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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典范

——记民族所老所长牙含章同志


2015年08月28日 08:40    来 源:社科院专刊总第310期     作者:史金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牙含章同志既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是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

  他的一生有传奇的经历:青年时期曾到甘肃省藏传佛教寺庙拉不楞寺当临时喇嘛,刻苦学习藏语、藏文,调查寺庙的历史和现状;后随藏族嘉木样图活佛到西藏学习藏文典籍,考察西藏社会情况;抗日战争爆发后,立即自西藏经印度、新加坡等地,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被分配从事当时急需的民族问题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在陇右地区负责地下工作,建立“陇右人民游击队”,团结上层,促进了甘肃夏河藏区的和平解放;全国解放后,他受命率领大队人马辎重,从青海西宁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历经艰险,经过四个月到达西藏,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

  牙含章同志后来一直在科研、教学部门从事领导工作,并结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要,深入进行民族、宗教理论研究,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撰写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贡献巨大,先后出版了《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无神论和宗教问题》、《西藏历史的新篇章》、《陇右地下斗争》等。他晚年还主编了《中国无神论史》,此书正式出版时,他已辞世,未能见到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成果。

  牙含章同志著述丰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和学术遗产。作为一名革命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也十分突出,值得学习。

  牙含章同志一向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事无巨细,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得了鼻癌,调回北京后,每年都要去上海复查治疗,车费、医疗费、住宿费都由自己负担,不向公家报销。他作为宗教学家,对著名寺庙有特殊兴趣,在参观北京市的潭柘寺、戒台寺等寺庙时,从不向所里要车,总是带着家人乘坐公共汽车前往。1983年,他到成都开会,为筹备会议提前几天到达,当时四川省领导和出版社都主动提出给他派一辆车,供他工作和游览使用,他婉言谢绝。在市内和郊区联系工作和看望谭冠三等老同志时,他都与陪同人员一起坐公共汽车,有时下车后还要步行很长时间。他离休后有时到统战部、国家民委等单位联系工作时,凡用所里车时,都嘱咐会计从其工资中扣除车费。

  他不仅一贯廉正自守,以身作则,也常以此与其他同志共勉。1982年,他参加甘肃省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自治县成立大会时,当地政府为向来宾表示谢意,送给每位客人当地特产——一把保安刀。他知道后说:“我们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谁要谁交五块钱。”后来,随他同去的同志都交了五块钱。他在甘南进行调查访问时,当地藏族喇嘛和群众都记得这位过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非常敬重他,送给他哈达和酥油。他表示谢意后,让随行人员把这些礼物都送交当地政府。一次参观果园,果园负责人准备了一些水果让大家品尝。他拒不食用,说这是人家一年的收获,我们不能随便食用。他在厦门和当地宗教处的同志到南普陀寺与寺庙僧人座谈宗教问题,会后,寺内僧人招待他们吃素餐。饭后,他拿出20元钱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的饭钱,其他吃饭的同志也要交饭钱。寺庙负责人忙说:“这是招待大家的便饭,不收钱。”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白吃僧人的饭?”他这种纤尘不染、守正不挠的可贵品质,使随行人员、当地干部、僧人、群众都深受感动。甘肃省有一位为他开过车的司机动情地说:“如果共产党员的干部都像他这样子,就没有不廉洁的事了!”

  牙含章同志热爱党,组织观念很强。他一般都超标准缴纳党费,自提为9级干部后,每月都缴纳50元党费(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的一个月工资)。那时,他和夫人负担家人、亲属七八口人的生活费用,生活并不富裕,也没有什么存款。有人建议他少交一些党费。他说:“大家工资都不高,我的生活水平不能超出大家,有钱应多交党费。”国家恢复稿费制度后,出版社、编辑部给他寄来稿费,他都请财务科给退回。有的出版社不理解,给他来信询问,有的还说是否嫌少。他知道对方有误会,不得不复信说明:“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写作,不能再要国家的钱。再说我写作是为了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更不能要国家的钱。”后来他的稿费有的用来缴纳党费,有的留给所里作集体福利,一部分则寄给了他的家乡,帮助解决家乡用电问题和文化教育事业。他去世前一年,血压居高不下,大夫建议他停止一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大部分藏书共几千册无代价地捐赠给中国文化书院和甘肃省临夏州图书馆。当时我作为所领导主持、见证了这次赠书仪式。

  他平易待人,生活简朴,在经济上资助过很多人。他在1980年分到三小间住房,按其级别待遇,应分到更宽裕的住房。社科院和民族所曾几次要给他调整增加住房,都被他一一回绝。直到他去世前半年,因其女儿身患重病,需请保姆住家照顾,才接受了补给他的住房。他关心群众生活、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品格,受到民族所干部和群众的交口称赞。

  他勤奋工作,学术造诣很高,但他自己严以修身,并不看重名位。他任民族所所长时,兼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很多人职称得到晋升,而他对自己的学术职称却不提任何要求,不参评研究员。美国、日本等国数次邀请他作学术访问或出席学术会议,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厌恶投机钻营、追逐名利的行为,大家称赞他是淡泊名利、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

  牙含章同志胸怀坦荡,做人实在,对同志披心相付,对上不谄,对下不骄,心地光明,堂堂正正。他离休时交待完工作后,分别找一些同志倾心交谈,诚恳征求意见。这样一位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晚节、革命到底的拳拳之忱,令人感动。他临去世前留下了不发讣告、不写悼词和生平、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另制新衣、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到黄河中的文字遗嘱。他去世后,遵从他的遗嘱,我们将他的骨灰撒到内蒙古包头黄河中。当时我代表民族所陪同他夫人前往,在呼和浩特市接触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牙含章同志工作过的部门时,大家都十分怀念他,特别对他的高贵革命品质赞不绝口。我当时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热情发言,对他在“文革”时抵制“四人帮”,公开反对清查“内人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热情工作、克己奉公的高风亮节给予高度赞扬。

  牙含章同志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定的步伐走完了革命的征途,留下了永存的学术精华,以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令人难忘的句号。他的优秀品格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反腐倡廉,贯彻落实“三严三实”精神是很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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