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我院派出3名干部学者，赴安徽省亳州市开展挂职实践锻炼。如今八个月过去，他们在亳州的挂职情况如何，又有了怎样的心得与收获？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崔唯航等三位挂职干部学者。

　　崔唯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挂任安徽省亳州市政府副市长

　　陈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挂任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政府副县长

　　胡文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挂任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政府副县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挂职实践锻炼”给您的感受或收获，您会用什么词？

　　崔唯航：我想用一句诗来表达我的体会，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同样一件事，从外面看和亲身参与进去，所获得的“知”绝然不同，只有切身经历了，才能把“熟知”变成“真知”。这个道理，是我通过此次挂职实践锻炼所体会到的最切实的感受。

　　陈志刚：责任。郡县治而天下安。县、乡（镇）干部处于基层一线，直接面临着发展的问题、广大群众温饱的问题，责任重大。作为分管而不是协管的领导，一份权力意味着一份担当、一份责任，对于分管的工作不能推诿，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科学谋划部署，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对于重大工作，通过项目化进行管理、通过时间表狠抓落实。

　　胡文臻：生命力。我担任蒙城县政府副县长，负责并分管文化、体育、旅游、广电等工作。挂职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任何工作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是干好工作和实现目标的真理，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到基层挂职，最初是否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或者有什么“苦并快乐着”的事可以分享一下？

　　崔唯航：到基层挂职，最初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角色的“无缝”转换。出发那一天恰逢大雪，火车严重延误，我到达亳州的时间是凌晨3点，当天早晨8点就开始了正常工作。来到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排列得整整齐齐需要处理的文件和当天需要参加活动的日程表，一方面对工作人员超乎预期的高效很是钦佩，这也提醒和督促我务必全力投入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些迷茫，对全新的工作岗位难以立刻适应。

　　陈志刚：苦并乐的事是督察夏季秸秆禁烧工作。6月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顶着炎炎夏日，早出晚归，取消放假和周末，几乎每天都要去自己负责的三个镇进行督察，深入各个村庄，深入田间地头。先是督促夏收，后是督促秸秆离田或粉碎还田，最后是督促夏种。在夏收时，一到镇村地界，空气中到处都是收割机扬起的秸秆粉尘，很快就感觉嗓子痒、身上痒。在广大干部的艰辛努力下，终于圆满完成禁烧任务，没有出现一处人为的火点。虽然辛苦一个多月，但看到农民的小麦抢收回来，没有在地里霉烂，看到努力宣传鼓动而种下去的大豆和玉米也长势良好，秋季马上又有一个好收成，心里还是高兴。

　　胡文臻：经过一夜暴雪，我凌晨到达亳州，睡了3—4个小时，早上8点参加挂职干部座谈会。12点30分到办公室。午饭后，下午14点上班，办公桌上堆放了材料和需要处理的公务文件。服务的秘书说，一小时后，陪您去万佛塔调研。研究者（学者）的角色瞬间转换为政府管理者的角色，工作多、节奏快，是意想不到的。由此开始，至今8个月挂职工作生活，除了休息日，每天如此，在希望的田野上，有劳动的歌声，有身体之累，苦并快乐着的汗水和数不清的工作趣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挂职初期如何快速转换角色，往往是挂职的一个难点。您对此有何心得？在基层工作中，您如何发挥社科学者的优势服务当地？

　　崔唯航：我克服这一困难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多”，多问、多学、多思。多问，重点是了解既往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对过去的做法做到心中有数，这是最基本的一步，问得越多越细越好。多学，重点是要沉下去，向基层、向群众、向实践学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去尽可能多的地方进行实地调研，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学得越具体越接近一线实践越好。多思，重点是对掌握的情况进行提炼和理性分析，弄清哪些是本源、哪些是枝节，做到精准发力，事半功倍。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思得越系统越深入越好。

　　陈志刚：挂职工作，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探索，从批判到建设的思维转换过程。要快速实现这个转换，必须放下架子、虚心学习。一是学政策，摸清国家、省市关于自己分管领域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向实践学习、群众学习，深入调研，摸清地方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找准发展的方向。三是多向以前分管这块的领导请教，与部门领导同志多讨论，集思广益。

　　我主要研究党建和社会发展理论，所以，我注重发挥这个优势，多次为当地干部作党建方面的辅导报告，讲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整理涡阳县的大调研大走访资料，主持撰写专题调研报告；并联系外省专家，推进道家文化的交流和研究。由于以前曾在出版社工作过，我还主持了《涡阳年鉴》《涡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问道涡阳丛书》的编撰工作，宣传涡阳作为老子故里的悠久历史文化。

　　胡文臻：地方政府对挂职干部的期望很高。因此，研究型学者挂职干部除了平时大量基层工作调查研究的实践积累外，还需要平时较高的政策解读执行力和政府管理知识储备，特别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和能力，以及政策、法规、人文关系等知识的熟练运用。自始至终要言行一致，遵纪守规，吃苦在前。例如，蒙城县板桥集镇人口有8万之多。我作为对口联系的挂职副县长，调研或者解决一个问题时，数百名乡村干部都在看着你，如果所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没有党的纪律性、原则性、策略性，就不能服众。因此，只有在平时做足研究和案例分析功课，才能在实践中冷静处置各类复杂问题。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综合性的高级知识人才，最大的优势是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基层干部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也具有较高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学者做基层干部，必须要具有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战略战术，解决问题要吃透问题、条理清楚、简单明了，保证快速落实到位，问题不反弹，并勇于承担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挂职干部在当地做了许多事，可谓“上得了学术殿堂，下得了田间地头”。您认为您挂职期间做的最有意义、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崔唯航：我觉得最有意义，也是倾注精力最多的工作是推动全市教师的“无校籍管理”，真正实现教师从“单位人”到“系统人”的身份转变。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成千上万的教师和家庭，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照抄。可以说实施难度很大，但意义非凡。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推动大批城镇优质学校的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工作，使农村孩子，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也能像城市中的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从而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等地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项工作惠及数以十万计的孩子，将改变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命运，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我以为此事意义最为重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才克服重重困难，不遗余力推动此项工作。目前已经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2449名优秀教师将于9月初来到新的岗位工作。

　　陈志刚：涡阳县是安徽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著名的文物遗址。为了推进对保存较完好的东汉屯兵遗址——涡阳县北平城遗址的开发，我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此进行全面勘探、研究，现在拟进一步争取申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推进涡阳的文化旅游和文物保护尽一点绵薄之力。

　　胡文臻：担任挂职副县长，分管一方，但在实践工作中没有任何官的感觉，每天都是责任、服务和压力。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理顺和管理要讲求方法，要用好权，把握好势。二是基层工作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落实项目和资金。所有分管副县长的任务是落实三亿元以上项目资金，摆在眼前的只有责任担当。

　　挂职期间，我调研创建蒙城国家北淝河湿地公园项目。一是谋划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湿地公园创新项目，通过对北淝河湿地多年来形成的保护和建设环境调研，主抓创建国家湿地公园及周边大环境整治。6月底，该项目通过省级评审，上报国家级北淝河湿地公园项目。二是结合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引进战略生态资源杜仲橡胶、油料资源树和其他多种经济林种植项目。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大项目，力争把蒙城县建成为吸引周边2300万人向往的生态低碳型绿色家园和旅游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再有四个月，你们将完成挂职任务，重新回到科研工作岗位。目前您感觉自己有了哪些新变化？

　　崔唯航：最大的变化是感觉自己脚下更有根了，做学问更有底气了，思考问题更接地气了。挂职8个多月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地气，为人民做学问也更有底气，因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了火热的社会实践，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鲜活诉求，同时也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什么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总之，通过向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大书”的学习，我不仅丰富了视野，开阔了思路，磨炼了意志，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提升了研究能力。这种收获，其价值难以估量。

　　陈志刚：挂职至今，我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基层一线干部和群众的了解。基层干部处在矛盾的第一线、发展第一线，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白加黑，五加二，加班工作是常态。8个月的挂职工作让我进一步体会到基层干部的艰辛，进一步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让我增强了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时间观念。

　　胡文臻：想到快要回家是喜悦的，但心里也会留恋蒙城。回到科研工作岗位，我将继续关注相关研究，支持蒙城发展。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也相应地会发生重要变化，将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为主要思考和研究。未来我计划继续坚持长期实地调研与跟踪项目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走出办公室，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更多地用哲学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从思想上、能力上、创新研究工作方面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