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网北京4月15日电（记者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主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学术报告会，2014年4月15日在京举行。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文学哲学学部主任江蓝生主持。汝信、卓新平、李景源、黄宝生、黄长著、杨曾文等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及各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出席报告会。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作了《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历史意义》主题发言；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张伯江报告的题目是《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重要思想与现代语言学研究》；哲学研究所欧阳英研究员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传辉研究员阐述了《邓小平的宗教观》。学者们指出，邓小平以非凡的业绩、崇高的风范在人民心中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中国社科院要努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国梦多提供理论支持，才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张炯研究员指出，邓小平理论，包括他的文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的结晶，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邓小平同志早在晋察冀工作的时期，就发表过有关文艺的理论见解。改革开放新肇始，他不但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论著，还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等重要文献中，多方面地阐述了他的文艺主张和理论观点。他的文艺理论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为我国文艺的发展开创了繁荣的新时代。首先，邓小平同志正确地阐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其次，邓小平同志把文艺发展提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坚决反对文艺表现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倾向。复次，邓小平同志号召尊重艺术规律，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坚决贯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文艺队伍的培养，重视文艺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邓小平文艺理论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繁荣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把文艺理论的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统一起来，深刻地反映了、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正是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引下，新时期我国文艺领域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像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雕塑、杂技、书法等都出现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七年，我国新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过320部，而新时期以来则超过两万部。最近两三年，每年达三千到四千部。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文艺理论，让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伯江研究员认为，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提出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极高标准。这“三个面向”不仅成为基础教育的根本方针，也成为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其思想内涵不仅包括学校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延伸到思想政治教育和更广泛的文化建设领域。可以说“三个面向”是邓小平教育思想最根本的核心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张伯江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三个面向”思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最初作为教育发展方向的提出，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属性，再到今天成为国家形象。概括地说，这一重要思想，经历了从兴教方略，到兴文方略，再到兴国方略的几度提升。我们党历来把教育事业看作是立国之本，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千秋大业，所以，“三个面向”的教育方向自然成为发展我国科教文化事业的一个方向性的思路；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象征，同样要放到世界范围内、用现代化的指标以及发展趋势去衡量。可以说，这个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成熟过程。“面向世界”的学术眼光，不仅唤醒了一些传统学科，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中发挥了独特的效力，而且引发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和视角，启发中国学者建立起一些自身传统上所没有的新的学科。现代语法学就是典型代表。语法揭示人们组词造句的规律，是语言学习的最重要的工具。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意识到，文化的落后是我们国力衰弱的深刻原因之一，中国的语法学就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肩负着救国图存的使命而建立起来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语法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围绕该模仿和照搬西方语法研究模式还是立足于汉语实际走自己的道路，该融入世界语言学的主流还是另起炉灶到传统语言学中去“退而结网”，都产生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是“面向世界”的总体方向引导了中国学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面向现代化”与“面向未来”的思想，就是时刻着眼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如此，学术发展也是如此。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学者们的汉语研究极大地开阔了视野，结合我国民族语言种类繁多、汉语方言变化繁复的特点，做出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专题研究。如果没有观念的更新和现代化的取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好成绩的。

　　欧阳英研究员强调，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反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奋力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重要实践思想。它用生动的比喻，把实践先行、勇于实践的道理简明化、大众化。正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着重强调了实践先行、大胆实践、勇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思想具有哲学基础的重要意义。第一，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唯物主义基础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二，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认识论本质有更加深入的把握。第三，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唯物史观基础有更深入的理解。第四，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们可以对“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内涵的“以人为本”精神实质有更深入的理解。欧阳英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之所以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被积极运用，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与本质特点所决定的。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目标性。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能动性。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工具性。“摸着石头过河”，是当代的实事求是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摸索规律、求得真知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得到了建立、发展与完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以探索性作为本质特点，这就要求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必须具有创新性，由此以来，创新性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与必然选择。“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不断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涵。从“黑猫、白猫理论”、“摸着石头过河”，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争论”等重要思想的提出，这些理论创新至今令人警醒深思。

　　曾传辉研究员介绍邓小平同志的宗教观时指出，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与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的谈话中，在谈过要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紧接着表示我们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将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称为信念，并表示要用这种信念教育后代。他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联系到1941年5月他对部队文化工作的讲话，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两方面工作的辩证关系。他讲：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 宗教信仰不能成为迷信。迷信是对信仰自由的滥用，是对道德、法律和理性的僭越，自然会造成与科学真理的对立。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科学世界观教育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相反正是预防和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使宗教信仰自由得到长久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与邓小平关于不要搞宗教狂热的思想也是连贯一致的。邓小平的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宗教理论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他以伟大战略家高屋建瓴的宏大视野，为恢复和完善我国宗教政策指明了方向，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深入的今天，邓小平同志的宗教思想仍然让我们受益。新形势下，宗教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要以邓小平同志的宗教观为指导深入研究和推进我国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