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很难对不确定性进行测度，而实验方法的引入为研究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如今，不确定性决策的实验研究已成为决策领域的研究热点。

　　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要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进行各种行为决策。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风险和模糊性。所谓风险型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未来情况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可以预测到不同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以及条件收益。在风险决策中一般采用期望值作为决策准则。而模糊性决策所处的条件和状态都与风险型决策相似，不同的只是各种方案在未来将出现哪一种结果的概率不能预测，因而结果不确定。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很难对不确定性进行测度，而实验方法的引入为研究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如今，不确定性决策的实验研究已成为决策领域的研究热点。

　　不确定性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

　　对于在农业生产中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这一现实的决策问题来说，在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下，当新技术比传统技术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或模糊性时，农民对于不确定性的规避就阻碍了新技术的采用。以往关于技术采用的研究大多假定新技术要比传统技术具有更多的风险和模糊性，在这一假设框架下，规避风险和模糊性的农民将更不倾向于采用新技术。然而，这一假定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技术值得商榷，因为其中有些可能会降低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或模糊性。Barham等人于2014年1月发表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上的文章《风险和模糊性在技术采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考察了风险和模糊性规避对于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两项新技术的采用所产生的影响。该文的贡献在于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即作者认为模糊性规避实际上加快了转基因技术的采用进程。

　　通常来讲，农民都要进行除草和抗虫等生产实践。相对于害虫所带来的复杂的时空动态侵扰来说，农民对杂草蔓延的态势和相应的除草实践显然更容易掌控。因此，农民控制杂草的行为可被认为是风险型决策，而控制害虫损害的行为属于不确定性决策。由于转基因种子具有耐除草剂和抗虫性两大特性，因此，其引入可能有助于农民对特定的不确定性进行规避。具体来说，转基因玉米种子具备其中一种特性或两者兼备，而转基因大豆种子只具有耐除草剂特性。所谓耐除草剂特性，是在标准种子的基础上引入了使作物抵抗广谱除草剂的转基因，因此农民所喷洒的除草剂既有利于除草又不损害作物，从而可能有助于降低风险。而抗虫性旨在减少昆虫对农作物的损害，从而可能有助于降低虫害的模糊性，因此具有模糊性规避偏好的农民会非常重视这一特性。

　　风险和模糊性规避的分别测度

　　本实验的被试是美国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两州从事玉米和大豆种植的农民。每场实验都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实验部分，通过让被试参与一系列游戏以获取他们的风险偏好、模糊性偏好和教育背景等相关信息。第二部分则是简短的问卷调查和认知能力测试，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个人背景和农场特征，以及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历，而认知能力的考察是通过一个记忆广度的练习来测试被试的短期记忆能力。值得说明的是，这在以往关于不确定性规避对技术采用的影响的研究中从未涉及。作者进行认知能力考查的原因是，想要获知认知能力和不确定性规避是否相关。相关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和风险规避呈负相关关系，而有关认知能力和模糊性规避的相关关系尽管没有确凿的经验证据，然而有研究表明，教育和技术采用呈正相关关系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学习。

　　在第一部分的实验中，每名被试都要参加6个游戏，分别是2个模糊性游戏、2个风险游戏和2个学习游戏。被试最终的实验报酬取决于这6轮游戏的累积所得，其平均报酬是73美元，此外还有30美元的交通补贴。这和农民在当地农场耕作的机会成本没有明显差别。本研究着重考察了50/50概率的不确定性游戏和风险游戏。作者运用MPL（Multiple Price List）量表法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即被试要在一系列的确定性所得和赌注之间进行选择。在游戏中，每名被试都要在确定性报酬和不确定性报酬之间做出11次决策。这11组决策选项同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确定性报酬的数额是10美元，风险选择和不确定性决策则依赖于口袋中的筹码颜色。在每个游戏中，口袋里都包含黑、红两种颜色的筹码共100个。在不确定性游戏中，被试并不知道100个筹码中红色和黑色各有多少。而在50/50的风险游戏中，被试被告知口袋里有50个红色筹码和50个黑色筹码。首先进行的是不确定性游戏，随后是风险游戏，这样可以避免后者对前者产生干扰。值得说明的是，在每个游戏中都只有一次决策所得被随机选中，以决定被试的最终报酬。

　　模糊性规避对于加速农民采用

　　转基因玉米技术具有较大影响

　　作者运用生存模型对风险和模糊性规避对于农民采用转基因玉米技术和转基因大豆技术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作者尤其关注的是，害虫损害给农民带来的模糊性，对于其采用转基因玉米技术进行不确定性规避来说是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结果表明，风险规避对于转基因大豆种子的采用时间只有较小影响（不显著），而模糊性规避对于加速农民采用转基因玉米种子具有较大的影响（显著）。也就是说，对模糊性的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民，会越早地选择采用可以减少模糊性的转基因玉米技术。作者假定这一不同寻常的发现是由于转基因玉米通常具有抗虫性特征，从而降低了该技术采用者遭受害虫损害的模糊性这一事实，即模糊性规避对于转基因玉米技术的采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而转基因大豆却没有抗虫性的特性。这表明，在研究不确定性（风险和模糊性）规避对于新技术采用的影响时，对风险和模糊性进行区分非常重要。

　　作者认为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实验设置的问题。以往那些认为模糊性规避阻碍了新技术采用的实证研究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而本研究针对明显受到更好教育和可以获取更多新技术的信息的美国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技术的实施效果对于农民而言就具有相对更小的模糊性，因此模糊性规避主要在面对新技术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产生直接影响时发挥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关于新技术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则对阻碍技术采用具有更大影响。此外，本研究得到的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农民的认知能力越高，越倾向于更早地采用转基因玉米技术。这一结果暗示着认知能力对于加速新技术的采用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

　　从本研究可获得的启示是，对于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新技术的推广来说，有必要区分风险和模糊性对于不同技术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减少该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