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邓之湄）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国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的地位并不相等。对于东亚或东欧一些国家而言，一战的意义显然不能与二战相比。然而，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便在一战发生的核心区域——欧洲，“许多欧洲人也仅仅把一战看作是解决欧洲自身问题的战争，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一战的世界性。”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著名汉学家魏格林，在3月22日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的一场题为“欧洲如何回忆一战”的报告中谈到。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当时，许多国家纷纷开始反思一战，希望通过深刻反省一战教训，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局势，避免悲剧再次重演。如今，时隔两年，在魏格林看来，我们反思一战的理由仍然存在。

　　欧洲一战记忆悄然改变

　　2014年11月11日，为纪念一战中阵亡的58万名士兵，“记忆的环球”纪念碑在法国北部落成揭幕。法国总统、德国国防部长出席揭幕式。这个纪念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冷战后第一次不区分阵亡士兵的国籍是战胜国或战败国，而只按照士兵姓名的拉丁字母顺序对其进行排序。

　　“诸如此类关于一战的纪念仪式，突出了个人的牺牲，淡化了国家的对立。这说明现在欧盟许多民众的历史记忆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超越民族矛盾的共同记忆。”魏格林解读道。

　　关于一战历史记忆的改变，并不仅仅发生在社会层面，在学术界，对于一战历史的书写和解读，也随着时间的演进悄然出现变化。

　　2013年，一本名为《梦游者》的历史著作的出版，犹如在西方史学界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这位剑桥大学的现代欧洲史教授，在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重新解读。

　　“他对我们过去将德国作为一战策源地的历史结论，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认为战争的责任不能归咎于某个国家，而在于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魏格林表示。

　　这一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不很陌生，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一战爆发原因的解读，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矛盾激化的结果。然而，对于身处一战两大阵营的国家而言，这一结论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英国史学界无法接受克拉克的观点，因为如果他的观点成立，将贬损英军在那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英雄形象。法国史学界虽然肯定该书的史料丰富、严谨，但同样不能接受作者偏袒德国的立场。”魏格林说。

　　对于这本书反应最为激烈的，则是该书论述涉及的核心对象——德国。“德国人对于书中观点的态度分化较大，有的感到意外，有的表示欢迎，也有的存在疑虑。”魏格林指出，在许多德国人心里，“一战是德国20世纪苦难历史的开端，虽然不是最主要的阶段。一战与二战紧密相连。”以往的历史结论让人们相信，是由于德国对一战负有罪责，同时出于一战战后秩序安排的不甚合理，才导致德国逐渐走上发动二战的道路。“如果我们接纳了克拉克的观点，那就意味着，希特勒的上台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故’。那么，当时德国民众支持纳粹上台的行为，又该如何得到解释？”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如果减免了德国对于一战的罪责，也就相应削弱了德国反省二战罪责的历史逻辑和基础。被颠覆了历史观的西方人不禁要问：我们还能从一战中吸取什么历史教训？

　　全面认识一战的世界性意义

　　对于克拉克的书，我们无意过多评论。但无论有没有这本书，在魏格林看来，欧洲人对于一战意义的认识，至今为止始终是不深刻、不全面的。

　　“一直以来，欧洲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把一战看成是解决欧洲自身问题的战争，把它当作欧洲的战争来记忆。”魏格林指出，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重要意义，即一战的世界性——“一战导致了四大帝国的崩溃，是世界历史全面走向共和的开端”。

　　让魏格林忧心的是，欧洲人看不到一战引发帝国崩溃的重要性，也就无法从一战中吸取真正有效的历史教训，来认识和解决当今的世界问题。

　　说到这，魏格林特别提到了一战前后的中国。她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落后于世界，事实上，中国的辛亥革命领先于世界许多国家，率先走上了迈向共和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比欧洲要‘先进’。可惜当时的欧洲，没有人注意到远东的这点亮光。”

　　除了促使帝国崩溃，一战与二战的共同意义还在于，让“战争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一观念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魏格林指出，一战之所以爆发，正因为当时欧洲政客的脑海里，不存在这样的基本共识和观念。二战后，这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我们注意到，近几年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一些国家的政客在这一问题上又有所动摇。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一旦人类放弃了‘战争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的基本共识，那么我们维护和平的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

　　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出席报告会，近代史所研究员高士华主持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