程度过低，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依赖出口的程度又太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中的某些方面，不利于把对环境的破坏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不利于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

　　因此，宋立刚等认为，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高目标是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并通过拉动内需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从根本上说，这些目标是互补的。

　　在1978—2012年的改革期间，农业部门的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对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社区和政府的运作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这些挑战，政府要实施与市场机制互补和相容的政策，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为农民工和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样重要的是，政府采取的措施要符合或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

　　中国越接近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前沿，创新对中国就越重要。通过对企业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周伊晓发现，制度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要想使中国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参与全球科技研发，为全人类的科技和知识进步作出贡献，第一步就是要改进国内的制度安排。

　　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的减少，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预计，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在7.2%，“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下降到6.1%。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经济改革的范围，尤其是发展新兴经济领域，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

　　蔡昉等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劳动力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提高GDP潜在增长率，基于此，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一直下降。

　　学者指出，在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严重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旧模式中走出来，应该通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新的政策应该通过调整供给面因素来促进增长，而不是调整和管理需求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昕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尽管已有将近30%的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工作，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城市的新增劳动力仍然来自农村人口。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挡住了很多人迁往城市的步伐。

　　孟昕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迁到城市的第24年达到峰值。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停留时间远远不足24年，这意味着延长农民工的停留时间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停留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政策所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认为，中国要顺利完成现代化进程，必须完成两大重大转型，一是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二是从非绿色增长转向绿色增长。绿色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绿色发展的实现，关键不在于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建立起促进绿色发展的竞争性制度。”张永生说，“要顺利完成上述转型，蛙跳式地以绿色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有独特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障碍。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克服这些障碍，中国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实现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